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叫“潇湘烟雨”,装潢刻意营造着南方意象:竹编灯笼晕开暖黄的光,仿古木桌泛着深色漆光,墙上挂着蓑衣与斗笠。张明渊显然是熟客,服务员领我们径直走向一个安静的靠窗位。
“老板是我老乡,湖南人。”他把菜单推过来,语气随意,“你点,看看地不地道。”
我依着记忆里的外婆家的味道,点了小炒黄牛肉、仔姜炒牛蛙和一道清炒时蔬。张明渊加了一份金钱蛋和两瓶冰镇豆奶:“年轻人多吃点,你看你瘦的。”
等菜的间隙,他聊起他的公司,语气像聊家常:“主要做些文化项目的策划和投资。前年投过一个非遗刺绣工坊,想着传承手艺,结果亏了——东西是好,但市场太小。去年换了个思路,把刺绣元素融到现代饰品和服装上,反而活下来了。”
“那记忆……会不会变味?”我问得犹豫。
“变味总比彻底消失强。”张明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这个姿态让他显得专注而不带压迫感,“小林——能这么叫你吧?搞文化这行,最怕的就是‘端着’。一边说要保护,一边嫌商业俗气。可情怀不能当饭吃,没有可持续的收益,什么都留不住。”
他的话直接,甚至有些锋利,刺破了我某些朦胧的预设。我一时语塞。
菜上来了。小炒黄牛肉铺满红彤彤的辣椒,香气热辣地扑上来。张明渊先给我夹了一筷子:“尝尝,看跟你们家乡的比怎么样。”
我吃了一口。辣味够劲,香气也足,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也许是油温那瞬间的“镬气”,也许是辣椒品种带来的复合香气,又或许是家里那口老铁锅经年累月养出的、无法复制的底蕴。但我还是说:“挺好吃的。”
“你这话客气了。”张明渊自己尝了一口,笑了,眼角皱起细纹,“差远了。辣椒的香和辣都不够透。但在北京,能做成这样,算良心了。”
他吃得很实在,额头上很快沁出细汗,随手用纸巾擦掉,觉得辣便仰头灌下半瓶豆奶。这种不矫饰的随意,莫名消解了他身上那层商人的壳,露出某种可亲近的质地。
“您常来这儿?”
“常来。老板人实在,东西也实在。”他放下筷子,语气认真了些,“做生意和做文化,道理有时候相通。你可以包装,可以创新,但底子不能假。就像这盘牛肉,它可能不是最地道的,但厨师是认真炒的,料是正经从产地运的——这就有了最基本的诚意。”
我慢慢吃着,听他讲这些年经手的项目:山西古村落的活化尝试、江南古镇的商业化困局、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体验式改造。他谈起成功时不夸大,说起失败也不避讳,盈亏得失都摆在明面上,有种经历风雨后的透彻。
“最难受的是前年,在贵州一个侗寨。”他放下豆奶,神色沉静下来,“我们想帮着做旅游开发,结果寨子里分了两派,一派骂我们破坏祖宗规矩,一派指望我们带他们挣钱。吵了大半年,项目黄了。我赔了笔钱是小事,关键是……去年听说,寨里最后几个年轻人也出去打工了,老木楼垮了好几栋,没人修。”
他望向窗外渐浓的夜色,声音低了些:“所以我现在觉得,最好的保护,是让守着那些老东西的人,能体面地活下去。活都活不好,拿什么去守?”
这话让我心头一紧。忽然想起家乡,想起爷爷,想起老家山村里那些越来越寂静的黄昏。
“那……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平衡点?”
“没有公式。”他摇头,转回目光看我,“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得沉下去看,坐下来听,跟当地人好好聊。而且——”他顿了顿,眼神里有种清晰的期待,“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既懂得老东西的好,又愿意去想,怎么让这份好,在新日子里也能继续呼吸。”
那顿饭吃了近两小时。结账时他按住我拿钱包的手:“我邀的你,当然我请。等你以后赚钱了,再请回来。”
走出餐馆,秋夜的凉意一下子浸上来。他拉上夹克拉链:“送你回宿舍吧,顺路。”
我们沿着栽满银杏的校园西路慢慢走。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落叶在脚下发出干燥轻柔的碎响。张明渊说起他的年轻时——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读经济,却总蹭历史系的课。
“那时候穷,就一辆破自行车,蹬着满北京转,钻胡同,看老房子,跟晒太阳的老人搭话。”他的声音在夜色里显得温和,甚至有些怀念,“后来下海,折腾了些年,钱是赚了点,心里却好像空了一块。直到有次回母校,发现以前常溜达的那片胡同全没了,变成了商场……那感觉,像丢了什么东西。”
他在一盏路灯下停住脚步,看向我,目光坦然:“所以现在做这些,也算……给自己,给记忆,一个交代。”
到了知行楼楼下,我站定:“谢谢您,张总。”
“叫张叔就行,或者老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度适中,“今天聊得挺痛快。留个电话?以后有相关的讲座或活动,方便叫你。”
互存了号码,他却没马上走,而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皮质封面的小笔记本,利落地撕下一页,写下一串书名递给我:“这几本书你可以翻翻,讲文化遗产和社区发展的,比较实在,不空谈。”
纸张递过来时,我们的指尖短暂相触。他的手温暖,干燥,有着长期书写形成的、不易察觉的薄茧。
“走了,早点休息。”他转身步入夜色,步伐稳而快,背影很快融进路灯照不到的暗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