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我16岁时，我经张铎四叔介绍，带艺投师于何德斋师傅门下。何德斋师傅给我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有一次师傅对我说：“你肘捶师傅说你拿吐沫粘玩艺”（当地武术称玩艺）。我说：“师傅么（什么）叫拿吐沫粘玩艺?：”我师傅笑了，他说：“你光知道给师傅挑水、干活，不知道平常给师傅买么（东西），一年三节礼(过年、八月十五、五月旦五)不能少。婚、丧、嫁、娶当师傅的不能花钱，为什么当师傅的不能花钱呢？一个人帮众人帮不起，众人帮一个人好帮，徒弟少还好说，徒弟多了当师傅的拆房卖屋也不够随礼花的，所以当师傅的不能花钱，那有这些事怎么办呢？钱是由徒弟自己出，想叫师傅随多少钱，徒弟就送多少钱，或者徒弟先写上，再告诉师傅。还不能吃师傅，准备在师傅家里吃饭，自己买吃的，光买自己吃的不行，还得买上师傅全家的”。
为什么至今我经济不行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没听师傅的话。为什么没听师傅的话呢？因为我认为说这些话不好，显的自己太小气。有的师弟说师傅人性不好，我还说他们，当面背后不能说师傅不是，师徒如父子。我年轻知识少，俗话说的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光这些人情礼往，闹的我东筹西借，焦头烂额。随不起礼的时候，跟人家打个招呼，以后补上。光吃抬头粮，（支出大于收入）再加上孩子有病，（原因从教徒至今没给徒弟张嘴要过钱，一切靠自觉，徒弟们有事，我还照常花钱。）所以经济至今老是翻不过身来。
我师傅还给我讲人心，他打了个比方：“一个穷的家里就有1块钱，他都拿了出来，一个富的家里有1000块钱，他拿出了100块，你说拿1块钱的情义重还是拿100块钱的情义重”？我说：“拿1块钱的比拿100块钱的情义重”。师傅说：“对，穷的是叫花子烧纸穷心尽到啦”。
我师傅说：“为什么有的人能得到真传，大部分的人得不到真传呢？原因是师傅拿一口热气，换不了一口凉气，还得不到人心，能往下传吗？”
我师傅跟我举例讲了贾老师爷教徒的经过：“贾老师爷去赶集，有的徒弟见了师傅热情款待，有的徒弟看见师傅装看不见，有的出（摆）摊的徒弟见了师傅把自己头上的草帽往下拉拉”。我问师傅：“为什么出摊的徒弟见了师傅，把自己头上的草帽往下拉拉呢？怕吃他的东西”？我师傅说：“不是怕吃东西，见了师傅，不让师傅上饭馆觉得不好，装看不见就免了。”
我师傅说：“王克让王师傅教徒弟时，徒弟要学就教，别人说：‘王师傅教徒弟是掂着布袋角往外倒，徒弟要学么（什么）就教么。’王师傅的徒弟没一个行的，王师傅的大部分徒弟说：‘我师傅是个好人，可我们不懂的，当师傅的你可是懂的，你不能叫徒弟们随便。’所以王师傅死后，他的大部分徒弟都投往别的师傅”。
我师傅还教导我说：“你拿艺重它就重如泰山，你拿艺轻它就轻如鸿毛，不能轻易传艺”。我师傅还常给我讲武侠小说、东周列国、诗词歌赋等，各方面的知识，来增长我的视野。
师傅好吸烟，我每天给师傅买一盒秦岭烟（3毛一盒），买了一个多月，师傅对我说：“春兴你以后别买烟了，逢年过节也别买东西啦，买了东西也吃不了，不如把东西折合成钱，想给师傅买多少钱的东西就给师傅多少钱”。那时候徒弟每月每人拿灯油钱，一个人3毛钱，我拿5元钱（当时是计划年代，学员每月18元）。
我在二中读书的时候，冬天起床铃一响，我就戴上棉帽，穿上棉鞋就往操场跑。到了操场我就打法（打人方法），看见有人来了我就开始压腿，上完早**还是压腿，都走了我就打法。听到上课预备铃响的时候，我就往有自来水的地方跑去洗脸，听到上课铃响我就往教室里跑，刚坐到座位上，铃声就不响了（铃声不响了，没在座位上坐着，就算迟到）。每到下课我解完小便，就开始练站架子（站桩）。到吃饭时，同学们都排队唱歌，唱完歌打饭的就来了，散队后开始分饭，我就跑到校外练武，估计到分第二次饭的时候，我就跑回来，把两次的饭一块领了。到大课间，（小课间10分钟）我就跑向河堤练武（我的教室离大运河堤很近），上课预备铃响了，我就跑回解小便，解完小便我就往教室里跑，坐到座位上。到下午有两节自由活动，我就跑到河边练武。响了吃饭的铃，我就回去吃饭。下了夜自习，我练着法（打人方法）走向宿舍，坐在床上盖上棉被，我继续打法。熄灯铃一响，我大约到灭灯时，立即躺进被窝里（学校有规定，熄灯后必须躺下睡觉）。在被窝里躺一会，我就上厕所蹲着去，假装大便，等厕所没人了，我就溜出学校，打着法（打人方法）走，走到大桥人多的时候，我就停下了，到人少的时候我就打法，一直打法到师傅家（人多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在走出师傅家的时候，我还是照常练着回学校（学校离师傅家大约10里）。由于我长期睡眠不足，所以上课打盹，许老师在课堂上批评我说：“郝春兴下课像个小老虎，上课像个老绵羊，把眼皮塌拉下来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