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中提出新教伦理利于资本主义，而儒家思想与现代资本主义不相容的观点，被称为“韦伯命题”。这个命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生长具有助力；一是儒家思想精神难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融合，对其形成助力。
对于韦伯的这个“命题”，很长时期内人们并未提出异议。自上个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命题”的有效性开始受到挑战。进入80年代以后，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逐渐启动，尤以近20年的快速发展更是令人瞩目。重新审视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与儒家思想影响的关系，成为一种潮流。于是，欧美学界一些人和“新儒家”学者，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奇迹”命名为“儒家资本主义”或“儒家现代化”，从回应长期流行的“韦伯命题”。
“儒家资本主义”论认为，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最近半个多世纪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或称之为现代化成就），主要得益于儒家文化，因为“是儒家使他们忠于家庭、服从权威、尊敬长者，以及勤奋努力、俭朴自制、互相合作。如果缺乏这些伦理信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体系、生活规范与社会结构，那么现代化恐怕很难实现。”（傅佩荣：《儒家与现代化》，见《儒家与现代人生》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4页）一言以蔽之，“儒家资本主义”论认为，儒家思想伦理非但不与资本主义抵牾，而且对资本主义，乃至现代化还有推动作用。
“儒家资本主义”（或“儒家现代化”）证实“韦伯命题”失效了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是看儒家思想传统是否能够提供资本主义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
马克思终生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他的观点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根据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根本特点，它的产生和维持需要三个方面的因素为其“充分必要条件”。
首先，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生所需要的充分条件是，“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他又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这种生方式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财富的增值。资本主义在一百年时间内积累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总和，得益于这种有效的财富积累方式。
但是，这一过程所展现的人欲之恶，受到人类趋善之心的厌恶。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判正是由此而来。因此，承认这种生产方式，就意味着承认人类趋利自私的本性，将创造和增殖财富视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从道德意义上进行谴责。这一点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尤为重要。对财富的追求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ethos），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
其次，生产过程服从市场，产品的出路也依靠市场，换言之，市场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这一特点决定了生产过程的开放性和产品消费的开放性。人们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有充分道理的。它不同于农本经济条件下生产过程的封闭性和产品消费的封闭性。因此，承认市场经济的重要地位，并按照市场规则行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第三，资本和被雇佣者的结合，要求生产过程的自由和产品流通的自由，要求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作，以保障公平竞争，反对和拒斥贵族特权经济和超经济强制。所以，市场经济又被称为自由经济和法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