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贬谪。在数不清的遭贬人员之中，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过些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时过境迁，天子觉得此人不错，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于是受贬官员人品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通之后人。又因他们在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些文化便形成了贬官文化。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谪守岳阳友人腾子京重修了岳阳楼，便邀其写一篇楼记。落寞之人，情感百转，看浩瀚洞庭，想人生荣辱，因之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文章开头即写，巴陵洞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而后又写洞庭，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岳阳楼之大观被范仲淹写得淋漓尽致。 


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感动，后人便在楼内将其文章以巨幅木刻列于岳阳楼中堂。由此，人、楼声誉日大。 


公元815年，被贬永州10年的柳宗元被一纸诏书召回长安。他按捺不住喜悦，急急赶去。从永州至长安，他经过了汨罗江，屈原的形貌在自己的心中立即交叠了起来。他随口吟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柳宗元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提到了屈原。同是汨罗江畔，当年的屈原悲悲戚戚，今年的柳宗元喜气洋洋，心态相仿，心境不同。然而，柳宗元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笔一划，他又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朝廷像在与他做游戏，让他在大一统的版图上走来走去。对朝廷而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帝王的唯我独尊，不应有生命的实体，你不是你。 


柳宗元戚楚南回，与被贬广东连州的刘禹锡同路。分手之际，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绽，随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南行。”而后，他进入了当时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之地，并利用他的贬谪官职种树、办学、修寺庙。由此，那荒凉之地，不再寂寞。 


柳宗元晚年所做之事，都按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并不考据各种政治规范。做了又以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因而成了一种特殊文化。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重蹈他覆辙的贬官在南下途中，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由此，柳宗元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进一步上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准确地说，贬官文化应是社会洪波中的一点波光，正是因为皇帝们的御批，才有了这些贬官和他们的文化，也正因如此，中国的文采华章就更有了张力。
回答者：匿名 12-26 1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