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年中，查家出了无数杰出的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篆刻家、文字学家、鉴赏家、史志家、水利家，他们的事迹载入了《明史》、《清史稿》、各种地方志和古籍。即使到了近代以后，查家还出现了查人伟、查良钊、查良鉴、查济民等许多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金庸为他的血统感到骄傲，他的《鹿鼎记》五十回的回目用的都是祖上查慎行的诗句。晚年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还津津乐道远祖查道「瓜田李下」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中也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也是这种清廉之风。 

　　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尽管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少年金庸却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大时代的苦难，他的母亲不幸死在抗战之初逃难的动荡中。正在中学求学的金庸失去了家庭的呵护与接济，成为冬天没有袜子穿草鞋的沦陷区学生。海宁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成了白地。可以说，到金庸这一代，查家昔日的荣耀与显赫都已成为悠久的旧梦。但金庸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耳濡目染，对自己的家世无疑有一种特殊的感慨。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挂的牌匾，因为那是康熙所赐。金龙装饰，帝王御笔，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近代民主启蒙洗礼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能打动一个少年的心呢。直到青年时代，金庸的志向都是做一个外交官。除了周游世界的诱惑外，对当官的向往、对仕途荣华的倾心或许早已植根在金庸生命的深处。英年自杀的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在比较曹雪芹和金庸时说：「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金庸的新闻观。从1946年11月在杭州开始报业生涯，到1993年出售《明报》，金庸的大半生都没有离开新闻界，《明报》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报人，在两岸三地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尽管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同时被两岸政治领袖所器重，相信主要不是因为武侠小说，而是《明报》。金庸最信奉一句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办的《明报》恪守了客观、独立和公正的原则，也就是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 

　　早在1960年5月20日，金庸就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明辨是非』之信条……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持。」1969年5月20日，他发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再次表示：「我们相信读者，所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先后当过《明报月刊》和《明报》总编辑十几年的董桥也回忆说： 

　　当年，查先生给我的聘书上提醒我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

另一位记者问：「您都八十岁了，还到处飞来飞去，这么辛苦，是名气不够大呢？还是钱不够多？」金庸的回答显得有点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反复强调那些「金庸产业」，那些围着自己的活动，都是被动的。这显然与主持人所说的他是股东之一相矛盾。 

　　前几年，金庸以象征性的一元钱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权给了中央电视台。这真是富有商业的心计，实际上是免费做了一次大广告，对再次掀起「金庸热」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金庸作品集》现在已从北京三联书店转到广州出版社，其中主要也是钱的因素。当三联书店和他原来签定的十年版权到期前夕，金庸提出了续约的三个条件，每个条件无非都围绕着钱。 

　　金庸以迟暮之年不辞劳苦，吃力不讨好，修改他早年的作品，这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寻找新卖点，再创销售高潮的商业动机呢？ 

　　金庸是个天生的商人，精明到了骨髓里。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是想不赚钱都做不到，另一方面是对钱的在乎。他同意将那些武侠小说改编成动画、游戏、卡通，为「金庸产业」推波助澜，甚至有可能要出一种「金庸酒」……

他先是到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中寻找解答，最后才选择了佛教，目的是要在佛经中寻求解脱。他说：「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他说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当然，即使他真地读通了佛经，却依然只是一个红尘中人、世俗中人。他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有了这番自白，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

谢谢楼主的转载！

傅国涌？这个名字好熟，我有本《金庸传》就是他编著的！

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之间的不协调，让人不解。其实，从1948年来到香港，金庸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让他自己记忆犹新，这一切，归根结底无非是殖民地香港商业文化的畸形产物。他成为香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偶然的，其身上浓缩了香港商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情结，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灭的追求。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科甲、诗书传家的江南名门望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在民族观念上，汉族正统思想在他早期的武侠小说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以后他认识到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性，如他自己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念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的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他之所以能够摒弃大汉族主义，和他对人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看到了契丹人里有萧峰这样的英雄，汉族也不乏秦桧这样的卖国求荣的人。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不同的民族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人性。

乔峰是他笔下英雄中的英雄，是千万人心目中真正的大侠。他是契丹人，却是汉人将他抚育成人的。在两个相互仇视、敌对的民族之间，他注定了只能落得折箭自杀的命运，其死让人无比悲痛，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如何和平共存的问题。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到《天龙八部》、《鹿鼎记》，金庸笔下的民族矛盾大多基于政治原因，只有《白马啸西风》通过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的眼睛，以其纯洁无瑕的心灵、质朴的语言洞悉了——「各民族的人当中，都会有好人，也会有坏人」。

1962年，金庸在《明报》开设了有着浓厚书生色彩的「自由谈」栏目，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相标榜，自称「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正是这一公共论坛，大大地提升了《明报》的报格，使其迅速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马经、食经、煽情新闻的小报，转变为一份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报纸。「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最初只是「自由谈」的座右铭，进而却成了《明报》的报训。在《明报月刊》发刊词中，金庸对此有过这样一番解释：「有容，那是指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决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