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毫不掩饰他一生传道授业，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有一次，他在素书楼家中为学生授课，讲课将毕，他环顾学生，脱口说道： “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学生听后，如受电击，顿时胸热目润，气涌顶门，心中喊道： “天啊，也有这样的老师。”学生明白了，老师上课不是在讲书，而是在作战。作战是要拼命的，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部拿出来才行。难怪钱穆讲学，直到望九之龄，仍然那么不厌不倦，那么富有生命力。
20世纪是中国文化遭受西方物质文明冲击最严重的时期，在西方强力文化的震荡、冲击下，国人出现了认同危机，包括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内。在社会巨变的时代中，人们急于想知道他们是谁，属于何处，将走向何处去？

学者胡昌智在《怎样看〈国史大纲〉》一文中对此做了形象的说明：欧阳锋在金庸的小说《大漠英雄传》里，有一次忽然忘记了自己是谁，像得失心疯一样不住打转，不久就跌到万仞崖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近代史的人们并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是谁，努力地去否定自己的过去及过去中大家所熟悉的习惯、价值。可是，因为过去的一切是那么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我们的举止及行为中，因此，对“过去”的否定，无形中就是对活生生的自我的否定。与欧阳锋比起来，人们得的虽然不是失心疯，但极度自虐自恨带来的痛苦又有甚于彼。

钱穆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中。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保留民族自身传统特征，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根基和元气，这是他毕生都在为之思索的大问题。钱穆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文化迷失”深感痛心，认为除了挺身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无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中华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气大加阐扬和维护，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

瑞典学者马悦然（Goram Malmqvist）说： “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胡昌智说钱穆的著述，为中国文化提供了认同。余英时也说他老师一生中的工作，在追求中国文化的认同，并为后人提供许多传统文化内部资源，以供国人选择，他甚至用“一生为故国招魂”来诠释其师的志业，可谓一语中的。钱穆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在文化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里，在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潮流中，他孜孜不倦地向国人阐述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气，目的在于想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寻找一条路径。钱穆所提出的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方案，其实就是所谓的“文化救国”。他曾多次指出，中国人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民族之前途，其唯一得救之希望，“应在其自己文化之复兴”。

因此他把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视为一个时代的元气和灵魂，希望用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来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气，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指明一条路径。他说： “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一代的元气，是我们这一代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的灵魂。我们必得有元气、有生命、有灵魂，始得解决我们当前的一切问题。元气断了，生命绝了，灵魂散了，一切也完了。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求我们此后的新生。”按照钱穆的理解，“文化自救”有两条路径：
其一，在一般社会里，全中国人来一个广泛的运动，努力学做一个中国人，学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中心，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
而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化都应负一份责任。所以他一再强调中国文化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中国文化就在我们中国人心里。复兴文化应“从我们每个人的心上开始”，因为“心的凝聚与团结，就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也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所以，“我们今天来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做一理想的中国人”，“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配合起来，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社会”。

打败西学的霸权主义！
继承先生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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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林徽因，梁思成这二位也是热爱中华文化，当他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城市把那些古建筑推到，修起的火柴盒似的高楼大厦，曾说过，抛弃自己的民族特色失去自我，为此感到难过。他们对我国的文物建筑保护可谓功不可没。

家里只有本他的《中医历代政治得失》。突然想起了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其实最讨厌什么“最后”之类的词语，说的好像就这么没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