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明史讲义——孟森

五月，大学士商辂率同官劾直罪，且言：“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擅作威福，贼虐善良。陛下若谓擿奸禁乱为有益，则前此数年，何以帖然无事？近自直用事以来，人心疑畏，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急去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谁主此奏者？”命太监怀恩、覃吉至阁诘责，辂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辂等同心一意为天下除害，无有先后。”恩等以实覆奏。传旨慰劳。翌日，兵部尚书项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归御马监，调韦瑛边卫，散诸旗校还锦衣卫。中外大悦。怀恩、覃吉为明阉官之最贤者，亦方欲制直不使逞，故暂得此效。
西厂虽暂罢，帝眷直不衰，令密出外刺事。吏部尚书尹旻等附直，项忠劾直，以旻为六卿之长，请首署名，旻即驰报直。六月，忠以直诬构黜为民。御史戴缙颂直功，谓：“大臣群臣皆无裨于政，独有太监汪直擿发允协公论，足以警众服人。”疏入，遂复开西厂。大学士商辂引疾，帝听其归。于时大臣以次陈免者数十人。士大夫皆俯首事直，直势愈恣。
时西厂既复，东厂亦正横甚，东厂官校因发云南百户左升私事，词连掌通政使工部尚书张文质，锦衣卫遂执下狱，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请，帝乃知而释之，锦衣卫官以擅系大臣，停俸三月。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戴缙以颂直功，累进右佥都御史，不二年，以中旨擢副都御史，又进都御史，掌院事。于时御史王亿等竞效缙所为，相率媚直，谓：“西厂擿伏发奸，不唯可行之今日，实足为万世法。”依阿淟涊，台中纲纪扫地。后直宠衰，缙乃谋出为南京工部尚书，直败，黜为民。直以十四年六月，复出行辽东边。直年少喜兵，欲以边功自固，乃有此行。率飞骑日驰数百里，所过棰挞官吏，各边都御史皆服櫜鞬迎谒，供张甚盛，左右从者悉大通贿赂，远近为之驿骚。

此事见《汪直传》。其所谓行辽东边，正以巡抚陈钺掩杀建州夷人以冒功，激变启衅，朝议遣重臣抚安，已命兵部侍郎马文升往建州听抚，直思攘其功，固请行边。陈钺先赂直左右，令所过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钺出迓于郊，望尘蒲伏[匍匐]，盛供张以娱直。直至开原，再下令招抚，文升乃推功于直，直内惭，文升又与抗礼，不善事其左右，钺又日夜谮文升于直，直遂庇钺激变罪转罪文升。明年五月，下文升锦衣卫狱，谪戍重庆卫。钺更讽直请大发兵树边功，讨建州夷伏当伽。其冬，以抚宁侯朱永充总兵官，直监军，钺赞军务，帅[率]师出辽东塞，遇建州贡使六十人，掩杀之，更发墓斲[斫]髑髅以张级数。捷闻，封永保国公，增直岁禄，钺亦论功晋右都御史，寻代杨鼎为户部尚书。此事见《明史》。唯不载建州字。考《明实录》及明各家记载，此皆关清代先世种族中事，清修《明史》，一律删除。此事因无建州字，漏未删去。其详别见《满洲开国史》。
直因陈钺树边功于辽东，十五年又奉命行大同、宣府边，厨传供张，櫜鞬迎谒，并如辽东，左右索赂，各倾帑以给之，边储为之一空。直先以所善王越为兵部尚书，又用越言，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诏永同越西讨，直为监军。亦思马因实无意犯边，方移帐威宁海子，越乘其不意，偕直往袭，虏惊避，遂杀其老弱，报首功四百三十余级，获马驼牛羊六十。越封威宁伯，增直岁禄。于是人指王越、陈钺为二钺。小中官阿丑工俳优，一日于帝前为醉者谩骂状，人言：“驾至。”谩如故；言：“汪太监至。”则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为直状，操两钺趋帝前，旁人问之，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曰：“王越、陈钺也。”帝笑，稍稍悟。会东厂尚铭获贼得赏，直忌，且怒铭不告。铭惧，乃廉得其所泄禁中秘语奏之，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御敌，敌退，直请班师，不许，徙镇大同，尽召将吏还，独留直，直不得还。言官交章论直苛扰，请罢西厂。而大同巡抚郭铠复言：“直与总兵许宁不和，恐误边事。”帝乃调直南京御马监，罢西厂。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褫逐其党王越、戴缙、吴绶等，陈钺已致仕不问，韦瑛后坐他事诛，然直竟良死。帝亦无所谓政刑，意所不属即弃之，固犹未至为阉所制耳。西厂废，尚铭遂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帝寻觉之，谪充南京净军，籍其家，辇送内府，数日不尽。

宪宗朝内侍复有梁芳与韦兴比，而谄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妖人李孜省、僧继晓皆由芳进，共为奸利。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陕西巡抚郑时论芳，被黜，陕民哭送之，帝闻颇悔，斥传奉官十人，系六人狱，诏自后传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刑部员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继晓下狱。久之，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谓芳及韦兴曰：“糜费由汝二人。”兴不敢对，芳曰：“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帝不怿曰：“吾不汝瑕，后之人将与汝计矣。”芳遂说贵妃劝帝废太子而立兴王，会泰山累震，占者言应在东宫，帝惧乃止。
成化间，阉人之外，更有佞幸，以李孜省、僧继晓为首。孜省初为江西布政司吏，骫法受赃，既历京考得冠带，而赃事发，当褫为民，匿不归。时帝好方术，孜省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得幸。成化十五年四月，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杨守随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太常职司祭祀，厥选尤重，奈何用赃秽罪人，渎事天地宗庙？”给事中李俊亦以为言。帝不得已，为改上林苑监副。然宠幸日甚，赐以印章二：曰忠贞和直，曰妙悟通微。许密封奏请。孜省因与梁芳表里为奸，干乱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监事。初，帝践位甫逾月，即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及奸僧继晓辈皆尊显，与孜省相倚为奸。孜省旋迁左通政，言官交劾，暂贬秩，仍迁之。二十一年，星变求言。大臣、言官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颇感悟。贬孜省上林监丞，令吏部录冗滥者名，斥罢五百余人。中外大悦。孜省恨廷臣甚，构逐数人，益以左道持帝意。十月，再复为左通政，益作威福，假扶鸾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致仕卿贰缘以复进之江西人极多。密封推荐，缙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皆附丽之。华以江西人结孜省，用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与尹旻相恶，构旻及其子侍讲龙，龙下狱除名，旻致仕。旻籍山东，山东京僚坐旻党降调者多人。是为明季门户成习之始。孜省所排挤，若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皆被谴，朝野侧目。已复擢礼部右侍郎。是时以秘术干中官陈乞者无数，大学士万安亦献房中术以固宠，终宪宗之世，方士滥恩不绝。

继晓，江夏僧，以秘术因梁芳进，授僧录司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其母朱氏，娼家女也，继晓自陈乞旌。诏不必勘核，遽旌其门。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员外郎凌俊请斩芳、继晓以谢天下，几得重谴。宪宗朝，西番僧封法王及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皆锡诏命，服饰器用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锦衣玉食几千人。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给事中魏元等切谏，不纳。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玉庭为真人。其后，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立从。二十一年，星变求言，贬李孜省、罢传奉官五百余人时，亦革继晓国师为民。而帝忌诸言者给事中卢瑀等，密谕尹旻出之，且书璃等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迁则贬远恶地，于是言者相继贬斥。而方士等复官，有宠愈甚，诸番僧亦如故。二十三年八月，帝崩，孝宗即位后，乃尽黜成化时僧道杂流传奉得官之众（继晓至弘治元年十一月伏诛）。
凡此皆成化时朝政之秽浊，而国无大乱，《明史》称其时为太平，唯其不扰民生之故。

继晓，江夏僧，以秘术因梁芳进，授僧录司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其母朱氏，娼家女也，继晓自陈乞旌。诏不必勘核，遽旌其门。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员外郎凌俊请斩芳、继晓以谢天下，几得重谴。宪宗朝，西番僧封法王及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皆锡诏命，服饰器用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锦衣玉食几千人。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给事中魏元等切谏，不纳。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玉庭为真人。其后，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立从。二十一年，星变求言，贬李孜省、罢传奉官五百余人时，亦革继晓国师为民。而帝忌诸言者给事中卢瑀等，密谕尹旻出之，且书璃等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迁则贬远恶地，于是言者相继贬斥。而方士等复官，有宠愈甚，诸番僧亦如故。二十三年八月，帝崩，孝宗即位后，乃尽黜成化时僧道杂流传奉得官之众（继晓至弘治元年十一月伏诛）。
凡此皆成化时朝政之秽浊，而 无大乱，《明史》称其时为太平，唯其不扰民生之故。

第七节 弘治朝政局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己丑（二十二日），宪宗崩。九月壬寅（初六日），孝宗即位，以明年为弘治元年。丁未（十一日），斥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邓常恩、赵玉芝等。以言官劾诸人不法事论死，上以宅忧，谪芳南京少监，喜指挥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陕西边。芳等遇赦，复逮下狱，孜省不胜拷掠死，常恩、玉芝等仍徙边，芳废死。十月丁卯朔，汰传奉官。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论罪戍斥。罢遣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余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余人，并追诰敕印仗，遣归本土。丁亥（二十一日），万安罢。帝于宫中得疏一小箧，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帝令怀恩持至阁曰：“此大臣所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会庶吉士邹智、御史文贵、姜洪等交章列安罪状，复令恩就安读之，安数跪起求哀，无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惧归第，乞休去，时年七十余，在道犹望三台星，冀复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以附万贵同姓，及善进房中术媚上，遇试期必其门生典试，子孙甥婿多登第。安死无几，子孙相继死，安遂绝。
自明太祖废宰相不设，至正统初三杨秉政，内阁大学士已成真宰相。成化初李贤为贤相，自后彭时、商辂皆不失辅臣体。汪直用事，逐退正人，万安、刘吉、彭华、尹直辈入阁，无不依附权要。至孝宗立，首逐万安，用徐溥，继罢尹直，用刘健，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内召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彭华先已致仕，礼部左侍郎邱浚进《大学衍义补》，帝知其善，浚亦于四年入阁，一时正人多在列矣。唯刘吉尚久为首辅，吉知帝方求治，于溥、健所建白亦赞其成，而奏请则以首辅居前，颇掠新政之美。于其私意所不慊，则沮抑排构，屡兴大狱，逐正人。至五年，而帝欲封后弟伯爵，吉谓无以处太后家子弟，乃遣中官至其家讽令致仕，则帝之进贤退不肖犹少英断，且未能处以至公，固未能如宣德以前用人行政气象。

弘治元年三月，始用吏部侍郎杨守陈言，遵祖制开大小经筵，日再御朝。大经筵，正统初所定，月之二日举行，一月三次，其实成礼而已。明初经筵，原无定日，小经筵正符进讲初意，除开讲日外，皆常服进讲，谓之日讲。朝会，除元旦、节日等大朝行礼外，余为常朝，早朝受四方奏事，午后事简，君臣之间得从容陈论，永乐间谓之晚朝。景泰初定午朝仪，皆以别于早朝也。守陈言：“大经筵及早朝，但如旧仪；若小经筵，当择博雅端介之臣以次进讲，必于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讲之明而无疑，乃行之笃而无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谟训，百官章奏，皆当贮文华后殿，退朝披览，日令内阁一人、讲官二人，居前殿右厢，有疑辄问。一日间，居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则欲寡心清，临政不惑，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则御文华门，大臣台谏，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举崖略口奏，陛下详问而裁决之。在外文武官来觐，俾条列地方事，面陈大要，付诸司评议。其陛辞赴任者，随所职任而戒谕之。有大政，则御文华殿，使大臣各尽其谋，勿相推避，不当，则许言官驳正。其他具疏进者，召阁臣议可否以行。而于奏事辞朝诸臣，必降词[辞]色，详询博访，务竭下情，使贤才常接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为聪明，则资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纲举矣。如或经筵常朝，只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内臣调旨批答，臣恐积习未革，后患滋深。”疏入，帝深嘉纳，遂于月之丙子（十二日）开经筵（此是每月二日之大经筵），翼[翌]日丁丑，命儒臣日讲，越六日壬午，视午朝。
日再朝以听政，又无日不讲经史治道以资法戒，接士大夫之时多，对宦官宫妾之时少，荒怠之主必不能行；果能行之，败事鲜矣。孝宗能嘉纳此言，可谓有志图治。
是月，起用言事谪降诸臣，凡宪宗时得罪于阉人佞幸而迁谪者皆起，唯尚有为刘吉所挠间者。四月，厘正祀典，宪宗时，用方士僧道言，多所崇祀，烦渎不当，糜费不赀。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奏请厘正，礼臣周洪谟条议革诸淫祀（洪谟并议谓玄武七宿，不当信道家武当山修炼之说；城隍非人鬼，不当有五月十一日诞辰之祭；东岳泰山，既专祭封内，且合祭郊坛，则朝阳门外东岳庙之祭实为烦渎。帝以崇祀既久，不尽从也）

四年春，以陕西方用兵，罢织造绒毼中官。五年二月，以陕西巡按御史张文言，减织造绒之半。又明制，苏、杭等府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英宗天顺四年，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增造坐派自此始。弘治四年八月，以水灾停南畿、浙江额外织造，召督造官还。既而帝纳诸大臣言，并召还中官之监苏、杭织造者。中官邓瑢固请，帝又许之。而以工部尚书曾鉴言，减岁造三之一（事在十六年，见《曾鉴传》）。十七年五月，终以刘大夏言织造中官当罢。悉召还，令镇巡官领之。
凡此见孝宗不难于节用以恤民，而难于却阉之请，然犹卒以大臣之语而撤阉，则恭俭尚有天资也。后来变本加厉，决非能长保孝宗之德意，要此自见弘治朝保存明代盛时元气之美。
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洪、永间定制，法司断狱，一依律拟议。英、宪以后，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条例由此日繁。八年，以鸿胪少卿李请，命刑部尚书彭韶删定问刑条例。十三年，给事中杨廉复言：“高皇帝命刘基、陶安等详定律令，百三十年来，律行既久，条例渐多。近令法司详议，革其繁琐。臣以为非深于经者，不足议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议例。望特选素有经术深明律意者，专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贵简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杂之例，俾以例通律之穷，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嘉纳之。尚书白昂会九卿定议，择条例可行者二百九十余条，与律并行，诏颁之中外。帝所任刑官，前后如何乔新、彭韶及昂与闵珪，持法皆平，会情比律，一归仁恕，天下翕然称颂。至廷杖诏狱等惨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据《刑法志》：“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不报。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锦衣卫使，在弘治中亦有可称者二人，初年为朱骥（《明史》无骥传。骥为于谦之婿，因谦获谴。谦传言骥自有传，而卒无之。此亦《明史》之前后失照也。《明史稿》有《骥传》），《刑法志》谓骥持法平，诏狱下所司，独用小杖，宪宗尝命中使诘责，不为改。《史稿·骥传》，遇重狱，苟可生者，必为之解。迄明世，论典狱之使，率以骥称首。弘治三年卒官。同时又有牟斌，《刑法志》：“牟斌者，弘治中指挥也。李梦阳论张延龄兄弟不法事，下狱，斌傅轻比，得不死。”牟斌，《明史稿》与朱骥合传。后入正德朝，不容于中官，夺职死。是知废东厂非帝所能，而终帝之世，厂、卫皆循职不为恶，且历朝为中人鹰犬之锦衣卫，于弘治朝即累有贤指挥使可称，亦见“上好仁，则下好义”。经训自不易也。

弘治一朝，多用正士，然初年则首辅刘吉未退，颇受沮挠，至宦官则仅免肆恶。帝于奏请裁抑之臣，率不能用，或且罪之。其间用事者有一李广，《宦官传》：“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十一年，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日者言：‘广建亭犯岁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广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诸交结广者走寿宁侯张鹤龄求解，乃寝弗治。时司设监已为广请祠额祭葬，及是，以大学士刘健等言，罢给祠额，犹赐祭。”时更有守备南京太监蒋琮，以前成化间，奸民指濒江补坍沙滩，投献中官，中官收其利，而坍地赋责之民。帝立，诏：“势家悉返投献地。”民乃愬[诉]于朝。下御史姜绾等覆勘，琮胁绾右己，绾劾琮罔民利，因及其侵渔诸不法事。琮与绾互讦，累勘卒为宦者所持，其先为守备受投献之太监黄赐，并同时私垦后湖为田之太监陈祖生，并奉使两广道南京之太监郭镛，因大学士刘吉共谮绾等，至下御史十人于狱，贬为州判官，而宥各阉不问。后琮以僭侈杀人，掘伤皇陵气得罪，充孝陵净军。则帝之不能不为阉人所蛊，可考见矣。唯其时亦多贤中官，怀恩、覃吉贻自先朝；有何鼎者，更以得罪张鹤龄兄弟，为皇后所怒，竟由后使李广杖杀鼎。盖孝宗张后，不能法前代诸贤后，纵其兄弟多作过恶，请乞无度，败坏盐法，至废中盐法不行，而投献闲田，明知禁止而不能绝，张氏实蠹政之尤。此亦帝之不得贤后为助，又不能裁制外戚如祖宗时，皆仁而不断之现象也。

第八节 英宪孝三朝之学术
宣宗时始开讲学之风，公卿士庶，翕然信向，为天下是非标准，始于月川曹氏，前已言之。英宗时则有薛瑄。瑄有学行，人称为薛夫子，初为山东提学佥事。王振问杨士奇：“吾乡有可为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对，召为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谒振，瑄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宣德中，瑄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至是士奇反欲令见王振，辅臣之仰振积威久矣）。一旦会议东阁，公卿见振皆趋拜，瑄独屹立，振知为瑄，先揖之，自是衔瑄。会指挥某死，振从子山欲强娶其妾，诬指挥妻毒杀其夫，处极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旨]，劾瑄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奏瑄受贿，下狱论死。将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曰：“闻薛夫子将刑也。”振感动，会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瑄系狱待决，读《易》自如。既免，景泰间以荐起，历官大理寺卿。苏州大饥，贫民掠富家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英宗复辟，重瑄名，拜礼部右侍郎入阁。王文、于谦之狱，唯瑄力争，为减极刑一等，得弃市。瑄见石亨、曹吉祥用事，叹曰：“君子见几[机]而作，宁俟终日！”遂致仕去，在阁数月耳。告归后七年，天顺八年卒，赠尚书，谥文清。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道其所得，学者宗之。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
薛文清虽亦为达官，世自尊为薛夫子，其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以学行名节著者甚众，皆见《儒林传》，杨廉亦见《儒林》。《明史·儒林传》皆躬行自重之贤，不似《清史·儒林》，专重考据，稍习《说文》小学，辄尊之曰儒，而其所以敦品立行者不问也。盖清之国史馆传体已如是，末流遂无以品行为意者。文清殁后百余年，卒从祀文庙。吾国昔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至抉此藩篱而欲为人类设新训条，至今彷徨未知所向，吾辈谈历史，只能就史实中经过者言之。

英宗朝专以讲学名而门弟子极盛者，为吴与弼。与弼，字子传，世称康斋先生。父溥，即靖难时与王艮、胡广等同居，断定胡广、解缙不能死节者。溥亦在建文时已为国子司业，永乐中复为翰林修撰。康斋门人，明代从祀文庙者乃有二人：一胡居仁，一陈献章。讲学之风，斯时极盛。君相侧席，愿见大贤，康斋以处士蒙召，创意者为石亨，后来颇受指摘。尹直《琐缀录》谓康斋跋石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又为其弟所讼，或谓地方官忌康斋，募人教其弟为之。右康斋者并辨《琐缀录》之诬。但康斋之于世论，颇未能如薛夫子之一致推服，则可见矣。今读其《集》，屡言梦见孔子、朱子，纵或为结想所成，要亦无当于为学实用。虽大儒尽出其门（明儒从祀止四人，薛瑄在前，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三人同以万历间从祀。胡、陈皆康斋弟子），然世所景仰，对康斋不及对胡、陈，而胡尤平实可为人师法也。
居仁闻吴与弼讲学崇仁，往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序，鹑衣箪食，晏如也。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皆告之曰：“学以为己，勿求人知。”曰：“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绝思虑以求静，不知唯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务于空虚与溺于功利者均失，其患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工夫间断。”承学之士，皆佩之为笃论。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其身，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陈献章，字公甫，举人未第。从吴康斋讲学，尝自言：“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浩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世称白沙先生。白沙实大近禅悟，胡敬斋亦言之，后皆从祀。则门弟子等盛，学说等行，出大儒之门者，终身服膺师说，服官皆有名节，不负所学。亦多有已通籍而解官受业于门者，《儒林传》中不少其人。一时学风，可见人知向道，求为正人君子者多，而英挺不欲自卑之士大夫，即不必尽及诸儒之门，亦皆思以名节自见。故阉宦贵戚，混浊于朝，趋附者固自有人；论劾蒙祸，濒死而不悔者，在当时实极盛，即被祸至死，时论以为荣，不似后来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帝以为罪人，无人敢道其非罪。故清议二字，独存于明代，读全史当细寻之，而其根源即由学风所养成也。

第四章 议礼
大礼之狱，为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示。议礼之所由来，以由外藩入嗣，必欲追尊其所生，廷臣持之，遂拂帝意。其入嗣之故，则以武宗荒惑，以致无后。不能效法孝宗，明运已大可危，赖世宗起而振之，尚得为中叶守文之世。晚年虽惑于奉道，放弃万几，一意玄修，能助其玄修者即为忠爱，遂致奸人专国，荼毒正士。然世宗究属英主，日久亦终除权相，贻穆宗以未坏之丕基。故以正德、嘉靖、隆庆三朝为一段落，此尚未入危亡之限也。至万历之世，乃当别议明之所由亡矣。
第一节 武宗之失道
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初六日），帝大渐（帝于四月二十九日甲申不豫。四月小尽，甲申晦日），召刘健、李东阳、谢迁至乾清宫，曰：“朕承统十有八年，今三十六岁，遘疾殆不兴，故召卿辈。”健等皆慰藉。帝曰：“朕自知命也。朕守祖宗法度，不敢怠荒，天下事重烦卿辈。”又曰：“东宫年十五矣，未选婚，可急令礼部行之。”皆应曰：“诺。”时司礼太监跪榻下，帝口授遗旨，命就榻前书之。执健手曰：“卿辈辅导良苦，朕备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卿辈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越日辛卯（初七），召太子谕以法祖用贤。午刻崩。壬寅（十八日），太子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孝宗于太子，临终以其年幼好逸乐为言，固知武宗将来之纵欲败度矣，然只此一子（孝宗二子，其一蔚王厚炜，三岁已殇），早正东宫，自无不立之理。既即位，即有东宫旧竖刘瑾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八人俱用事，谓之八党，亦谓之八虎，日导帝游戏。自是怠于政事，遗诏中当兴罢者，悉废格不行。八月，京师淫雨，大学士刘健等上言：“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诏书所载，徒为具文。阴阳所以不调，雨旸所以不若。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朝廷养军匠费巨万计，仅足供其役使，宁可不汰？文武臣旷职偾事虚糜廪禄者，宁可不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宁可不罢？内承运库累岁支银数百余万，初无文簿，司钥库贮钱数百万，未知有无，宁可不勾校？至如放遣先朝宫人，纵内苑珍禽奇兽，皆新政所当先，而陛下悉牵制不行，无以慰四海之望。”帝虽温诏答之，而左右宦竖日恣，增益日众。帝出，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健等极陈其弊，谓勤政讲学，报闻而已。十一月，命太监韦兴分守湖广。兴自成化末得罪久废，至是夤缘出守。科道官言：“诏革天下镇守内官非旧额者，墨犹未干，乃复遣兴，无以示信。”尚书刘大夏等再三争执，皆不听。

正德元年二月，大学士刘健等以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为宦官所挠，传示帝意，令阁臣调旨，健等不奉命，别拟以奏，帝不听，健等力谏，不报。居数日，乞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数日，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贵戚近幸尤切，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详议。健等知志终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而失利者咸切齿。四月，罢吏部尚书马文升，以侍郎焦芳代之。芳深结阉宦以干进，廷议以国用不足，劝上节俭，芳知左右有窃听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须用度，何况县官？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多逋租匿税，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帝闻大喜。会文升去，遂代为尚书，至十月遂入阁。先是，五月兵部尚书刘大夏罢。文升、大夏皆以承遗诏汰传奉官及武臣，为帝所不悦，求去，遂许之。十月，罢华盖殿大学士刘健、武英殿大学士谢迁。健等辅臣皆承孝宗遗嘱辅帝。时刘瑾以内官监兼督团营，日与马永成等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导帝佚游。又劝帝令镇守内臣各进万金，奏置皇庄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论劾，章下阁议。健等持当从言官奏甚力。先是户部尚书韩文以八党用事，每朝退与僚属言，辄泣下。郎中李梦阳进曰：“公泣何为？比谏官疏劾诸阉，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人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纵事弗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令梦阳草疏，既具，文读而删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览弗竟。”遂率诸大臣伏阙以上，略曰：“伏睹近日朝政益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唯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穷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害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疏入，帝惊泣不食，乃遣司礼中官李荣、王岳等至阁议，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迁欲遂诛之，以为处之未尽，健推案哭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健、迁声色俱厉，唯李东阳语少[稍]缓。王岳者，素刚直嫉邪，慨然曰：“阁议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诸大臣入，至左顺门，健迎谓曰：“事垂济，公等第坚持。”尚书许进曰：“过激恐生变。”健不应。有顷，李荣手诸大臣疏曰：“有旨问诸先生，诸先生言良是，但奴侪事上久，不忍即致理，幸少宽之，上自处耳。”众相顾莫言，韩文乃抗声数八人罪，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乱本不除。”荣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宽之耳。”鏊直前曰：“设上不处，奈何？”荣曰：“荣颈有铁裹耶？敢坏国事！”遂退。健约文及诸九卿诘朝伏阙面争，王岳从中应之，因允诛瑾等。焦芳驰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环泣，以首触地，曰：“微上恩，奴侪磔馁狗矣。”帝色动，瑾进曰：“害奴侪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结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岁？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礼监，永成、大用掌东西厂，各分据要地。及旦，诸臣入朝，将伏阙，知事已中变，于是健、东阳、迁俱上章求去，瑾矫旨听健、迁归，而独留东阳，岳充南京净军，追杀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权悉归于瑾。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哭为？使当日多出一语，与我辈同去矣。”东阳嘿然。

《刑法志》：“正德元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邱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两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南康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身死家籍。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而卫使石文义亦瑾私人，厂卫之势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尚宝卿顾浚、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辈，并不免濒死而后谪戍，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
刘、李、谢三相同心辅政，皆为贤相，刘、谢去位，李稍依违，遂为同时所诟病。阉党以尽逐阁员为有所却顾，乐得一不甚激烈者姑留之。其后李遂久为首相，誉之者谓其留以保全善类，善类之赖保全者诚有之，要其不与刘、谢同退之初，未必遂为将来之善类计也，故嘲之者曰“伴食”，曰“恋栈”，未尝无理。特李卒以廉谨和厚自处，又文学为明一代冠冕，其所著《怀麓堂集》，所居之西涯，皆足动后人景仰矣。
初，许进辈以年资推焦芳入吏部，刘健不悦，曰：“老夫不久归田，此座即焦有，恐诸公俱受其害耳。”及健、迁去位，芳果附刘瑾谋柄政，而廷议独推王鏊，瑾迫公论，令鏊与芳同入阁。芳裁量章奏一阿瑾意；鏊虽持正，不能与抗，事有不可，与李东阳弥缝其间，多所补救。东阳虽为首辅，常委蛇避祸，芳嫉其位在己上，日夕构之于瑾，会《通鉴纂要》成，瑾以誊写不谨，欲因是为东阳罪，东阳大窘，芳为解乃止，除誊录官数人名，东阳得无事。
东阳之保全禄位，至不惜求解于焦芳以自容于刘瑾，其气骨之不如刘、谢可见，但终非为恶者耳。《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即清代御批之所本，改名为《通鉴辑览》，后又增益明代，并于《纂要》原书亦有以意更定，而其上古至元并为一书，中包温公《通鉴》及朱子《纲目》并金履祥之《前编》、陈 之《续鉴》统为一书，实自东阳《纂要》发之。

给事中刘、吕翀请留刘健、谢迁，不报。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亦以为言，并、翀俱杖于廷，并削其籍。兵部主事王守仁论救铣等，杖四十，谪龙场驿丞。时南京御史蒋钦与铣等同被罪，出狱甫三日，独具疏劾瑾，请急诛瑾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越三日，复具疏请杀瑾，且言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言尤激切。既入，复杖三十。后三日，卒于狱。
蒋钦《传》言：“钦属草时，灯下微闻鬼声。钦念疏上且掇奇祸，此殆先人之灵，欲吾寝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厉声以告。’言未已，声出壁间，益凄怆，叹曰：‘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复坐，奋笔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声遂止。”
王守仁为明一代伟人，讲学开别派，为大师，世所称阳明先生，以平宸濠功封伯爵。
瑾恨韩文甚，日令人伺文过，不得，十一月，有以伪银输内库者，以为文罪，诏降一级致仕。给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责其党护，更削文职，并除昂名。文出都，乘一骡，宿野店而去。又矫旨谪李梦阳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复抚他事下之狱，将杀之，赖康海救得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