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现存的扬州广陵头桥镇清代古桥“江洲头桥”上的“洲”字）
头桥镇百年老街“古桥路”便是根据这座清代古桥“江洲头桥”而命名。“江洲头桥”在老一辈头桥人的记忆中，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束星北、吴大观、王鉴人的老家扬州头桥镇，之所以百年来一直被称作“头桥”，也正是由它衍生而来。事实上，如果其前身“吴家桥”古镇当年没有坍入江水，那么也许今天的乡境至今仍然还会继续沿用着“吴家桥镇”的古名，而不会改称为今日“头桥镇”了。所以，古代坍江等地质灾害，最终迫使集镇北移到了“江洲头桥”的位置上并固定下来，这才使得明代“吴家桥”古镇在清代之际正式更名为“头桥镇”至今。于是，束星北、吴大观、王鉴人等这些乡贤人士，才会被我们今人称之为“头桥人”。

（图为现存的扬州广陵头桥镇清代古桥“江洲头桥”上的“桥”字）

（图为吴大观故乡扬州头桥镇头桥村今日景观）
【头桥束家与王家均有乡贤曾在民国江苏省内各级议会中出任议长或议员】
在头桥历史上，束星北的“束氏家族”与吴大观舅舅王鉴人的“王氏家族”中，均有乡贤名人曾在民国江苏省内各级议会出任过议长或议员。例如束星北的伯父束曰琯，曾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四月，当选为民国江苏省议员；吴大观的外公王凤泰亦当过旧时头桥镇的乡董。而吴大观的舅舅王鉴人此后不但继任了父亲王凤泰的乡董之职，且还曾于民国初年，与其姻兄林寿庵、姨侄陈养年等，同在民国江都县（今扬州市）头桥乡乡议会中，分别出任过议长与甲、乙级议员。现根据有关史料，整理出“民国江都县头桥乡（今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乡议会甲、乙级议员名单（共18名）”如下：

【头桥乡乡议长】
头桥乡议长 王鉴人（头桥镇古桥路人，即吴大观的舅舅王继先）
头桥乡副议长 朱轮（头桥镇安帖村朱桥人）

【头桥乡甲级议员（共9名）】
朱轮（头桥镇安帖村朱家大桥人）、范昌慈（头桥镇南华村人）、张德茂、季茂如（头桥镇古桥路人）、王柏林、高祝三（头桥镇安阜村人）、王鉴人（吴大观舅舅）、朱其风（头桥镇安阜村人）、陈养年（头桥镇人，王鉴人姨侄，林寿庵外甥）。

【头桥乡乙级议员（共9名）】
邓启明（头桥镇二桥村伏二人）、高锦庭（头桥镇安阜村八江人）、林寿庵（头桥镇头桥村十圩人，吴大观舅妈林氏的哥哥，王鉴人姻兄）、景震东、陶荣生、刘华庭、曹焕文、朱佑员、刘春甫。

（图为束星北故乡扬州头桥镇安帖村今日景观）
正因吴大观的外公王凤泰、舅舅王鉴人都曾出任过旧时的乡董、乡议长等职，而舅妈林氏的哥哥林寿庵也当过乡里的乙级议员，以致王、林两家都深切了解民国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故而，这便是吴大观之所以会在其自传《我的中国心》中，口述了舅舅王鉴人一家都不愿去当官，以及舅妈林氏阻止二表哥王之钧去当民国县长的历史原因。

【下集预告】：《束星北与吴大观（12）沙洲邮驿》
《沙洲邮驿》主要讲述束星北、吴大观、王鉴人家乡头桥沙洲，因晚清民国海关兼办邮政尚处于原始混乱期，而造成头桥等乡“行政区”与“邮务区”分离的特殊历史，以及由此引发的“邮区之误”。

（十二）沙洲邮驿

（图为束星北、吴大观、王鉴人家乡扬州头桥镇的现代邮局）
束星北、吴大观、王鉴人故乡的扬州头桥邮局如今已是一家现代化的当代邮政机构，它与全国所有邮局均没有两样，头桥邮局在镇上设置的邮箱，也是在全国各地大街上都可看到的样式，均为分本外埠的现代邮筒。由于头桥全乡辖区面积广大，故而目前乡境仍保留有两座邮局，同时使用着两个扬州属地编号的数字邮编，头桥镇北部邮编为225109，而头桥镇南部的邮编则为225108。然而，显为人知的是，在晚清民国时代，束星北与吴大观故乡扬州头桥镇却因我国早期邮务体系的原始落后，而曾由民国江苏省会的镇江邮局跨境代办过邮政业务。

（图为我国早期的“大清邮局”）
【晚清民国头桥行政、邮务分离格局的历史成因】
中国古代邮政历史渊远流长，但近现代邮政的起步却是在晚清民国时代，由于当时我国近代邮政体系原始落后，加之外国列强把持我国晚清民国海关等客观因素，使得包括扬州头桥镇在内的国内许多地区，均出现了“行政区”与“邮务区”分离的普遍现象。所以，这便是一些不了解家乡历史的人士，对故乡头桥行政归属出现误判的深层历史原因。

（图为晚清民国时代的大清邮局、中华邮局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
如今当代的邮政格局基本已是“行政区”与“邮区”一一对应，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进步，目前全国每个乡镇街道基本都能拥有至少一座邮局，这是当前全国各地邮政业务繁荣昌盛的普遍现状。但在我国晚清民国时代，近现代邮务才刚刚起步之际，却并非如今这样全国乡镇邮局全面开花、红火繁荣的景象，而是受当时邮政资源极度匮乏，业务量低，交通不便等各种不利因素限制，迫使当年各地开展邮务工作时只能以点代面，甚至还出现了外县“邮区”跨越本县各乡“行政区”进行共用的混乱局面。

（图为晚清时代的大清邮局总邮政司、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
查考大量我国及外国关于中国早期邮政发展史的文献典籍不难发现，晚清时代，中国邮务的起源在海关机构之中，换句话说，邮务在当时其实仅为海关业务的一个分支。19世纪，英法联军继俄美之后，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等，再开牛庄、登州、台湾、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并规定中国各口岸海关任用英国人帮办税务，这便为后来晚清、民国早期邮政的邮务总办，均为外国人担当垫定了历史基础。

清代时，我国邮政被把持在英国人赫德和法国人帛黎等人手中，“大清邮政”成立后，实际仍由海关兼办了邮政长达45年之久。清代海关“兼办邮递”的情况，具有近代邮政的某些特征，是中国国家邮政的早期萌芽。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但实际上仍由外国人把持。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国邮权才逐步被收回。

（图为我国早期邮政的晚清邮差）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是清末民初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中国近现代邮政从海关中分离独立的混乱期，在这一时期，我国早期现代邮政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各项软硬件设施匮乏，业务量相对较低，特别是我国当时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其邮务格局就更是一片光怪陆离的混乱局面，以致商楼酒肆、地摊小店都在兼营代办邮务活动，所以，根本无法用现在的邮政水平去理解、衡量当年晚清民国奇怪的邮务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