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古今为政者，无不以兴农为重，广粮为大。
今之世为工商仕宦者皆不贫，惟事农者贫，农贫者为何？粮贱也。乡农三季所获，价不能等事工商者一月之收。农产贱而工造贵，宜乎百姓皆弃农而向佣工，鄙耕而荣商贾，是以乡野田荒，老弱荷锄。
农者，固百业之根本，工商仕宦及操各业者无不待农出而后作，农兴则万家饱，农凋则一国饥。今我国荷此养国之任、耕于田间而操农事者，非老弱即闭暗不通之村妇，识字有智者皆弃农不任，长此以往，国中农事凋敝，遇有外侮天灾，何能不危？
今我国虽数十年无歉收之忧，然亦须广储以备万一之祸，况近年晴雨失调，天灾屡现，仓廪损减，土产不丰，粮歉之征已现，此时若不劝民耕种，何以御灾年之饥？
丰年农不兴，灾年民有饥，其势古今一也。是以古之为政者出“平籴法”，丰年古之官府以平价买粮以解农之伤，灾年官府以平价卖粮以救民之饥，必使丰年粮不贱，灾年米不贵，丰年能护农，灾年能保民。
今我国连岁丰收，粮价至贱，为农者贫，为商者富，是以民皆弃农不事，若使民能因农而富，因耕得足，则何愁农事不兴，粮储不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