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国时代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厉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
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京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五十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三万至五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头戴冠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钩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映。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和玉蝉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zhuān，xū）、帝喾（kù）、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

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种，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种，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土的玉器种，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
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弘的宫殿种，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塔儿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有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尧”字。文尧是对尧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易、邑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
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四百到四千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ɡuǐ）、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圭、玉琮（cónɡ）、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五百年。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ɡuǐ）、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圭、玉琮（cónɡ）、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五百年。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kān）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

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寂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作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作圭。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圭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伴随着陶寺圭表的发现，何弩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圭尺的发现，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套圭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

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形容极多，言其多。这一概念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
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峁（mǎo）村北侧山峁上，一处宏大石砌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四千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在2012年的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建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峁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超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四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峁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一千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峁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峁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

1975年底，时值寒冬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峁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峁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三十六国，其中有一个一目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银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jì），令专家疑惑。这一语调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一目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峁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
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尧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峁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峁城址很可能就是黄帝或其后人的居驿。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四千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个中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