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甘肃酒泉开始建设导弹发射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最后确定在新疆罗布泊。从此，为了“两弹”的研制，十多万科研人员和参试部队，告别了亲友，离开了故乡，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大西北，他们当中90%的人不到35岁。
地处中国西北的试验基地，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盛夏时地表温度高达六十多度，刮起风来飞沙走石，狂风能把帐篷掀起，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打碎。水十分珍贵，早上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时洗手，晚上洗脚，还用来洗衣服。一位研究设计人员曾经这样回忆：一些高出地面不到一米的地窖，就是全部落区工作人员的住房。住在地窖里虽说不太冷，可是窖顶上不断地往下淌沙子。在别处，床单是铺在身下用的，而在这里，床单却挂在空中。开始新来的同志还不太理解，但是住了一夜之后，深感其设置的奥秘，如不这样，睡一夜起来，七窍都要被沙子灌满了。在地窖里吃饭，谁的碗也不敢对空暴露，大家都是一个姿势，低着头弓着腰，用上身遮挡饭碗，以防沙子空袭。

最初，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曾经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在火箭、航空技术和原子弹研制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这些援助对中国导弹、原子弹研制的起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9年6月，风云突变，由于中苏矛盾激化，苏共中了央突然致信中了共中了央，宣布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一夜之间，苏联政府撕毁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于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有了个刻骨铭心的代号“596”。
此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耗资巨大的国防尖端科技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针锋相对。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聂荣臻态度坚定，我们必须搞出以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同时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中国共了产了党人从来没有动摇奋发图强的壮志和雄心，站起来的中华民族，依然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中国自己制造的这枚被称作“争气弹”的导弹——东方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为加强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组织全国的大协作。1962年11月，中了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被统一纳入委员会领导范围。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有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没枪，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然而，他们又一次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弹道导弹。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
1966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
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二号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这意味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就在这一年，中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中国战略核导弹从中近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燃料发展到固体燃料，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相继研制成功多种型号，不同射程的战略导弹武器系统，并陆续装备部队。

就在“两弹”研制如火如荼的时候，1958年6月，毛泽东、党中了央批准了聂荣臻元帅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十年后，1968年，中国核潜艇首艇开工建造。二十年后，1988年9月15日，中国第一次用导弹核潜艇发射潜地导弹取得成功。中国终于拥有了一支以核潜艇为作战平台的核打击力量，在潜在的核战争中具备了战略反制能力。

正当中国导弹、原子弹技术取得重要突破之时，世界大国的激烈较量和竞争，已经由陆地扩展到太空。
（孙家栋，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咱们国家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时候，那阵儿是比较困难，条件非常不具备，但是国家针对当时形势的需要，就真是要靠咱们国家自己的力量，因为外界对我们是完全封锁的。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搭载下，进入太空。
举国一片欢腾，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截止到2019年3月，中国航天已有8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行了300次航天发射，已有包括对地观测、通信广播、导航、科学技术试验四大系列在轨运行的200多颗卫星。

回望共和国走过来的路，两弹一星的研制历史，宏大辉煌，跌宕起伏，而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环境中默然进行的。邓颖超曾讲到：“对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她也是在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才知道的，周恩来对她也是严格保密”，邓颖超回忆道：“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人，是许多参加研制和试验的人员的写照。为了研制原子弹，邓稼先是最早接到调令的核物理学家之一，给家人留下了一张全家福后，邓稼先的名字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那年，他刚满34岁。在和妻子临别的那天晚上，他对妻子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活的很有意义”。

1958年8月，邓稼先赴戈壁滩核试验基地时，连一个通信的信箱都没有留下，余下的就只剩一个妻子对丈夫一无所知的许多岁月。在秘密而简陋的房屋里，邓稼先和计算小组依靠手摇式计算机，对涉及原子弹爆炸的关键数据，反复进行运算，最终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一次突如其来的事故，成了邓稼先身体健康的转折点。邓稼先在没有任何防护的状态下，径直走到事故中心区。就这样一个举动，谁也说不清他的身体究竟受到多大的伤害。直到1986年6月，医院发出邓稼先病危报告，中了央军了委指示对其解密，各大报刊在显著版面以《两弹元勋邓稼先》为题，报道了他默默无闻的28年。

对54岁的核物理学家王淦（gàn）昌而言，他刚刚在苏联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蜚声国际，也正是出成果的黄金年华，参加原子弹研制便意味着放弃这一切。在他回答“我愿以身许国后”，国际物理学界横空出世的王淦昌消失了，而在西北的核试验基地多了一个叫王京的人，主持爆轰试验。
1968年12月，时年59岁，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的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因工作赶回北京。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降落中失事。当人们找到遗体时，发现在最后时刻郭永怀和警卫员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住了装有绝密科研资料的文件包。当年郭永怀因为长期从事绝密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要礼物，他只好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礼物”。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将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郭永怀星。他也成为第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于敏、王大衍、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chí）、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马兰烈士陵园）（东风烈士陵园）他们用全部的生命与激情，拥抱国家使命，最终凝聚成绚丽的光芒。那光芒照亮了我们的土地，照亮了用血与火所浇铸的共和国，也照亮了永不受人欺辱的强国梦想。

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是在党中了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各个行业，各相关部门大力协作，攻克难关，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这是国家力量的象征，是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
人生易老天难老，当年无数人拼着性命，支撑共和国发出的那一声声震惊世界的呐喊，将永远镌（juān）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中。

1958年3月，第一个导弹训练试验基地成立。
1960年11月，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966年7月，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
1966年10月，第一次成功发射导弹核武器。
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1月，中远程火箭飞行首次试验成功。
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1972年12月，自行研制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入列服役。
1974年8月，核动力潜艇开始列装部队。
1982年10月，首次以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
1988年9月，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进行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取得成功。
1999年9月，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第五集完。

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上的地标建筑，竣工于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如今60年的光阴过去，这座建筑依然那么庄重典雅，于周围的建筑景观相得益彰，构成了天安门广场浑然一体的恢弘气韵。
1958年8月，中了共中了央提出要在首都建十个经典工程，展示新中国的新面貌，人民大会堂被列为“十大工程”之首，此时距1959年国庆只剩不到400天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起10座大型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表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建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用了整整14年。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3位顶尖建筑师云集北京，上万名建筑工人参与施工，数十万人参加义务劳动。人民群众用智慧力量与爱国热情，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从这一张张坚毅，且充满激情的笑容里，今天的我们依然能够被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打动。
第六集
激情燃烧的岁月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有着六亿多人口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是一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激发起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前激情和冲天干劲。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石油。持续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的西方势力断言，中国是个贫油国，发展工业一定会被石油卡脖子。但，中国人就是不信这个邪。一批批地质学家和年轻的地质勘探队员，在荒原，在戈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跋山涉水寻找石油的踪迹。
1950年返回祖国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长。他依据自己和潘钟祥共同创立并发展的陆相生油理论研究认为，应当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靶区。
1959年9月底，中国石油勘探队终于在东北松辽平原的黑龙江肇州县境内，打出第一口稳产油井。此时，刚好是国庆十周年前夕，人们就把这个油田命名为大庆。
1960年，中了央批准了急调四万建设大军，开展大庆石油会战的计划。当时的环境异常艰苦，设备不齐，没有公路，供水供电设备严重不足，几万人的队伍一拥而上，能否在荒凉的大平原上站住脚就是个大问题。
（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上”。这位被誉为“铁人”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拼搏苦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名字和大庆石油会战，紧紧连在了一起。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后，在没有装卸设备的情况下，王进喜和他的队员们，靠着人拉肩扛，硬是把60多吨重的钻机搬运到了井场，并安装了起来。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机关头，王进喜带头跳进碱性极强的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