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完。

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上的地标建筑，竣工于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如今60年的光阴过去，这座建筑依然那么庄重典雅，于周围的建筑景观相得益彰，构成了天安门广场浑然一体的恢弘气韵。
1958年8月，中了共中了央提出要在首都建十个经典工程，展示新中国的新面貌，人民大会堂被列为“十大工程”之首，此时距1959年国庆只剩不到400天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起10座大型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表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建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用了整整14年。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3位顶尖建筑师云集北京，上万名建筑工人参与施工，数十万人参加义务劳动。人民群众用智慧力量与爱国热情，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从这一张张坚毅，且充满激情的笑容里，今天的我们依然能够被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打动。
第六集
激情燃烧的岁月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有着六亿多人口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是一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激发起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前激情和冲天干劲。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石油。持续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的西方势力断言，中国是个贫油国，发展工业一定会被石油卡脖子。但，中国人就是不信这个邪。一批批地质学家和年轻的地质勘探队员，在荒原，在戈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跋山涉水寻找石油的踪迹。
1950年返回祖国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长。他依据自己和潘钟祥共同创立并发展的陆相生油理论研究认为，应当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靶区。
1959年9月底，中国石油勘探队终于在东北松辽平原的黑龙江肇州县境内，打出第一口稳产油井。此时，刚好是国庆十周年前夕，人们就把这个油田命名为大庆。
1960年，中了央批准了急调四万建设大军，开展大庆石油会战的计划。当时的环境异常艰苦，设备不齐，没有公路，供水供电设备严重不足，几万人的队伍一拥而上，能否在荒凉的大平原上站住脚就是个大问题。
（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上”。这位被誉为“铁人”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拼搏苦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名字和大庆石油会战，紧紧连在了一起。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后，在没有装卸设备的情况下，王进喜和他的队员们，靠着人拉肩扛，硬是把60多吨重的钻机搬运到了井场，并安装了起来。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机关头，王进喜带头跳进碱性极强的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

经过三年多奋战，1963年当年大庆油田产原油达到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这一年的12月2日，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终于把贫油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里去了”。
1964年1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成为了新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的辽阔农村也同步创造着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开山劈岭的隆隆炮声，把我们带进了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林县。这些腰系绳索，如猿猴般在悬崖峭壁间飞来飞去的人，并不是在做什么特技表演，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数百米高的峭壁中间，修出一条水渠来，把一百多公里外的漳河水引到林县来，这就是著名的“引漳入林”工程，人们都叫它红旗渠。
要想在坚硬的砂岩上凿出一条宽8米，深4.3米的主干渠，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一根绳索系于腰间，飞崖下堑，如壁虎般附于绝壁之上，打钢钎，凿炮眼，这看似洒脱的一举一动背后，时刻面对着的却是生死的考验。排险突击队队长任羊成，曾先后四次身负重伤，九死一生。
（任羊成）我早晨就把被子抱着了，到工地去排险以后，中午回来不回来呢，那就很难说了。跟你说实话，这么荡起来，我要粉身碎骨牺牲了，别人掂开我的被子往棺材里面一放，那不就回老家去了吗。
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林县人民凭着改天换地的豪情和钢铁般的意志，硬是在巍峨的太行山上，开凿出一条总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中了央很快就确立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加快三线建设的基调。就在中了央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一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加入到了西迁的行列中，而交通大学的西迁之路却来得更早一些。

（史维祥，西安交通大学退休教师）总又提到：“爱国奉献，无怨无悔，都是西迁精神的体现。我们要在新时代找出我们的奋斗目标，再立新功”。
在当年的诸多三线建设项目中，毛泽东最为牵挂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了。他曾特别强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

这是1964年5月的攀枝花，沉寂了亿万年的荒山野岭，响起了隆隆的开山炮声，攀枝花从此揭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类壮举。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带着仓促准备的行囊，潮水般涌进金沙江畔。在没有城市依托，不通铁路，气候恶劣，物质奇缺的艰难条件下，建设一座大型钢铁基地，谈何容易。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作罗帐地是床，野菜盐巴下干粮，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数十万建设者用了5年时间，硬是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建起了一座举世瞩目的钢铁企业。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迎来了第一炉铁水，飞舞的钢花，格外壮观。
就在同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沿线地形和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多国专家断言这里是修路禁区。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和意志，筑路大军用鲜血和汗水，浇筑铺就了这条非凡的钢铁之路。
（云南，金山烈士陵园）在修筑成昆铁路1096公里的铁道线上，共有2100多人牺牲，平均每500米就留下一位烈士的英魂。

三线建设的开展，较大规模的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改变了三线地区比较落后的局面。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雷锋，一个因公牺牲的普通解放军战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髓，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焦裕禄，身患肝癌，忍着剧痛，带领兰考县干部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被兰考人民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奉献，英雄的事迹，流传下来，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人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形成了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西迁精神等一大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设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我们革命精神的谱系。

向现代科学进军，这是新中国建设浪潮中一个响亮的口号。
1960年，还是湖南省农业学校教员的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技术。在那个年代，水稻的平均亩产只有100多公斤，粮食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十余年攻关，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在1975年把水稻平均亩产提高到了300公斤。今天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还在不断突破，第三代超级杂交水稻可以把亩产提高到1000公斤。
1965年9月17日，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这一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物，她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这项研究的起步始于1967年5月23日，在那一年中国启动了研发抗疟新药“523项目”。5年后，屠呦呦团队与其他机构合作，成功研制出青蒿素。这类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让人民大众身心健康，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理应担当的使命。

中国曾是世界上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市、自治区，1000万人口患病，上亿人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了务了院会议上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1957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率先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看到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提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65年，毛泽东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于是“赤脚医生”应运而生。新中国以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依托，建立了一套崭新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

就在新中国建设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我国的对外关系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六十年代，在与国际霸权主义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拉国家关系，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照片中这位仰天大笑的人，就是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透过这张照片，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开怀大笑所蕴含的自信和豪情。
经过不懈的努力，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主持正义的其他国家支撑下，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两国领导人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握在了一起。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这位导演了这场改变世界格局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微笑着对尼克松说：“我们俩主要谈谈哲学问题，具体的事情让他们去解决吧”。
6天后，中美双方签订了《联合公报》，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始起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掀起同世界各国建交的高潮。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40多个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就这样被打破，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