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仑
法家和儒家是两个对立的学派
尊儒反法思潮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抹煞儒法的对立斗争，把法家说成是儒家的继承者，把“法治”说成是“礼治”的发展，抹煞和颠倒思想领域内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阶级界限。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都根源于阶级斗争，都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即使同一学派，随着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发展变化，也是不断地一分为二的。当然，历史上一个新的学派的兴起，往往是以先前的学派为思想材料的，但这是流，而不是源。考察法家同儒家的关系，同考察任何学派的相互关系一样，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前观点来说明，而决不能用续宗谱的方法来代替阶级分析，用师承关系来抹煞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法家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是在同儒家的激烈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还在春秋末年，随着地主阶级势力的抢头，法家的先驱者就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儒家的“礼治”思想。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明确提出了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并且在魏国、楚国、秦国实行了变法。魏国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经济的发展。楚国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明法审令”，实行“法治”，改变奴隶社会的风俗习惯，并废除了一部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大力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这些说明，法家一开始就执行了同儒家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到了商鞅和孟子的时期，法家和儒家在革新与守旧、“法治”与“礼治”等基本问题上的对立更加尖锐了。商鞅的变法思想，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对法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则是战国时代颂古非今派的主要代表，孟子的复古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反动学说的进一步发挥，是为奴隶主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的。
商鞅在实行变法前，曾经在变法还是“循礼”的问题上，同秦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奴隶主贵族打起“厚古薄今”的旗号来反对变法，他们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儒家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提出“厚今薄古”的主张来论论变法的合理性，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国家制度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如果不及时变法，拘守旧礼，就一定要灭亡。商鞅认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反对古代的旧制度是无可非议的，而拘守“礼治”则不值得赞美。这场大辩论，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尖锐斗争的反映。
商鞅变法，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都提出了一系列同儒家对立的变革措施。商鞅的“开阡陌封疆”、“变法修刑，内务耕稼”的政策文进一步破坏了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从法律上确认了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适应，商鞅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变法易俗”，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了以地区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机构，以代替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统治。在这个基础上，改造了同封建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国家机构，把秦国分为三十一县，由国王直接派官吏治理，使秦国走上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道路。商鞅变法的实质，是用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扫清道路。
同商鞅等法家直接相对立的孟子，是一个“守旧术，不知世务”的没落奴隶主阶级顽固派。孟子时期，奴隶制政权已支离破碎，正在被新兴地主阶级一块一块地吃掉。没落奴隶主阶级为了挽救他们的灭顶之灾，对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孟子的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孟子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制度。他咒骂法家是“民贼”，要求严厉镇压。孟子提出了一整套颂古非今的反动理论，否认封建制比奴隶制优越，认为什么都是古代好，“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中去。他竭力用奴隶社会的“古之制”，对抗新兴地主阶级的“今之道”。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的反动思想，提出了“仁政”的复古理论。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他认为古代存在过一种人人都有“恒产”、“恒业”的“井田制”，这是“仁政”的理想境界。其实，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们哪来什么“恒产”？至于“恒业”，那就是永远当奴隶。所谓“井田制”，只是孟子对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理想化，其目的就是对抗法家“开阡陌封疆”的政策，以挽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