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于米歇尔 福科来说,乃是”力量的关系”；它不是任何个人或任何群体孤立的所有物,而是弥漫于社会的每个角落的一种普遍的结构性力量。因此,在某一方面为权力所控制的人们,也会在另一方面用种种抗拒和颠覆的方式来消解那控制他们的权力。
　　福科因此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对于权力的抵抗。比如在谈到权力对于个人的身体的压制以及使这种压制得以运行的针对身体的权力话语时,福科就曾指出：”权力,在使自己布满身体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已经遭到了迎面而来的相同的权力的阻击”（《规训与惩戒》）。
　　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当男性的权力机制赋予女性身体以重要性（用福科的话来说就是将女性的身体充分地”性感化”）时,也为女性打开了获取权力的潜能,使得女性可以利用衣着打扮等等本来用来”性感化”她们的身体的屈辱性话语体系来为她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就拿维多利亚时代风行的妇女 紧身胸衣来说,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那是一种专门用来”规训” （discipline）女性的身体从而把她们变成”驯服的”和工于献媚的”优雅的奴隶”的衣装,但另一些受到福科启发的学者则认为,这些妇女 并不是男权社会体制的被动的牺牲品或受虐狂,恰恰相反,她（他）们由此在社会和性上面获得了对于自身的肯定：***男人更多地利用了她们的性感而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有时可以达到排挤乃至压抑男性的地步。如果这种分析可以被接受,那我们也许就可以将这看作是福科所谓的”反面话语” （reverse discourse）的一则显例。
　　权力一旦被植入女性的身体--表现为 紧身胸衣对于 维多利亚时代英 国妇女的身体的”规训”--那么对于妇女来说,就存在着利用这种权力作为她们自己的晋身之阶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福科的”反面话语”理论,揭示了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的权力运作的真相：强者颁布的权力话语,也会被弱者”颠覆”；当这种”颠覆”活动取得成功之际,便产生了弱者的权力话语。
　　但是这里所说的”颠覆”,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构性的权力整体的消失,更常见的情形乃是从一种形式化为另一种形式,确切地说,是从一个叫做强者的主体转移到另一个叫做弱者的主体。比如紧身胸衣本是”规训”女人身体的屈辱之物,但被女人镶上花边,配好颜色之后,又变成她们蛊惑男人而往上爬的晋身之阶。先前拘束女人的衣着,现在却成了控制男人的手段--对那些处于弱势的男性而言,更是如此。
　　真是无独有偶,鲁迅也早就发现,古代社会加在女人身上的枷锁,到了现代社会,已经进化为耳环、手镯、脚镣了--这些都可以成为羁绊男人的绳索,虽然仍旧戴在女人身上（《准风月谈男人的进化》）。
　　所以权力并不总是强者的私产；强者从来都不孤立地行使权力,所谓权力的运作,往往倒是所谓的弱者相帮着乃至代替强者最后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