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说到了东北地区“少有地震”的奥秘，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聊一聊东北地区的“疫情”：
东北地区“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理论上可以杀灭各种致病菌毒。但发源和波及于东北地区的许多重大传染病疫情告诉我们：“寒冷杀不死病毒”。因为低温只能让病毒和细菌进入休眠、活性降低或繁殖变慢的状态，一些病毒在低温下甚至能“更稳定”、存活时间更长，比如“流感病毒”甚至在-20℃甚至更低温度下都能长期存活。真正能杀灭各种致病菌毒的，是“50℃以上的高温”。
有人在网络上发表了意见，称：“许多疫情都发源于南方，比如非典、新冠等”。的确，2003年那场震惊世界的“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起源于南方省份——广东（省），在不到一年内即有8000余人感染，900多人死亡。2020年“新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也是在地处南方的湖北省武汉市一带爆发。只不过，它真正的发源地，其实是较为寒冷的美国东北部（特别是波士顿、德特里克堡一带），而不是武汉。有人将“新冠病毒”与“东北侵华日军731部队”建立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产生关联（认为是“实验室泄露”），实则纯属“娱乐”。炎热、潮湿的气候，确实能成为许多细菌、病毒赖以生息的“温床”。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地区寒冷、干燥的气候，同样也诞生出许多“影响全球”的“疫情大爆发”。
仅在东北地区，就出现过天花、流感、流脑、鼠疫、霍乱，以及上文所述的“非典”和“新冠肺炎”（这两种病毒的病原体都属于同一种“冠状病毒”——SARS-CoV）这七种重大烈性传染病。在七种传染病中，尤以“鼠疫”对东北地区的威胁最大。“鼠疫”俗称“黑死病”，曾在全球范围内累计造成4-5亿人死亡（仅次于“天花”，位居“世界第二”）。它与“霍乱”一起并称为由致病杆菌引发的两种“甲类传染病”之一。这种疾病历史上曾爆发过三次“大规模流行”，分别是“查士丁尼瘟疫”（公元6-8世纪，造成1亿人死亡）、“中世纪黑死病”（公元14-18世纪，造成2亿人死亡）和“现代大鼠疫”（公元19世纪-20世纪50年代，造成1200万余人死亡）。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就是“现代大鼠疫”的一部分。
1910年（清宣统二年）10月25日，一群在俄国经营旱獭（土拨鼠）皮毛生意的“闯关东”移民，突然感染一种不明的“鼠疫”病毒。随后，这种不明“鼠疫”病毒沿中东铁路线传至满洲里、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通过密集的劳工流动和车厢内的密闭环境“迅速蔓延”。这场大瘟疫导致了超过6万余人死亡——远超后来的“新冠肺炎”（中国境内死亡5300余人）。在疫情发生的危急关头，一位名叫“伍连德”（1879-1960）的马来西亚华裔医学专家，赶赴哈尔滨主持防疫。他先后在东北地区开展如“解剖尸体、发明口罩、分区隔离、集中火葬、封锁山海关、严禁跨区流动”等一系列措施，使东北地区的“鼠疫”疫情仅蔓延了6个多月（至1911年4月）便“彻底结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利用科学手段控制和防治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行动”。
除了1910年那次“东北大鼠疫”以外，东北地区还先后发生和经历（波及）过如1918年“西班牙H1N1型流行性感冒（流感）”（超过1-2亿人死亡，在东北地区出现“四次流行波”）及后续的其它“三次流感大流行”（如1957年H2N2、1968年H3N2、2009年H1N1等）、1967年“流行性脑炎（流脑）”（超过17万人死亡），以及四次较为严重的“霍乱大流行”。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也是第一个被完全消灭的传染病——天花（于1980年被彻底消灭，累计导致5亿余人死亡），甚至早在清朝时期的东北地区“广泛出现”。我们所熟知的“非典”，仅在东北地区就确诊314例，死亡31例（内蒙古达25例，“全国排名第三”）。而近几年来出现的“新冠肺炎”（全球累计感染7-10余例，累计造成超过700余人死亡），东北地区的许多城市更是沦为此次疫情的“主要受灾区”，仅东北地区就确诊47269例（吉林省达40299例，“全国排名第三”），死亡21例。
但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辽宁医疗队出动12批2054名医护人员（位居“全国第三”）支援湖北武汉、襄阳、咸宁等地，67天内累计救治3070人，有效化解了湖北地区的疫情蔓延。黑龙江累计向湖北捐赠超过9100余吨重点农业物资（特别是粮食），为疫情期间全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不仅如此，辽、吉、黑、蒙四省（区）还先后参与捐赠钱款物资、派遣医护人员、开展咨询交流、参与“联防联控”，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我们熟知的火神山、雷神山两座“抗疫医院”，绝大部分的医疗力量就来自“辽宁”。甚至此次疫情病原体的最早发现者，也是辽宁人——李文亮。
东北大地上的人民从来没有输过一次网络暴力，但东北人民却真的是将“抗疫”这种“民族大义”以及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浸透在骨子里。
东北地区“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理论上可以杀灭各种致病菌毒。但发源和波及于东北地区的许多重大传染病疫情告诉我们：“寒冷杀不死病毒”。因为低温只能让病毒和细菌进入休眠、活性降低或繁殖变慢的状态，一些病毒在低温下甚至能“更稳定”、存活时间更长，比如“流感病毒”甚至在-20℃甚至更低温度下都能长期存活。真正能杀灭各种致病菌毒的，是“50℃以上的高温”。
有人在网络上发表了意见，称：“许多疫情都发源于南方，比如非典、新冠等”。的确，2003年那场震惊世界的“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起源于南方省份——广东（省），在不到一年内即有8000余人感染，900多人死亡。2020年“新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也是在地处南方的湖北省武汉市一带爆发。只不过，它真正的发源地，其实是较为寒冷的美国东北部（特别是波士顿、德特里克堡一带），而不是武汉。有人将“新冠病毒”与“东北侵华日军731部队”建立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产生关联（认为是“实验室泄露”），实则纯属“娱乐”。炎热、潮湿的气候，确实能成为许多细菌、病毒赖以生息的“温床”。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地区寒冷、干燥的气候，同样也诞生出许多“影响全球”的“疫情大爆发”。
仅在东北地区，就出现过天花、流感、流脑、鼠疫、霍乱，以及上文所述的“非典”和“新冠肺炎”（这两种病毒的病原体都属于同一种“冠状病毒”——SARS-CoV）这七种重大烈性传染病。在七种传染病中，尤以“鼠疫”对东北地区的威胁最大。“鼠疫”俗称“黑死病”，曾在全球范围内累计造成4-5亿人死亡（仅次于“天花”，位居“世界第二”）。它与“霍乱”一起并称为由致病杆菌引发的两种“甲类传染病”之一。这种疾病历史上曾爆发过三次“大规模流行”，分别是“查士丁尼瘟疫”（公元6-8世纪，造成1亿人死亡）、“中世纪黑死病”（公元14-18世纪，造成2亿人死亡）和“现代大鼠疫”（公元19世纪-20世纪50年代，造成1200万余人死亡）。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就是“现代大鼠疫”的一部分。
1910年（清宣统二年）10月25日，一群在俄国经营旱獭（土拨鼠）皮毛生意的“闯关东”移民，突然感染一种不明的“鼠疫”病毒。随后，这种不明“鼠疫”病毒沿中东铁路线传至满洲里、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通过密集的劳工流动和车厢内的密闭环境“迅速蔓延”。这场大瘟疫导致了超过6万余人死亡——远超后来的“新冠肺炎”（中国境内死亡5300余人）。在疫情发生的危急关头，一位名叫“伍连德”（1879-1960）的马来西亚华裔医学专家，赶赴哈尔滨主持防疫。他先后在东北地区开展如“解剖尸体、发明口罩、分区隔离、集中火葬、封锁山海关、严禁跨区流动”等一系列措施，使东北地区的“鼠疫”疫情仅蔓延了6个多月（至1911年4月）便“彻底结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利用科学手段控制和防治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行动”。
除了1910年那次“东北大鼠疫”以外，东北地区还先后发生和经历（波及）过如1918年“西班牙H1N1型流行性感冒（流感）”（超过1-2亿人死亡，在东北地区出现“四次流行波”）及后续的其它“三次流感大流行”（如1957年H2N2、1968年H3N2、2009年H1N1等）、1967年“流行性脑炎（流脑）”（超过17万人死亡），以及四次较为严重的“霍乱大流行”。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也是第一个被完全消灭的传染病——天花（于1980年被彻底消灭，累计导致5亿余人死亡），甚至早在清朝时期的东北地区“广泛出现”。我们所熟知的“非典”，仅在东北地区就确诊314例，死亡31例（内蒙古达25例，“全国排名第三”）。而近几年来出现的“新冠肺炎”（全球累计感染7-10余例，累计造成超过700余人死亡），东北地区的许多城市更是沦为此次疫情的“主要受灾区”，仅东北地区就确诊47269例（吉林省达40299例，“全国排名第三”），死亡21例。
但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辽宁医疗队出动12批2054名医护人员（位居“全国第三”）支援湖北武汉、襄阳、咸宁等地，67天内累计救治3070人，有效化解了湖北地区的疫情蔓延。黑龙江累计向湖北捐赠超过9100余吨重点农业物资（特别是粮食），为疫情期间全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不仅如此，辽、吉、黑、蒙四省（区）还先后参与捐赠钱款物资、派遣医护人员、开展咨询交流、参与“联防联控”，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我们熟知的火神山、雷神山两座“抗疫医院”，绝大部分的医疗力量就来自“辽宁”。甚至此次疫情病原体的最早发现者，也是辽宁人——李文亮。
东北大地上的人民从来没有输过一次网络暴力，但东北人民却真的是将“抗疫”这种“民族大义”以及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浸透在骨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