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臣主之异利者王”
——绝对君权论
君尊臣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儒、墨、法家的共同观点。但是，墨翟讲“兼爱”，孟子提倡同乐，而法家则把君权作为变法的基本依据。韩非更是在理论上把君权绝对化，使君臣、君民在利害关系上处于完全的对立之中。如果说商鞅在一定程度上还把尊君当作变法的手段，那么韩非则把尊君当作制法的目的。
在韩非的思想中，有着明显的道家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把韩非的思想归于黄老，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2] 从《韩非子》一书看，其中的确不乏老子的思想，但是如果仔细辨析，就会发现老子的思想在韩非那里已经大大地变了样。韩非也论述“道”，但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阐述他的哲学思想，而是想从理论上论证君主的独一至上性。总之，在韩非看来，道是至高无上的。他已经把君权视为像道一样的自在自为的存在本体，民的一切行为、思想都必须遵从君主的意志，以之为标准。《韩非子》一书的一切立论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威。
先秦诸多的思想家，不论其偏于激进或是保守，大体上说，在他们的学说和政治主张中都不同程度地顾及到民众的利益。这是时代的要求。韩非却与他们大不相同（包括以李悝和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他处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变革即将完成之际，“超前”地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出来，并进一步把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君主的利益同统治阶级中其他成员的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儒墨两家总是想调和君臣、君民的关系，道家则是要淡化君臣、君民的关系，而法家却别具一格，明确地把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这一点在韩非的理论中尤为突出。他认为，君主要时刻提防大臣，任何人都不可相信。在君主周围，都是些危险人物，时刻威胁着君主，“猾民愈众，奸邪满侧。”[3]君主不可轻信大臣，“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4]君主要把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权轻臣重，必有亡国的危险。韩非从道的独一性出发，认为万事万物都不能与道相对立，不能相对立强调的是“异”。把这一理论用于政治，则强调君臣对立，君制御臣。这就否定了最高权力的二元存在，把君权推向了绝对至上的地位。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是“一日百战”的关系，君主要想牢牢掌握大权，就必须严厉地控制臣民，对于百姓要用刑罚，对于大臣要有“御臣之术”，即法与术。[5]
为了稳定君位、加强君权，就需要强制臣民服从的力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凭借暴力的争斗来维护君主的地位和权力。应该说，韩非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抓住了阶级斗争胜负成败的关键。特别是在一个新兴的剥削阶级取代过时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的过程中，暴力更具有特殊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阶级局限性。从较大的历史尺度来说，也可以说韩非这种君本主义是极为保守和反动的。
站在彻底的君本主义立场上，韩非把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所着重论述过的法、术、势思想统一起来。而在法、术、势之中，韩非特别重视术。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韩非所言的术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权术，把这样的术运用于政治，必然导致权术政治，这对早期法家思想是很大的破坏，对秦国的政治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权术政治的恶果是，“照韩非所主张的去做，将不是君把臣制服，而是被臣所制，秦二世不是被赵高玩弄了吗!靠术驾御群臣可以奏一时之效，但难于治理国家；然而在君主专制情况下，玩弄阴谋权术又是不可避免。”[6]韩非的思想无疑是在为君主绝对专制作论证，君主是道的化身，一切应以君主为本位，君主应该独揽大权，君权至上。绝对的王权主义把所有臣民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立面，处处设防，处处搞阴谋，对于任何人或事都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说，不择手段是权术政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