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写作哲学著作，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激发起严肃的思想，而不是拿出一本正经的答案来回答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更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不是斯宾诺莎、康德或黑枠尔。他没有构造形式上的体系，因为他认为，要构造体系就得假设我们已经有一些自明的真理，然后才能在其之上构造体系。他认为，构造体系是不诚实的行为，因为诚实的思想正是要质疑那些被大多数体系倚为基础的自明真理。我们必须参与辩证的过程，在适当的时候要心甘情愿地公开反对自己以前所持的意见。大多数哲学体系构造者企图充当“解答宇宙之谜的人”，一次解决所有问题。尼采认为，哲学家应该少一点自命不凡，多关注人的价值问题，而不是抽象的体系。哲学家应该不受他所处文化的主流价值的束缚，以一种勇于尝试的态度，关注当下的人的问题。尼采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立场，因此人们很容易以互相矛盾的方式阐释他的观点。并且他主要是以格言警句而不是细致地分析来表达他对问题的看法，这给人一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感觉。尽管如此，尼采还是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相当清晰地从他的著作中显露出来。

当其他人在19世纪的欧洲看到权力与安全的象征的时候，尼采却以预言家的洞察力，看到现代人所信守的传统价值支撑即将倒塌。普鲁士军队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一大强国，而科学上的惊人进步愈加激起了乐观情绪。但是，尼采却大胆地预言，强权政治和血腥战争已经注定要发生。他感觉到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正在到来，其种子已经播下。他的预言并不是以德国军事力量或正在进一步发展的科学为根据，相反，他是这样受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的触动，即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经完全衰落，以致他可以自信地说“上帝已死”。

尽管尼采是一位无神论者，他仍然是带着复杂的心理来思考上帝之“死”的。一旦所有人都充分地认识到上帝之死的含义，随之而来的后果令他胆寒。他既考虑到宗教信仰的衰落，又看到对达尔文物种进化的无情思想的信仰方兴未艾。这两者结合起来让他看到了人与动物的基本差别的泯灭。如果这就是我们被要求信仰的东西，那么，当未来带给我们前所未见的巨大战争灾难时，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同时，上帝之死对于尼采而言，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一本质上否定生命的基督教伦理会被一种肯定生命的哲学所取代。“最后,”他说道,“海洋，我们的海洋，展开在我们面前，也许从来没有如此展开的海洋。”对上帝之死的虚无主义后果的矛盾心理，使尼采转向人类价值的中心问题。在为这个上帝已经不再是人类行为的目标和界限的时代寻找新的价值基础的过程中，尼采认为，美学最有希望替代宗教，成为新的价值基础。他认为，只有作为一种美学现象，人类存在和世界才能被永远证明是合理的。古希腊人从最初就发现了人类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他起初是从古希腊关于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观念中提取出他关于人性的基本洞见的。

百度连正经科普都要删吗……

尼采认为，美学价值产生于两个原则的融合，这两个原则分别由两个古希腊神祗——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代表。狄俄尼索斯象征动态的生命之流，它不受任何约束和阻碍，不顾一切限制。狄俄尼索斯的崇拜者会陷入迷狂，从而在更广大的生命海洋中失去自我的同一性。另一方面，阿波罗是秩序、节制和形式的象征。如果狄俄尼索斯的态度在某些类型的音乐中使放纵的激情得到了最好的表现，那么，阿波罗那种赋形的力量则在古希腊的雕塑中找到了它的最高表现。于是，狄俄尼索斯象征人性与生命的统一，个体性被吸纳进生命力量的更大实在。阿波罗则是“个性化的原则”——这种力量控制和约束着生命的动态过程，以便创造出有形的艺术作品或得到控制的人格特征。从另一个方面看，狄俄尼索斯代表灵魂中否定的和毁灭的黑暗力量，如果不受限制的话，它就会“荒淫残暴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浑如最凶残的野兽”。阿波罗则与此相反，它代表一种对这种强大生命能量的涌动加以调处的力量，它能驾驭毁灭性的力量，并把这些力量转化成有创造性的行动。

尼采把悲剧的诞生——即艺术的创造——看作是人的基本健康因素即阿波罗精神，对狄俄尼索斯精神的病态迷狂的挑战所作的应答。根据这种看法，没有狄俄尼索斯的刺激，就不会有艺术出现。同时，如果把狄俄尼索斯看作是人性中的唯一因素或主导因素，我们就很可能陷于绝望，最后逐渐对生命持否定态度。但是，在尼采看来，古希腊雕塑把狄俄尼索斯因素与阿波罗因素协调起来，体现了人性的最高成就。19世纪的文化否认狄俄尼索斯因素在生命中有其正当地位。然而在尼采看来，这只不过是推迟了生命力量不可避免的爆发而已，而生命力的表达是不可能永远被抑制的。要问是生命应该主宰知识还是知识应该主宰生命，就是在问这两者中哪一个是更高和更具决定性的力量。尼采认为，毫无疑问，生命是更高和更具决定性的力量，但是，原始的生命力最终是毁灭生命的。因此，尼采寄希望于古希腊的做法——融合狄俄尼索斯因素与阿波罗因素——人类生活通过这种途径而转变为美学现象。尼采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宗教信仰不能给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对人类命运的洞见，而古希腊的这一个方案，能够为现代文化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尼采认为，宗教信仰之所以再也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基督教伦理本质上的那种否定生命的消极性。

尼采反对那种认为有一个普遍的、绝对的每个人都同样要遵守的道德体系的观念。人是各种各样的，把道德设想为普遍的，就忽视了个体之间的基本差异。那种认为只有二种人类性质，它的趋向能够以一套规则来规定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每当我们设想一种普遍的道德规则的时候，我们总是试图不让我们的基本生命能量得到充分表达。在这方面，犹太教与基督教所犯的罪过是最严重的。他认为，犹太教与基督教伦理与我们的本性背道而驰，因此它们的反自然的道德让人性变得衰弱，只能产生一些“等而下之的”生命。
人类怎么会搞出这样一些不自然的伦理体系呢?尼采说，有“一种双重善恶标准的早期历史”，这一历史显示了两种主要道德类型的发展，即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在主人道德中,“善”总是意味着“高贵”,“有着高级的灵魂”。相反,“恶”则意味着“粗鄙”和“下等”。高贵的人把自己看作是价值的创造者和决定者。他们并不从自身之外寻求任何对他们行动的认可。他们自己对自己下判断。他们的道德是一种自我尊崇的道德。这些高贵人的行动是出自他们总是要充溢而出的权力感。他们帮助不幸的人，但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一种由权力丰溢而产生的冲动。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权力为荣，乐于经历严酷与困苦。他们也尊祟一切艰难困苦。与此相反，奴隶道德起源于社会的最低阶层:被虐待者、被压迫者、奴隶和那些把握不了自己的人。对奴隶而言，“善”代表所有那些
能够有助于减轻受害者痛苦的品质，诸如“同情、善意的援助之手、热心肠、耐心、勤奋、谦卑、友善”。尼采认为，奴隶道德本质上是功利性的道德，因为道德的善包括任何对那些虚弱无力的人有益的东西。在奴隶道德看来，引起畏惧的人是“恶”人，但是，在主人道德看来，实际上，“善”人正是能引起畏惧的人。

听不懂，有让小资的钱倒着流的威能吗？

奴隶报复的方式是把贵族的美德说成是恶。尼采强烈抗议西方主流道德，认为它抬高了“畜群”的平庸价值观,“畜群”“对于积聚大力而发的壮观冲动毫无所知，而这种冲动是高贵的东西，或许是一切事物的标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通过成功地使所有高贵的品质看似罪恶，并让所有羸弱的品质看似美德,“畜群精神”最终竟战胜了主人道德。主人道德对生命的积极肯定被弄得似乎是“恶的”，是人们应该对之有“负罪”感的东西。尼采说，事实是:
“那些仍然具有自然本性的人，那些十足可怕的名副其实的野蛮人，那些动掠者，仍然具有完整的意志力量和权力欲望，他们扑向那些更软弱、更讲道德、更爱和平的种族......一开始，高贵等级总是野蛮等级:他们的优越性首先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体力量，而是在于他们的心理力量——他们是完全的人。”
但是，由于心理力量遭到削弱，主人种族的权力已经被摧毁。为了不让自然的冲动施展其攻击力，羸弱种族精心建立了一道道心理防线。和平与平等之类的新的价值和新的理想，被伪装成“社会基本原则”而提了出来。尼采说，不难看出，这其实是表现了弱者想要削弱强者权力的愿望。弱者建立了一种消极性的心理态度来对付人类最自然的生活动力。尼采说，奴隶道德是“一种导致否定生命的意志，是一种导致解体与衰朽的原则”。但他继续说道，从心理学上对畜群的愤恨心理及他们对强者意志进行报复的欲望进行精密分析，能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必须“抵制一切多愁善感的虚弱:生命本质上就是对异已者和弱者的占用、伤害和征服，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压制、施暴和强迫....用最婉转的话讲，至少也是利用”。

剥削在尼采看来并不是人类固有的退化行为。相反,“它是生物本性中的一项根本机能”。剥削是“内在的权力意志的结果，权力意志正是生命意志一全部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权力意志是人类本性中支配环境的一个核心动力，它不仅仅是要活下去的意志，而是一种要强有力地肯定我们个体力量的冲动。正如尼采说的:“最强有力的和最高的生命意志并不在可怜的生存斗争中寻求其表达，而是在战争意志中寻求其表达。哪里有权力意志，哪里就有进行征服的意志!”
欧洲道德否认权力意志的核心作用，并且是以一种不诚实的方式来否认的。尼采把这归咎于基督教的奴隶道德。他写道:“我把基督教看作是古往今来一切谎言中最致命的和最能蛊惑人心的一也是最大的和最不虔诚的谎言。”让他惊骇的是，整个欧洲竞要服从于耶稣周围的一小撮可怜的社会渣滓的道德。他说，试想一下，“无足轻重的猥琐之徒的道德竟然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他把这看作是“文明所带来的最令人反感的堕落”。在《新约全书》中,“最没有资格的人....在书中对最重大的存在问题指手画脚”。这对尼采来讲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基督教要求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这与我们的本性相矛盾，因为我们的本性命令我们去恨我们的敌人。并且基督教否定道德的自然起源，因为它要求我们在爱任何事物之前首先要爱上帝。我们把上帝注人到我们的感情中，颠覆了要求肯定生命直接而自然的道德标准。我们把思想转向上帝，冲淡了我们最强大的活力。尼采承认，基督教的“精神的”人通过对受苦人提供安慰和鼓励，对欧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达到基督教博爱的代价是什么?尼采写道，代价是“欧洲人种的退化”。那时他们必然要颠倒所有的价值评价——这正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摧毁强者，破坏伟大的希望，怀疑对美的喜好，瓦解一切自主的、阳刚的、征服性的和威严的东西。于是，基督教成功地颠倒了“对现世的爱和现世的至上性，把它们转变为对现世和世俗事物的恨......”

尼采乐意虚弱的畜群有他们自己的道德，只要他们不把他们的道德强加给更高等的人类。具有巨大创造力的人为什么要降低到畜群的庸庸碌碌的层次呢?尼采讲超越“善恶”，他的意思是要超越他那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畜群道德。他构想了一个新时代，那时，真正完全的人将再次达到一个新的创造水平，从而成为一种更高类型的人——超人（Ubermensch)。这种新人并不拒绝道德，而只是拒绝消极的畜群道德。并且，尼采认为，以权力意志为基础的道德是唯一最诚实的道德，奴隶道德则小心翼翼地掩盖这种道德。尼采说，如果超人是“残忍的”，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实际上，几乎所有我们称为“更高级文化”的东西，仅仅是残忍性在精神上的强化。他说:“这就是我的论题，‘野兽’根本没有被杀死，它活着而且繁荣滋茂，只是改头换面了而已。”例如，古罗马人从刀光剑影的角斗中取乐，基督徒在十字架像上体验到狂喜，西班牙人兴高采烈地观赏鲜血淋滴的斗牛场面，法国工人迫不及待地渴望流血革命，这些都是残忍性的表现。
从主人道德的更高观点看，残忍一词不过是指基本的权力意志，它是力量的一种自然表现。人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而正是权力的多少决定和区别人所属的等级。因此像政治与社会平等这样的理相是无意义的。在事实上存在权力差别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平等的。平等只能意味着把每一个人都降低到畜群的平庸水平。尼采想要保持两种类型的人之间的自然差别，即在“代表向上的生命类型和代表堕落、衰败和虚弱的生命类型之间的差别。当然，一种较高级的文化总是需要平庸的畜群，但这只是使超人的出现和发展成为可能。如果要有超人，那他就必须超越低等人所信奉的善恶。

尼采认为传统的道德无疑正在走向死亡，那么他想以什么来取代传统的道德呢?他肯定性的建议不如他的批判性分析那么清楚。但是，从他对奴隶道德的拒绝中，我们可以推想出他的新价值的许多内容。如果奴隶道德产生于愤恨与复仇，那就必定会再次出现对所有价值的重估。尼采的重估并不是要创造一套新的道德价值表，而是向当前已被接受的那些价值宣战，就像苏格拉底那样“用解剖刀对时代的美德进行活体解剖”。由于传统道德是对原来的自然道德的一种颠倒，所以重估必须是以追求诚实和准确的名义拒绝传统道德。重估意味着，所有那些“更强烈的冲动仍然存在，但是，它们现在是在以虚假的名义出现在虚假的评价之下，还没有获得自觉”。没必要创立新的价值，只需要把价值再次颠倒过来。正如“基督教是一切对古代价值的重估”一样，现在，也必须弘扬我们原初的最深刻本性，拒斥今天的主流价值。因此，尼采的重估计划，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人类理想的批判性分析。他揭示，现代人称作“善”的根本就不是美德。他们的所谓真理是披上了伪装的自私和贏弱，他们的宗教是在精心创造一种心理武器，道德的侏儒凭着这一武器来驯服自然的巨人。一旦把这种伪装从现代道德上除掉，真实的价值就会显露出来。
归根到底，道德价值必须以我们真实的人类本性和环境为基础来建立。达尔文在描述物种的进化时强调外部环境，与达尔文不同，尼采关注个人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决定并制造出事件——这是“一种开发和利用环境的权力”。尼采的宏大假说认为，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情中，都是权力意志在寻求自我表达。他说:“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别无他物。”生命本身是多种力量，“是维持各种力量的各种过程的一种永久形式”。人的心理结构显示，我们对快乐和痛苦的关注反映了一种努力增强权力的趋向。痛苦刺激我们动用权力来克服障碍，而快乐则伴有一种权力增加的感觉。

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在超人的态度和行为中是表现得最清楚不过的了。我们已经看到，尼采拒绝平等的概念。他还表示，道德必须适合不同等级。即使在重估一切价值后，“平庸的畜群”也没有能力在思想上达到“自由精神”的高度。总之，不可能有“普遍的善”。尼采说，有伟大之人方能有伟大之事，“有非凡之人方能有非凡之事”。超人将是非凡的，但它是人类演化的下一阶段。历史并不是走向某种抽象的发达的“人性”，而是走向杰出人物的出现:超人就是历史的目标。但是，超人不会是机械的进化过程的产物。只有当较高级的人有勇气重估一切价值，自由地回应他们内在的权力意志时，历史的下一个阶段才会到来。人类需要被超越，而正是超人将代表身体、智力和情感力量发展和表现的最高水平。超人将是真正自由的人，对他而言，除了妨碍权力意志的行为要被禁止之外，没有任何禁忌。超人将体现对生命的自发肯定。
尼采并不认为他的超人将会是一个暴君。当然，在超人身上将会有很多狄俄尼索斯的成分。但是，这些激情会受到控制，动物本性与智力会由此得到协调，他或她的行为也就有了一定之规。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超人与极权主义的恶棍混为一谈。尼采想到的超人模型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歌德和“拥有基督灵魂的罗马恺撒”。在尼采的思想成熟后，他的理想人物必须达到狄俄尼索斯因素和阿波罗因素的和谐统一。起先，当他的思想受到瓦格纳和叔本华影响时，尼采批评苏格拉底导致西方思想错误地转向理性。后来，他对理性有了更多的肯定。但是，即使在最后，他仍然认为，理性必须用来为生命服务，决不能牺牲生命来换取知识。苏格拉底之所以在历史上那么重要，正是因为他把人们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他说，对生命的强烈渴望将会导致毁灭性的战争。光靠狄俄尼索斯因素自身，会导致悲观主义和毁灭。因此，有必要对人们的本能进行驾驭，而这就需要苏格拉底提供的这种影响力。尽管理性的阿波罗因素有彻底摧毁充满生机的生命之流的危险，但尼采仍然认为，没有某些理性指导来赋予形式的话，我们是无法生活的。苏格拉底在尼采那里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这位古代哲学家第一个看到了思想与生活之间的怡当关系。苏格拉底认识到，思想服务于生活，而以前的哲学家则认为，生活服务于思想和知识。于是，尼采的理想人格是:能控制其激情的充满激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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