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其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既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力量之源,也是造就中华文化浩瀚弘通的博大气象和历久弥新的内在品格。在中国文化史上,“和而不同”的思想形成很早,而其完整表述,最早见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虽然孔子是以“和而不同”当作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但后人以之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而不同”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君子小人之辨了。具体说来,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和而不同”的含义之一,就是多样性的统一与均衡,在文化精神上体现的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有齐侯与晏婴讨论“和”与“同”的一段对话。晏子首先举了“和羹”的例子:“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各种食物原料聚合在一起,经过宰夫的妙手调和成为美味。晏子还进一步用音乐来说明“和”之意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君臣关系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晏子在此强调的是,君主执政也要像“羹和”、“声和”一样,具有包容精神,能够允许臣下和百姓发表不同的意见与看法,并且要善于听取不同的、甚至是否定性的意见。至于齐侯侍臣梁丘据的做法,晏子则认为这不是“和”而是“同”:“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在晏子看来,这只是简单的同一,绝对的服从,没有包容与调适,显然是行不通的。  
晏子所言“羹和”、“声和”、“君臣之和”,强调的都是要“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这就说明,“和而不同”的精神旨归乃在于人的“心和”,即内在心性的宽广包容、通达平和。关于这一点,在老子的思想中亦有体现。《老子》第16章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王弼注曰:“无所不包通也。无所不包通,则乃至于荡然公平也。荡然公平,则乃至于无所不周普也……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于极虚无也。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则乃至于不有极也。”王弼用“无所不包通”来解释“知常容”,深得老子旨意。包,包容也;通,和也。体道之人,内心至于虚极静笃,无所不包,无所不通,这恰与“和而不同”的精神气象相一致,体现出一种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  
“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既是一种君子之风,也是协调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准则,同时也适用于处理国家、民族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克明俊德,以柔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记载,主张用“和”的方式对待族群、邦国。“协和万邦”,需要承认差异性,需要互相包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原则,正是“和而不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内化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赋予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巨大气魄。无论是儒、道思想的互融互补,还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激相荡而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抑或对我们形成强烈冲击的西方文化仍然能够被中华文化加以化解并进行有效的吸收融会,都和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有莫大的关系。今天,“和而不同”仍是各种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原则。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言:“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今后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就必须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充分吸收他们的文化成果,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创造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