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问，哪个更重要？问。传授、传承、传播、学习，一般学者，甚至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做。但，他们在做这些工作时，未必都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未必都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做到这四条的，是学人，也只能是学人。
　　这，大约就是学人与学者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坚实的基础，足够的知识，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哪怕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也是学者。学人却原则上必须有成果，至少得有问题。当然，问题可以有大小，成果可以有多寡。比如古籍整理、版本校勘，也许只是弄清楚了一个字，一处断句，也是成果。发表的方式，也未必一定得是论文和专著。比如注释，比如札记，比如散论，比如随笔，均无不可。他甚至可以藏之名山，不予刊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方式论是否”。
　　何况对于学人而言，问题又远比成果重要，因为他们首先是“问题中人”，甚至是因问题而生的。因此，凡学人，必有“问题意识”。他们总是能察觉到，哪儿有问题；正如诗人总是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故诗人敏感，学人敏锐。我们甚至可以极而言之，一个人，只要能发现问题，哪怕不能解决，没有成果，也是学人。
　　也因此，真正的学人，一定是想问题的。他们还一定是真有问题，才去做研究；真正有所得，才去写论文。为了评职称、混饭吃，或者完成任务，不惜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的，不但不是学人，连学者或学匠都不是。这一类，跟“为文造情”的，没什么两样，只能算作学术界的“辞人”，或曰“伪学者”。而且，由于此类人物往往既无才气，也无才情，只会写八卦文章和官样文章，还不如文人。
　　不过这样说，也有麻烦，因为文人也琢磨问题。他们不但爱“提问题”，还喜欢“惹事端”，甚至不惜搅得风生水起。那么，学人与文人的分野，又在哪里？


二 真问题与伪问题
　　学人的标准有四个：真问题，实证据，无成见，有逻辑。
　　前面说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要有问题。发现了问题，提出来，再加以分析，或者解决，或者存疑，这就是研究。因此，问题是关键，而且是关键的关键。
　　据此，我们可以把学者分为三类：学人型的，文人型的，匠人型的。学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文人的，是伪问题。匠人提不出问题，只能重复别人的。好一点的，重复学人的真问题；差一点的，重复文人的伪问题。
　　什么叫“伪”？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能够解决问题。或者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能解决理论问题，都算。另一种，是虽不能解决问题，却能够活跃思维，启迪智慧，也有价值和意义。这两种，都是“真问题”。
　　可见问题的真假，与是否能够得出结论无关。更不能要求这结论，大家都接受，成为公认的真理。比如人性是善还是恶，就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永远得不出结论。但，孟子从“人性向善”出发，呼吁呵护善；荀子从“人性有恶”出发，主张防范恶；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得出“制度比人可靠”的结论。这三种意见，都有积极意义。他们的辩论，也能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所以，人性善恶，是“真问题”。
　　伪问题也不是怪问题。比如“天会不会塌下来”，在不明白宇宙结构之前，是可以思考，也应该思考的。所以，杞人忧天并不可笑。英国甚至设立了“搞笑诺贝尔奖”。其宗旨，是“表彰那些不能也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研究”；其意义，则在于让人们“先是大笑，然后开始思考”。结果，俄裔荷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在2000年获此“奖项”。十年后，又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伪问题，则一点价值都没有。比如“曹雪芹的祖先是不是曹操”，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芹圃确为魏武之后，《红楼梦》就可以看作《三国演义》，宝玉就是阿瞒搞“穿越”？
　　不过，做这种研究的，好歹还是学者。因为他们的态度十分认真，论证也极为严谨，只不过因为“考据癖”，不慎或不幸把伪问题当成了真问题。换言之，此案是“伪问题，真方法”，故至少可以看作“学术训练”，或“操作示范”，只是学费高了点。


三 从“扯淡”到“脑残”
　　如果说某些学者，是在“认真的扯淡”；那么，文人则多半是“扯淡的认真”。区别何在？前者问题是假，证据却是真；后者则问题和证据都假，甚至没有证据，不是问题，但听起来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词，所以叫“扯淡的认真”。
　　比如质疑，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事务中，原本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现在，只要有人提出质疑，就马上有人追问动机。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质疑者的怀疑，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属实。是则是，不是则不是，与动机何干？就算质疑者“动机不纯”，难道有道理就成了没道理，有证据就成了没证据？反过来，如果质疑者态度很好，被质疑的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都未必。既然未必，问他做甚？
　　何况质疑者的动机，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就算你料事如神，未卜先知，请问又如何求证？使用测谎仪吗？
　　诸如此类，既没有意义，又不能证明，就是伪问题。但，文人的伪问题，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反正是扯淡，是搅局，是转移视线，是胡搅蛮缠。因此，道听途说，街谈巷议，或者“听圈内朋友在餐桌上讲”，都可以算是“证据”。只要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就行。这是典型的“文人思维”。
　　学人则相反。没有证据的话，是不敢说的。证据不足，也不敢妄下结论。使用“孤证”，在学术界是犯忌的。证据不全，断章取义，割裂上下文，也犯忌。指鹿为马，更不可以。这就是所谓“实证据”。做不到这三个字，就不是真学人，或者是“文人型学者”。
　　不讲证据的，多半也不讲逻辑。学人说话，虽未必都对，但逻辑上总能“自洽”，起码“自圆其说”。文人则不管这一套。要讲，也是“中国逻辑”。比如张三质疑李四，王五有不同意见，则王五必定是帮李四的。可笑！王五为什么一定得帮谁？他就不能就事论事吗？
　　又比如有人说，中国和西方，应该互相学习。现在西方并不学中国，所以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都是“汉奸”。还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你如果只批评中国，不批评西方，也是“汉奸”。
　　这是很带欺骗性的说法。因为“相互学习”和“都有问题”并不错。但，人家学不学，是人家的事，我们为什么要管？你管得着吗？还有，自家人感冒了，我当然要着急，为什么要先管人家拉不拉肚子？你说你是“爱国者”，请问你爱的是哪一国？
　　很明显，文人的这套“逻辑”，虽然都不堪一击，却颇能蛊惑人心，甚至批量地生产“脑残”，因此非予以批判和揭露不可。


要看“中国”是不是愿意接受批评，如果愿意，你可能是功臣，如果不愿意那你的批评就是诽谤。。罪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