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尔·勒纳尔其他的小说都无足轻重，它们或是作者的生活片段，或是他的详细笔记汇编，其中记录了与他有过密切联系的人，很难说算得上是小说。
　　他极其缺乏创造力，让人奇怪他为什么要做个作家。由于没有创意，他没法儿让自己那些细致入微的观察成形，更不要说彰显某个事件的关键点了。
　　他收集事实，可小说不能只由事实堆砌，事实本身是死的，它的作用是阐发思想，说明问题，而作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有些事实可以进行调整，强调一些，放弃另一些。作家不仅可以这么做，并且必须这么做。

　　朱尔·勒纳尔自己有一套理论，他宣称自己写作的目标只是陈述，可以说就是给读者提供资料，让他们自己构建小说，而任何其他做法都是文学造假。
　　我对作家的理论总不太信任，那些理论从来都只不过是作家为自己的不足找来的理由。所以，若是哪个作家没本事编出合情合理的故事，他就会告诉你，对于小说家来说，讲故事的能力是众多才能中最不重要的；而如果他毫无幽默感，他就会哀叹正是幽默毁了小说。
　　若想让无情的事实焕发出生命的光辉，就需要赋予其情感，改变其本质。因此当朱尔·勒纳尔回忆起自己不幸的童年时，自怜和对母亲的恨，如毒液一般渗透记忆，这样，他才得以写出自己唯一一部出彩的小说。

　　在他笔下，那个时代的文学界一派野蛮景象。

　　英国作家会评价同行，他会告诉你这个人还不错，那个人不太行。但是他们虽喜欢前者却不至于狂热，虽瞧不起后者却不会贬低攻击他，而只是冷漠以对。谁要是大获成功，他们也不特别嫉妒；而如果这家伙明显是无功受禄的话，他们也只觉得好笑，不会勃然大怒。

　　他们也许和所有人一样虚荣自负，但只要有一小群朋友欣赏他们，就足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不友好的批评不怎么影响得到他们，而且他们也不会煞费苦心去博得书评家的欢心。他们宽以待人，互不相扰。

　　法国那边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那里文学生涯就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人与人之间互相开战，派系与派系间互相攻击。你必须时刻警惕，提防敌人布下的陷阱，而且说起来你都没法保证朋友不会从背后捅你一刀。
　　这是一场混战，而且就像某些角力比赛，允许不择手段。这样的生活充斥着辛酸、嫉妒和背叛，满是恶毒和仇恨。

　　原因之一是，和我们比起来，法国人对待文学更认真严肃，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不甚重要，对于他们来说却意义重大，他们时刻准备着就基本原则展开辩论，争论热烈激昂，不仅让我们大为惊愕，还让我们忍俊不禁，因为我们实在觉得把艺术这么当回事有些滑稽。
　　其次，在法国，文学总能卷进政治和宗教问题，于是一个作家会发现自己的书受到猛烈抨击，不是作品本身不好，而是因为他是新教徒、民族主义者、共产党员，等等，等等。

　　作家不只认为自己所写的书重要，亦能认识到别人写的书也重要，这很好。他们认为书籍的确是有意义的，认为它们的影响或于人有益，或害人匪浅；前者要捍卫，后者要抨击，至少作家们能这样想，这也很好。
　　一本书如果连作者自己都不把它当回事儿，也就成不了什么气候。

　　英国作家有时也会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书稿寄给同行，请他们指教。“指教”的意思是赞扬，哪个作家要是真对别人的书稿提出异议，那他可就太轻率了，他这样只会冒犯别人，他提出的批评也不会有人理睬。
　　尽管英国作家们有时确实也会请人“指教”，但像那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另一位小说家朗读他的新作，这种无聊到叫人痛苦的事儿，我可不信哪个英国作家能够忍受得了。

　　有许多雄心勃勃的作家，却没有多少奖项，没有太多空缺学会席位。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了获奖中选，作家们会忍受多少心酸，做出多少交易，参与多少密谋。
　　不过，法国当然也有些作家对金钱不屑一顾，对荣誉嗤之以鼻；而由于法国人慷慨宽厚，这些作家便获得了一致的绝对尊敬。
　　有些作家，若是按合理标准来看，明显无足轻重，却享有盛誉，特别受年轻人推崇，叫外国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可惜呀，才华和创意并不总伴随高尚品格。

　　他恶毒、冷漠、自私、狭隘、善妒，而且忘恩负义，他唯一可取的一点是对妻子用情至深。整部日记里，勒纳尔只有提到她的时候才总是语气可亲。
　　他动不动就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虚荣心重得骇人。他毫不仁慈亲善。对于不理解的东西，他愤怒地蔑视以对，从没想过不懂它们也许是自己的错。
　　他可憎，不行善举，也没有什么善念。

　　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有一本笔记，但又得注意不要去参考它。

　　看到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你就会把它记录下来；原本你心中意识流延绵不断，阻塞了脑海，这个记录过程就能让你把这个事物分离出来，或许还能让你牢牢地记住它。

　　当你知道自己要记下一个东西的时候，便会格外专注地观察它。在这过程中，头脑中逐渐出现词句，这些词句会让它在现实中拥有自己的位置。
　　使用笔记的危害在于，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对它产生依赖，从而丧失了自我写作时的自然流畅。想要能有这样的酣畅，就要放手让自己的潜意识充分去运作，这个过程一般有个比较浮夸的名字，叫灵光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