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世宗、章宗朝:金朝的华夏正统意识随之高涨
完颜亮侵宋失败,被部下杀死,主张文治的金世宗完颜雍登上了皇帝宝座,金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完颜雍从完颜亮的失败中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宋、金南北分治已成定局,宋金双方谁也吞并不了谁,他所要做的是把金朝现在实际管辖的地区治理好。于是他决定与南宋罢兵讲和,转而专意在自己统治的北部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建设。完颜雍在位的29年间,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出现了繁荣景象,臻于以文治为主要特色的“治世”,他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3](卷8《世宗本纪赞》)金世宗死后,金章宗完颜璟延续了世宗的治国路线和方略,继续推动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建设,尤其在礼乐、朝仪、刑法、官制、科举、典章文物等属于封建国家基本政治文化体系的建设上,参酌汉、唐,确定规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史家在赞扬章宗朝“文治”的成就时,将其与世宗朝联系起来加以描述和评论道: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3](卷12《章宗本纪赞》)
总起来说,世宗、章宗在位的将近50年中,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有意提倡和引导,加上由金王朝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汉族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积极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于是在熙宗、海陵二朝就已全面启动的汉化运动进入了完成阶段。这就使得金朝社会发生了“质变”——演变成了一个与昔日那个东北原始部落大不相同的华夏文明社会。大定—明昌时期的金王朝,实际上已经与中国的传统王朝没有多大的区别。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里,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空前高涨,并频频地、极其鲜明地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
这一时期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之所以呈高涨的态势,主要原因之一是被元好问《中州集》称为“国朝文派”的新一代汉族文人趁时崛起并主导了金源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方向。这一代文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国朝”——亦即金朝人。他们一来到人世,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他们的国家叫“金国”,而“金国”建立在华夏传统的中心区域,是华夏正统之所在。这就使得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文化家园意识与其上一代文人——亦即前面说到的“借才异代”的一批人(尤其是由宋入金的那些文人)大不相同。那一批文人多半是被迫仕金的宋朝旧臣,他们自称“南朝词臣北朝客”(刘著《月夜泛舟》),不免常常有“泪眼依南斗,难忘故园情”(高士谈《不眠》)的故国之思。以故,一方面,金人把他们称为“宋儒”,排斥在“国朝”之外[4](卷1《蔡珪小传》);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斩断“故园”之情而认同“北朝”,当然更不可能视金政权为华夏正统了。而“国朝文派”诸君则有异于是。在这些新生代的北方汉族文士的心目中,他们的“故园”就是黄河南北的中原大地,他们的国家就是金朝。他们几乎是与生俱来地认同了“国朝”,因而在他们的脑子里产生金国即中国、金国属于华夏正统的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文士的华夏正统意识有些什么内涵和时代特征呢?在这里我们仅举大定、明昌间的著名文士王寂为例就能说明问题。
完颜亮侵宋失败,被部下杀死,主张文治的金世宗完颜雍登上了皇帝宝座,金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完颜雍从完颜亮的失败中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宋、金南北分治已成定局,宋金双方谁也吞并不了谁,他所要做的是把金朝现在实际管辖的地区治理好。于是他决定与南宋罢兵讲和,转而专意在自己统治的北部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建设。完颜雍在位的29年间,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出现了繁荣景象,臻于以文治为主要特色的“治世”,他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3](卷8《世宗本纪赞》)金世宗死后,金章宗完颜璟延续了世宗的治国路线和方略,继续推动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建设,尤其在礼乐、朝仪、刑法、官制、科举、典章文物等属于封建国家基本政治文化体系的建设上,参酌汉、唐,确定规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史家在赞扬章宗朝“文治”的成就时,将其与世宗朝联系起来加以描述和评论道: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3](卷12《章宗本纪赞》)
总起来说,世宗、章宗在位的将近50年中,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有意提倡和引导,加上由金王朝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汉族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积极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于是在熙宗、海陵二朝就已全面启动的汉化运动进入了完成阶段。这就使得金朝社会发生了“质变”——演变成了一个与昔日那个东北原始部落大不相同的华夏文明社会。大定—明昌时期的金王朝,实际上已经与中国的传统王朝没有多大的区别。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里,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空前高涨,并频频地、极其鲜明地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
这一时期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之所以呈高涨的态势,主要原因之一是被元好问《中州集》称为“国朝文派”的新一代汉族文人趁时崛起并主导了金源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方向。这一代文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国朝”——亦即金朝人。他们一来到人世,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他们的国家叫“金国”,而“金国”建立在华夏传统的中心区域,是华夏正统之所在。这就使得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文化家园意识与其上一代文人——亦即前面说到的“借才异代”的一批人(尤其是由宋入金的那些文人)大不相同。那一批文人多半是被迫仕金的宋朝旧臣,他们自称“南朝词臣北朝客”(刘著《月夜泛舟》),不免常常有“泪眼依南斗,难忘故园情”(高士谈《不眠》)的故国之思。以故,一方面,金人把他们称为“宋儒”,排斥在“国朝”之外[4](卷1《蔡珪小传》);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斩断“故园”之情而认同“北朝”,当然更不可能视金政权为华夏正统了。而“国朝文派”诸君则有异于是。在这些新生代的北方汉族文士的心目中,他们的“故园”就是黄河南北的中原大地,他们的国家就是金朝。他们几乎是与生俱来地认同了“国朝”,因而在他们的脑子里产生金国即中国、金国属于华夏正统的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文士的华夏正统意识有些什么内涵和时代特征呢?在这里我们仅举大定、明昌间的著名文士王寂为例就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