“十五年前，我是个←……我幻想着无论是学校公司还是大街小巷都应该贴满画像，这样有了画像的眼神激励，大家学习工作才会一丝不苟，在画像之下工作偷懒是该死的。”
“当时我幻想着能够给他一座心灵控制塔，或者进行人格移植，把他的人格移植到所有中国人的身上，如此一来乌托邦瞬间可建成。”
“以为这玩意（红宝书）是什么装备，放在身上就能加属性。”
“之前和一个土耳其教徒聊天……他说他们在建造教堂，为神工作应该不求回报……如果把教堂改成……把信徒换成无产阶级，那么乌托邦不是可行了吗？”
请注意这些措辞，“教堂”“心灵控制塔”、“人格移植”、“装备加属性”。这些思想属于典型的唯心史观。
他当年所谓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现实和理论的理解上，也不是建立在对街机客观规律的分析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对绝对权威和机械秩序的渴望上。他把葛铭导师当成神，把理论书籍当成了符咒。当现实中的复杂性打破了他这种幼稚的机械乌托邦幻想（比如后续会讲到的他提到的乌有之乡正道农场的失败案例）后，他立刻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既然神没有显灵，既然符咒没有加属性，那么这一切肯定都是骗局。在他眼里，摄辉主义不是生产关系的变格，不是无产街机的自我街坊，而是一种类似宗教的献祭。

“他们的反驳方式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审判是不会有错的……雪亮在哪？真要雪亮舆论怎么会被轻易引导？群众真正强大的只有力量。”
“不能谁弱谁就有理，要按照法律来处理……检察院和律师要互相制衡。”
“在那个世界观里，一旦自己真的被严刑拷打，该如何保护自己？我能想到的方法是随身携带红宝书和画像……”
这里他谈论到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和对程序正义的无限迷信
在这里，他将法治抽象化、绝对化，完全剥离了法律的阶级属性。但法律又不能不是同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种渴望某种超街机的程序正义来保护个体，这就不得不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于失序的恐惧。

“科学工作者……防御力：5星（有杨老等海外人士罩着的）”
“个体户……防御力：4星（会操作的）”
“洋人……那基本上是无敌了……攻击力：5星，防御力：4星”
而在他编写的那个所谓的求生指南帖子中，把历史严肃的街机博弈戏谑化为RPG游戏里的攻防数值，这种解构主义，只能说明他没有分析历史结构的能力，只能用一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来防御现实的焦虑。
在他眼里，历史变成了一场毫无逻辑的大逃鲨游戏，或者是一场充满Bug（他多次提到卡Bug）的混乱程序。
在他看来，群众就是一群可能会随时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的包民，只有精英制定的法律条文和洋人的外交豁免权（他在评级中给洋人防御力打了高分）才能救他。这里也就无可辩驳的体现了他脱离群众、畏惧群众的精英主义潜意识。
他不再关注那个时代运动的目的（虽然那个目的是被扭曲的），只关注手段和生存技巧。这里不能太责怪他，这里只能反映了现代原子化社会中，个人面对庞大社会机器时的无力感。他认为原则是没有用的，只有像玩游戏一样“卡Bug”、“找攻略”、“抱大腿”（比如找海外关系）才能生存。
我注意到他给“洋人”和“有海外关系的华侨”打了极高的防御分，认为科学家只有靠“海外人士罩着”才安全。这又说明他内心深处的买办倾向，而在上述提到的帖子来看，在他潜意识里，本土的秩序是野蛮且不可控的，只有连着西方滋崩主义世界的“洋大人”才是文明的庇护所。他嘲讽当年的排外，却又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夸大洋人的特权，来表达对西方秩序的向往。

“知乎上的←真可怕，号召大家借贷款不还……银行敢来讨要，就扣上和人民群众对着干的帽子……”
“幸亏袁老去世得早，不然的话现在估计就被←扣帽子了”
这里其实他比较敏锐地捕捉到了当前网络舆论中一种恶劣倾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严厉批判过流氓无产阶级。这是一群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没有阶级意识、容易被收买、具有破坏性但无建设性的社会渣滓（如流浪汉、骗子、赖账者）。艾进所描述的借钱不还还要扣正直帽子的人，正是现代网络版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披着“←”的皮，喊着反资本的口号，实质上是在进行反社会的破坏活动，以此逃避债务责任。
他把这帮流氓无产阶级的恶行，等同于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他因为厌恶这帮赖账的流氓，进而厌恶整个←翼思想，这是犯了我所说的，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错误。他没有能力区分葛铭的无产阶级和反动的流氓无产阶级。

“当年他们把司马南艾跃进当神像供着……和他们讲道理就会被扣帽子。所以要先发制人给他们扣帽子，然后就可以坐等他们讲道理了。”
“有人反对我，证明我做对了；有人支持我，证明我做对了。”
对于艾进来说，互联网讨论已经完全变为情绪的发泄和话语权的争夺。
他其实不在乎什么是对的，他只在乎赢。他使用的手段（先扣帽子）正是他当年所反对的手段。这也说明他虽然肉体上脱离了那个极←的圈子，但他的思维方式依然停留在那里——只讲立场，不讲逻辑；只求压倒，不求真理。 他变成了他曾经讨厌的人，只不过换了一面旗帜。

“平心而论，按照中国的️标准，凯恩斯于东来他们还真是←”
“虽然于东来支持胡适，支持自由市场。但是只要是进步的，按照中国标准就是←”
“一开始我看他们把安人（安那其主义者）和小胡子（法西斯）都归为→，我是震惊的，安人和小胡子是截然相反的……”
这里他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于文化审美的标准在划分左右，而不是基于生产关系。他认为“进步就是左”，显然是一种庸俗的自由派话术。凯恩斯主义是资产街机为了挽救滋崩主义危机而进行的郭嘉垄断滋崩主义改良，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具有调节作用，但绝不是摄辉主义（左）。他把“福利主义”等同于“左”，说明他根本不懂剩余价值理论。
他为什么震惊于小胡子（法西斯）和安人（无政府主义）都被归为右？因为他只看表象。
法西斯是大资产阶级在面对危机时，利用小自产街机的狂热建立的公开独裁，其经济基础依然是极右垄断滋崩主义。
安那其（无政府主义）往往代表了小自产街机对国家机器的狂躁反抗，虽然口号激进，但本质上反对无产街机专政和组织纪律，最终往往沦为自产街机自由化的帮凶。
在维护私有制或者反对物产街机专政这个根本点上，他们殊途同归。艾进看不懂这个本质，只看到了形式上的集权与分权，所以才会感到震惊。

“韩德强招募的都是对乌托邦充满幻想的有志青年……前期是没有工资的……后期每个月给青年补贴几百块钱。”
“正道农场售出的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也就是比资本家的价格还高。”
“内部个人崇拜严重，有人鼓动他们离婚……（这种手段我在传销公司里见过）”
这一段他骂得很对，但他只骂到了皮毛（骂它是传销、是骗局），没有指出其正直经济学上的范董本质。韩德强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封建家长制与滋崩主义商品经济的怪胎。他利用青年对滋崩主义异化的不满，建立了一种类似中世纪行会或封建宗法的师徒关系（家长制）。让劳动者不拿工资、奉献，实质上是超经济搏学，是比滋崩主义雇佣劳动更落后的奴隶制。
进虽然看穿了这是个坑，但他把这种打红反旗的封建复皮行为，错误地归结为←派社会实验的必然失败。用一个赝品的失败，来否定真理的存在。
“我幻想着科学家能够发明心灵控制塔或者是人格复制技术，把他的人格复制黏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或者把他的意识上传然后控制所有人。”
“这样有了画像的眼神激励，大家学习工作才会一丝不苟……”
吧u艾进没有想过，这种思维不怎么新鲜，它叫技术法西斯主义。艾进的这个幻想，追求的是把人变成机器的零件。他潜意识里认为“人”是不可靠的、懒惰的、需要被鞭策的，只有通过技术手段剥夺人的自由意志，才能实现他心中的乌托邦。这说明，无论他现在的立场是支持自由市场，还是过去支持极端管制，他的思维内核始终是精英主义的——即大多数人是愚昧的，必须由一个外在的、绝对的力量（无论是神、领袖、科技还是法律）来管束。

“只有人证，没有物证，不能定罪……不可对嫌疑人严刑拷打……以上全是→派言论。”
“我能想到的方法是随身携带红宝书和画像……”
马主义从不否认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但马主义更看重法的街机性。
艾进的问题在于，他把资产阶级法律中的形式正义（如无罪推定、证据链）神圣化了，产生了法权拜物教。
他认为只要有了这些条文，人就是安全的。但他忘记了，在真正的街机激化时期，或者是滋崩主义国家面临危机时（如麦卡锡主义时期的美国），这些法律条文往往会被同治街机解释得面目全非。他试图用一纸空文（法律书）来对抗社会的动荡，这和他嘲笑当年有人试图用红宝书来护身，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要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必须深入到他自述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中去。
他的阶级记忆是分裂的，这种分裂导致了他价值观的撕裂。
“我外公外婆当时是城市里的工人，非常怀念那个时候，那时候上班摸鱼，混吃混喝。但是gk之后他们的好日子就没了，农民和他们抢饭碗来了，他们仇视gk……我爷爷奶奶是当年的农民……我爷爷奶奶非常支持gk，说不然他们一辈子都进不了城。”
“我太爷爷，我外公外婆都是瞧不起农民，知识分子的，认为老师什么的就是臭老九……工人就是最高贵的。”
应该说，即使是在奢汇主义建设时期，工农剪刀差也是客观存在的，城市工人街机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农民拥有更好的福利保障。而在他的叙述中，这种保障被指为混吃混喝的特权（当然，这的确也是部分落后工人的真实写照，即列宁所警惕的工人贵族倾向）。
他的外公外婆代表了旧体质下既得利益受损的饱受派，而他的爷爷奶奶则代表了通过自由劳动力流动获得街机跃升的农民。他夹在中间，既厌恶外公外婆那种“懒汉式”的傲慢（他将其等同于←派），又认同爷爷奶奶通过市场化获得的改善。因此，他的潜意识里形成了一个公式：左派=特权懒汉+封闭落后；右派/市场=勤劳致富+开放自由。这种基于个人家庭微观经济体验得出的结论，是朴素的，但因为缺乏宏观视野，却又走向极端。
此外，他个人的社会实践经历更加剧了他的这种认知偏差。
“后来又由于社会经验不足，我误打误撞进了传销公司，发现他们和←人宣传的是真的很像。大老板是看不见的……员工是没有工资的，因为要奉献。”
“韩德强招募的都是对乌托邦充满幻想的有志青年……正道农场售出的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事后韩德强自己的说法是他卖的是纯天然。”
这是对他打击最大的自述。这段自述中，他遭遇了滋崩主义社会中最恶劣的形态之一——打着集体主义旗号的商业诈骗（传销）和封建式家长制管理。他把在传销组织和某些打着←翼旗号的各种怪胎（如正道农场）里受到的压迫，错误地归咎于集体主义本身，而不是归咎于私有制下人身依附关系的复辟。
他没有看透，无论是传销头目还是某些←圈大佬，其本质都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滋崩家或封建把头。因为被伪集体伤害过，所以对应激性地拥抱彻底的个人主义，甚至到了支持加速主义（如号召集体借贷不还）的地步，试图用一种破坏性的手段来嘲弄他所认为的那个虚伪的社会。
综上所述，首先明确一点，他从未真正信奉过马克思主义。他自述的“←派”经历，实际上是一种含有封建的zz神权崇拜。“再三复活的艾进”并非什么深不可测的老资历理论家，他是时代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动荡的产物。
先是因为对现实不满，寄希望于一种神学化的“←派幻象”来拯救世界；当这种幻象破灭，且个人利益（如在传销、求职中）受损后，他迅速滑向了另一端，变成了极端的自由主义信徒和历史虚无主义者。
他眼中的←派，不是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奢汇主义者，而是他外公外婆那样混吃混喝的旧官僚主义工人，或是正道农场里那个剥削学生的虚伪导师。他反驳的永远是他认为的科社，因此，他长期的控诉，可以说始终没什么力量。
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他是一个值得同情但也应该批评的典型，因为无法掌握科学的辩证法，他在历史的动荡发展中迷失了方向。

再补充一些，搜集得很多，不写完可惜了。
“个体户……这个可以卡bug的……一个老人说当时他在店里摆满了画像，小将碰都不敢碰一下，直接和小将魔法对轰。不会卡bug的就完了。”
“只要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别上像章呢……那无敌了。”
“我在小学时第一次看见卖珍珠奶茶的……被我爷爷训斥，说现在有白粥萝卜干怎么还不满足。”
“那时候我吃肉时骨头剩下一点肉渣都会被训斥，说不知足。我外公外婆则是非常惯着我。所以我支持我外公外婆的看法。”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抽象的葛明理想远没有一杯具体的珍珠奶茶有说服力。当爷爷用苦难教育来压制他的消费欲望时，共掺主义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就与匮乏、禁欲和被训斥划上了等号。外公外婆（虽然也是旧工人街机，但可能经济条件稍好或更溺爱）满足了他的消费欲。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他的潜意识里，就与珍珠奶茶、肉和宠爱划上了等号。
他成年后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是在为童年的那杯没喝到的奶茶复仇。他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匮乏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国际封锁造成的，他把这一切简单地归罪于那个主义。基于生理欲望满足与否来决定政治立场，是很不成熟的小市民逻辑。

“被当时的文章蚌住了，胡亥赵高是儒家的，项羽也是儒家的……刘备是封建余孽，曹操是进步势力……”
“历史学者回忆当时他们被强迫写违心的文章……”
那个时代的历史研究确实存在影射史学”的问题，生搬硬套阶级斗争。但错误在于，因为反对这种生搬硬套，进而否定了用街机分析法研究历史的合理性。一方面他同情学者被强迫写文章，另一方面又给他们打分“防御力：0星（耿直的），3星（苟延残喘的）”。这说明他看不起那些为了真理（或者即使是他认为的谬误）而牺牲的人，他更认可那些懂得“苟延残喘”的识时务者。

lz继续更新，我要继续看你屁兜

“校园霸凌……打老师什么的估计是每个学生的梦想”
“不是你折磨我，而是我折磨你”
“谁弱谁就有理（反讽）”
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或者失去秩序的社会运动中），人对人就是狼。认为学生的本性就是想打老师，人的本性就是想互相折磨。之所以现在反对“左”，是因为他觉得“左”会释放出人性中这些恶魔。他之所以现在支持法治和程序，不是因为他相信正义，而是因为他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关押野兽的笼子。

大字报，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