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炮台，别名圣保禄炮台、中央炮台、大三巴炮台等，位于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花王堂区澳门博物馆前地112号。大炮台建于明末，是当时澳门防御系统中心。2005 年7月15日，大炮台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红毛”是明人对荷兰人的俗称，这段文字指出，这种西洋大炮原为荷兰人擅长的武器，他们曾企图凭借其巨大的威力夺取澳门。“澳人”（寓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和在澳中国工匠）仿制了这种火炮，其制造工艺较荷兰所制更为精良，发射时以铳尺测算射程，以测远镜（早期望远镜）观察目标，几乎弹无虚发，用它击溃了荷兰进攻。所以在辽东宁远城头的11门西洋大炮背后，也印证了一条隐秘的军事供给线。其来处正是数千里外的南方海滨——澳门。这座独特小城，是如何成为明末最尖端火器的供应地？其背后的故事，正是中西文明在明末战争阴云下进行的一次关键对话。
巧合的是，在宁远之战爆发的天启六年（1626），澳门完成了一项与红夷大炮相关的大工程——圣保禄炮台。这奇妙的南北联动甚至延续到了当代。如今，在辽宁兴城（宁远古城）仍能一睹保存状态很好的明代古城墙风貌，而南下澳门则能与拥有400年历史的大炮台近距离接触。

澳门大炮台的别名还有圣保禄炮台、中央炮台、大三巴炮台，位置很容易找到，就在澳门博物馆前地1112号。从高处俯瞰，能清楚看见大炮台雄踞于澳门半岛中部的一座山头，呈不规则四边形，四角外凸，每个角都有一个向外突出的尖角炮垒，形成极具防御功能的棱堡格局，具有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军事要塞的特征。大炮台占地约8000平方米，炮台东北、西南及东南三面墙体，均构筑在宽达3.7米的花岗岩基座上，沉稳坚固。墙体下部由石块垒砌，上部则以夯土筑成，再以掺有蚝壳粉的灰泥精心批荡，墙体从底部向上逐渐内收。防御工事的墙顶建设有高约2米的子墙，呈雉堞形态，昔日最多可以架设32门重型火炮，严密控遏四周海陆形势。此外，东南角两翼还特意增建了碉堡，进一步强化了防卫能力。
炮台的正门开于东南墙，入门后可见数间简朴的军事用房。沿一条短促的弯曲坡道上行，即可抵达顶层的宽阔平台。自17世纪炮台建成以来，这些平台以及它们下层空间密布各类军事设施：西侧棱堡内设有弹药库，另有保障水源的储水池等。根据文献记载，早期的炮台入口处曾用作火药库，而平台中央曾矗立一座三层塔楼，每层皆配备火炮。塔楼旁曾设有四排营房，供澳督与官兵驻守。可惜这些工事今已不存，只能从现有山势走向来推断其原风貌。很明显，炮台作为澳门防御体系的绝对核心，不仅要架设当时最为先进的火器来御敌，还有其他辅助设施来储存极为充足的军需储备，以便战争时期能够支撑持久的围城战。

天启二年（1622），已经在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站稳脚跟的荷兰人以此为基地，对葡萄牙势力展开全面进攻。当年6月21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支由8艘战舰组成的远征舰队，在司令官雷约兹（Kornelis Reyerszoon）率领下抵达澳门附近水域。
6月23日，荷兰舰队确定了作战计划：主力从南面海上进行佯攻，同时派遣数百名士兵在东面海滩登陆。该处无城墙工事防御，便于人数占优的进攻方展开阵型。当天，三艘荷兰战舰对澳门南部的圣方济各炮台发起首轮炮击。24日上午，澳门防御中枢大炮台第一次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一颗炮弹正中荷军旗舰“加利亚”号，把战船打出个大洞，致其被迫撤退。
6月25日，荷兰舰队司令雷约兹宣布与澳门方面停战，此役也成为东印度公司染指亚洲以来，遭遇的最大规模挫败。

防御工事在澳门之战期间发挥的作用，对战局扭转起到决定性作用。面对拥有绝对优势的荷兰军队，大炮台以先进西洋火炮先后击中敌军旗舰和火药库，导致对方军心崩溃；此外，荷兰军没有迅速攻克澳门守军的核心防御地区，还取决于另一个“功臣”——澳门城墙。
澳门城墙修筑过程非常曲折。据清光绪年间的《香山县志》载：
“澳城之建，年月无确证，诸书所载，大率在嘉靖时。”
长久以来，对澳门城墙修筑的时间都没有确切定论。葡萄牙籍学者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记载，筑城最早历史可追溯隆庆二年（1568）到隆庆三年，此时距离嘉靖三十九年（1560）居澳葡人选出地方首领、法官和4名商人代表，形成管理居澳葡人内部事务的管理机构已过去约8年时间，葡人遂考虑在澳门修筑防御工事，开始在紧靠西望洋山的烧灰炉附近修建城墙。这个时期的修筑主要以南段城墙为主，围绕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后的定居地而建。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葡萄牙人又在大三巴以北地区修筑城墙，但在同一年，《明实录》出现了“澳夷私筑城垣，官兵诘问”的记载。
明廷维持名义上的行政裁量与海防管控，葡人在澳门获得的是居住与贸易空间，其设防与筑城长期处在明朝禁令、默许与现实威胁之间的拉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广东举人卢廷龙甚至上疏要求驱逐澳门葡萄牙人，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指出葡人“擅立城垣，聚集海外杂沓居住”。大明朝这位“房东”倒是没有下逐客令，但在其干涉下，第一批建起来的澳门城墙先后被拆除。然而此时随着荷兰与葡萄牙海上冲突的白热化，葡萄牙人担心荷兰迟早染指澳门，于是又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开始修筑大三巴炮台及附近城墙。至天启二年（1622），妈阁炮台、烧灰炉炮台、东望洋炮台、西望洋炮台等军事设施均已启动建设，连接炮台的城墙也在这一时期加快修建。

1626年4月，两广总督何士晋再度对葡人“私筑”城墙之事进行问责，在明朝干预下，澳门北部城墙包括大三巴炮台在内全部拆除，但出于对保卫澳门海防的考虑，明朝同意保留东南海滨一带的城墙。崇祯五年（1632），葡萄牙人以抵御外敌（荷兰人）入侵为由，重建澳门北部城墙及炮台，整个澳门除西部内港外，北、东、南三面均竖起城墙，并于各要塞建置了炮台，成为一个军事设防严密的城堡。
随着时间推移，当年屡建屡拆的城墙多已不存，不过如今在澳门圣安多尼堂区圣方济各斜巷与大三巴右街交叉口，邻近哪吒庙位置，还能见到一段留存的旧城墙遗址。现存遗址为夯土结构，由泥沙、细石、稻草混合蚝壳粉逐层压实而成，墙体残存部分长18.5米，高5.6米，宽1.08米，墙面开有砖券洞。2005年7月15日，旧城墙遗址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将视线再回到明末，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明朝的有识之士很快发现澳门可以作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通过葡萄牙人带来的西方火器技术来发展自身武备。

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对武备革新的迫切，也与当时明朝内忧外患的形势有关。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在萨尔浒一役几乎全军覆没，震动朝野。战后，徐光启检讨和总结惨败的原因，认为要想扭转辽东败局，必须进行武备革新，而“克敌制胜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遂上疏“设险国、建敌台、造大铳”，呼吁购买西方火器。随后李之藻也捐资为朝廷购买西洋大炮，当时葡萄牙人正在澳门修建大炮台，这里便成了最合适的考察和购炮地点。
泰昌元年（1620），李之藻派遣门人张涛前往澳门购买了4门大口径的红夷大炮，据说是“在（澳门）海岸中一艘破船中发现的”。当年10月，大炮转运到广州，后历经艰辛，于天启元年（1621）运抵北京并进行试射。果然，大炮一响，让满朝文武大开眼界，皆认为红夷大炮之威力远远超过原有佛郎机以及其他旧式火炮，继而促使明廷派人再赴澳门，向葡萄牙当局购炮并聘请炮师。据《明实录》载，当年共聘请独命峨等“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赴京听用”。
天启三年（1623），明朝购进22门红夷大炮，同时带来23名葡萄牙籍的炮师和1名翻译。不久后，明朝又通过其他方式又购得红夷大炮4门，加起来一共30门大炮。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力推的引进西洋先进火器的工作得以初步实现。这30门红夷大炮中，有1门于天启三年的试射中发生爆炸而毁，剩下的有11门被调往山海关听用，18门留在北京。天启五年（1625）九月，明军柳河战败后，新任辽东经略高第下令撤锦州、右屯等关外军民入关，尽弃关外诸城。袁崇焕上书力谏，反对弃城，最终仅宁远城得以保全。袁崇焕既决定死守宁远，此前在山海关的11门红夷大炮也被运抵宁远前线，投入实战。

时间来到本文开篇的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对明朝发起进攻并迅速渡过辽河。正月十八日，袁崇焕听闻后马上进行战前动员，随后进行军事部署，其中一项重要决策就是将11门红夷大炮搬运到城墙之上，分置于城墙四面。当时的明军将士里，管炮官彭簮古和袁崇焕的家丁罗立对西洋大炮的操作比较熟悉，袁崇焕令彭簮古负责指挥东、北方向；罗立负责指挥西、南两面，四面火炮彼此相互援应。
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兵临城下。袁崇焕与众将商议，认为一旦让后金军逼近城下宁远就会很危险，应该使用新引进的西洋大炮先发制人。熟习西洋炮施放方法的罗立奉命到城北，以红夷大炮向后金军营率先开炮，后金部队猝不及防，当场被炸死炸伤数十人，更重要的是这几炮让努尔哈赤被迫将大营迁往城西，并改变原计划，随后决定集中兵力进攻防守薄弱的宁远西南角。
二十四日傍晚，后金军已进入红夷大炮射程之内，随着袁崇焕一声令下，城上大炮频发，震天动地。努尔哈赤令披挂两重环铠的重骑兵由两翼突袭，弓兵、轻骑兵则向城上射箭，一时箭镞如雨。可这次遇到的火器不同以往，当红夷大炮打响之时，后金军才发现重铠根本无法抵挡这种“怪物”，宁远城头上铳炮声不绝于耳，“循环飞击”。炮火所中之处，后金军人仰马翻，顿时尸积如山。

此后数日战斗中，努尔哈赤又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每次后金部队进入红夷大炮射程，都会遭到猛烈轰击，既无法攻破城墙防御，也无法对明军的有生力量进行杀伤，最终放弃攻城。在袁崇焕的调度下，这些来自澳门的西洋火炮，第一次投入实战，就在辽东战场打出了闻名天下的宁远大捷。

没毛病，参考徐光启就好了，他可不止一次的说火器一定要洋人造的才合用，大明产的全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