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吃瓜。

在长江和鹤江碰头的地方，有座城叫临江。房子挨着山，一层叠一层，那些老楼房灰扑扑的，看久了，像一群趴在岸上歇气、再也游不动的老鲸鱼。
那是2006年的秋天。整座城都悬着——上游那个叫“平湖”的大坝就快封上了。水一涨，山脚边那些老街老巷，就得永远睡到江底去。
我坐轮渡往下游走，景色就变了。这边是新城区，吵得很。推土机嗷嗷叫着，新开的超市门口，喇叭从早到晚喊着“打折啦！打折啦！”。江边立着巨幅广告牌，上面一行大字蹦得老高：“临江新天地，未来已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临江。湿漉漉的江风扑在脸上，我哪能想到，往后日子里的悲欢离合，会像这江水一样，把我牢牢地和这座城、和即将认识的那三个大叔，缠在一起。

我是林溪，那年五月我刚满十二岁。
小学毕业之前，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村里住，书也是在村里念的。本来嘛，按部就班就该去县里上初中了。可我爸不这么想。
他在外头工作，见识多，一个电话打回来，态度坚决：县城的中学，不能去。他说教学质量也就那样，外边乱，地痞混混不少，校园里欺负人的事儿也多。他是真知道——我爸当年可是村里凤毛麟角考上大学走出去的人，他的初中高中就是在县城读的，那里头的人情世故，弯弯绕绕，他比谁都清楚。
正巧，我小学成绩还算凑合，他就动了心思。他想起一个人——他高中时候最铁的哥们儿，陈启明。俩人当年好得能穿一条裤子。如今这位陈叔叔，已经在临江一中当上了副校长。
我爸就拨通了那个电话。我的路，也就这么朝着临江城，转了弯。

故事会开始了

那天一大早，我和爷爷从村里搭三轮车去镇上。车斗颠得人骨头都快散了，尘土扬了一路。到镇上后，我们在路边干等了一个多钟头，那趟去临江的大巴才慢吞吞地开来。
车上挤得满满当当，各种气味混在一块儿。我胃里直翻腾，难受得只好闭着眼硬扛。一路浑浑噩噩，直到大巴轰隆隆开上了轮渡，车子稳在江面上，那股恶心劲儿才慢慢缓过来。
我侧过头，贴着冰凉的玻璃窗往外看。熟悉的、层层叠叠的山，正一点一点往后退去。前方，平坦的江岸像一幅缓缓打开的画卷。然后，我第一次看见了那么多、那么密的楼房，那么宽、那么长的马路。江面上，巨大的轮船像一座座移动的铁山，低沉地鸣着汽笛。
一切都陌生得让人发怔。

下了大巴，我和爷爷扛着行李，一路打听，绕了好些冤枉路才摸到陈校长家小区。老式的单元楼，楼道里有点暗。爷爷上前敲门，片刻，门开了。
“叔叔，你们可算到了！欢迎欢迎。”
爷爷把我轻轻往前推了推，低声道：“叫人。”我脑袋还有点晕车的懵，瓮声瓮气地挤出三个字：“陈叔叔。”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启明。那时他还很年轻，四十五岁上下，穿着浅色衬衫，下摆利落地束在西裤里。身材因长期伏案有些微微发福，却显得很温润。额头宽阔，头发往后梳得整齐，额际虽有些后移，却添了几分儒雅。他看着我，微微笑了一下。那笑容很和煦，我倒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趁爷爷和他说话，我悄悄打量四周。屋子整洁，书香气很浓，和我熟悉的乡间老家全然不同。没说太久，爷爷要赶最后一趟回镇上的车，匆匆交代几句就走了。
门关上，屋里忽然静了下来。我就这样，在陈校长家，住下了。

房子是学校分的家属楼，不算新，但收拾得很齐整。陈叔叔的爱人在另一个中学教书，平时住校，儿子又在外地念大学，所以大多数时候，就他一个人住这儿。
他领我去看我的房间。是从书房隔出来的一小间，大概也就八九个平方，刚够放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和一个衣柜。家具都是半新的，干净，没什么使用痕迹。
“这儿以前是我儿子堆书的地方。”陈叔叔站在门口说，“他高中那三年，就住这儿。上大学走了，房间也就空着了。”
书桌上已经给我备好了东西：一盏奶白色的台灯，一个塞了几支笔的笔筒，还有一摞崭新的笔记本。墙上贴着两张地图——一张中国，一张世界。窗户正对着楼下的小花园，能看见几棵修剪得圆乎乎的桂花树，还没到开花的季节，绿油油的。
“给，钥匙。”陈叔叔递过来一把银色的钥匙，语气很平常，却让我愣了一下。“出门记得锁。家里的钥匙就两把，你一把，我一把，收好了。”
我接过钥匙，冰凉的金属攥在手心里，忽然有了点“要在这儿住下去了”的实感。

灯关了，黑暗一下子淹过来。我睁着眼，听见好多声音：墙上挂钟一步一顿的滴答声，街上偶尔掠过的、闷闷的车轮声，还有自己胸口怦怦的动静。忽然就想起山里晚上那些唧唧啾啾的虫鸣，爷爷睡着后沉沉的咳嗽，还有奶奶在灶间轻轻走动的影子。
但我知道，那些都暂时远了。从这个夜晚开始，我得在这个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城市，和一个还透着生分的“陈叔叔”一起，过一种全新的日子。而在往后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这个男人，会慢慢变成我生活里一个最重要、也最让我不知如何是好的存在。
窗外的雨下得密了，淅淅沥沥地敲着玻璃。我裹紧被子，在这片全然陌生的黑暗里，扛不过疲倦和隐隐的不安，还是睡着了。
那时候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个看似寻常的下午，这个局促的初见，会把我的未来带向哪里；也不知道，眼前这位客气而疏离的陈叔叔，在往后的日子里，会在我心里占了那样重、那样复杂的一个位置。

就这么着，我在陈校长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三年，到了初三。
那年五一，照毕业班的规矩本来是不放假的。但我们班主任心软，觉得大家升高中基本都稳了，硬是给我们挤出了七天长假。
这三年，虽说平时跟着陈叔叔住校，可每逢长假和周末，他都是要回家的——师母在另一所中学教书，平日住校，只有这时候能聚聚。他叫过我好几回，让我一起去家里吃饭，可我总觉得别扭，一次也没跟去过。他倒也从不勉强，每次走前都会给我留好生活费，连我去网吧“简单放松”一会儿，他也睁只眼闭只眼。
我呢，一般小长假也都会回乡下，陪爷爷奶奶。这次也不例外，提前就跟陈叔叔说了放学直接走。这三年我算得上老实，他没多问就点了头。
学校体谅路远的学生，那天上午上完第四节课就宣布放假了。

小孩子哪有不贪玩的呢？想爷爷奶奶，想村里的小伙伴，是真想；可回家前，心里还痒痒地惦记着再去刷两把“王的遗迹”——我同桌上个月爆了把流光星陨刀，在班里整整吹了一个月牛。
所以一放学，我背着书包就直奔网吧。本来算得好好的：玩到五点，然后跑去车站，肯定能赶上六点的末班大巴。结果……等我一路跑到汽车站，站里空荡荡的，车早就没影了。一问才知道，五一人多，车坐满就走，根本不按点发。
我站在逐渐冷清下来的车站门口，有点发懵。没办法，只能等第二天早上的头班车了。原打算随便找个摊子吃碗炒粉，然后再回网吧熬个通宵，可不知怎么，脚下一拐，竟迷迷糊糊逛到了老城区那边。
老城区紧挨着江，好些挨着水的房子已经被淹了半截，窗洞黑黢黢的，像睁不动的眼睛。路上几乎没人，断墙上满是红漆喷的“搬家电话”、“新区现房”、“废品回收”。安静得只有江风在巷子里穿过的声音。
我走到江边的石滩上，看见岩石上凿着一道道深深的水位线。最高最粗的那一道旁边，刻着“1998”。我盯着那道痕，忽然想，等上游那个“平湖”彻底修好，水涨起来，新的最高水位线，会刻在哪里呢？

不知不觉，脚步就晃到了铁路附近。逛了大半天，腿也酸了，见旁边有个水泥墩子，便一屁股坐了下来。
“小子，离铁轨远点儿坐。”
声音从我背后传来，不高，却带着股不容商量的硬实。我吓了一跳，转过头——是个穿制服的男人，胖壮的身形把深蓝色的制服撑得满满当当。人大概天生对那身衣服有点发怵，我赶紧挤出个笑，小声问：“伯伯，您……也是铁路上的？”
他走近几步，没答话，只在我旁边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就这样，一老一少，坐在天桥下的水泥阶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开了。
他教我怎么听声音辨车型。远处传来隆隆的声响，他耳朵微微一动，说：“听这空响，脆生生的——是运木材的。”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一阵更低沉的轰鸣，他点点头：“这声闷，往下沉——是拉煤的车。”
天色渐渐向晚，铁道边的风混着铁锈和尘土的气息。我听着，看着，忽然觉得这个陌生的傍晚，好像也没那么孤单了。

我跟他说没赶上车，回不去了。他听了，眉头就皱起来，问我夜里打算去哪。我哪好意思直说想去网吧包夜，支支吾吾的。他看我这样，更不放心了，说：“十四五岁的娃，夜里在外头晃，那哪成？” 说罢，直接叫我晚上去他那儿将就一宿。
说来也怪，那时候年纪小，对他们那身深蓝制服有种没来由的信任。我犹豫了一下，居然点头答应了。
他先领我去铁路食堂吃了顿简单的晚饭，然后才带我回他住的地方。那是铁路第三职工宿舍，一栋八十年代初盖的红砖楼，五层高。他家不大，可能也就五六十平，是那种典型的铁路家属院格局。小客厅墙上挂着一幅褪了色的《全国铁路干线示意图》，玻璃茶几下面，压着几张边角泛黄的奖状，印着“安全行车标兵”、“先进工作者”之类的字。阳台望出去，能看见一小段废弃的货运支线，铁轨都生锈了，枕木缝里长满了野草。
他人随和，没什么架子，话匣子一开，我也就忘了生分，问了不少现在想起来挺冒昧的问题。他倒一点没嫌烦，都慢慢跟我说了。他早年跟妻子离了，孩子和房子都给了对方，自己就一个人住这儿，等着退休。他以前是开蒸汽机车的，后来换开内燃机车，这两年年纪上来了，才调到站里的调度室。只是如今的我再也不具有这份能力。
灯光是暖黄色的，屋里飘着淡淡的烟草味和陈旧家具的气味。那个夜晚，窗外是陌生的铁路夜景，窗内是一个陌生大叔平静的讲述。我听着，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触摸到“人生”这个词背后，那些沉甸甸的、具体的样子。

那个晚上，他点了一根烟，跟我说起他失眠时的事。他说，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就特别清楚——不是想事情，是听见声音。蒸汽机车头启动时，气缸那下一下“噗嗤、噗嗤”的排气声；车轮子轧过钢轨接缝，那串匀匀实实的“咔嗒、咔嗒”；还有车冲进隧道那一刹那，声音猛地被捂在里面，变成闷雷一样的轰鸣……他说，这些声音，比好多发生过的事记得还清楚。
话头不知不觉就拐到了临江城。他说，这城要变了，铁路也一样。老火车站要拆一部分，淹一部分，新的要搬到新区去。他待过的机务段、老车库，都要合并、废弃。就连这宿舍区，虽然不淹，可老邻居们都陆续搬去新区的铁路安置房了。他桌上也摆了张搬迁意向表，一直空着，没填。
“我去看过新站工地，”他吸了口烟，看向窗外黑夜，像能望见那片工地似的，“站房盖得……像只振翅膀的大鸟，玻璃亮得晃眼。我在围栏外头站了半天，觉得那不像个火车站，倒像个……飞机场。”
许卫东——对了，他说他叫许卫东——就这么坐在一盏旧台灯的光晕里。他身后，是喷着白汽的绿皮火车时代，正缓缓滑进历史的岔道；他眼前，是崭新、光滑、沉默的电气化轨道，笔直地伸进还看不清的远方。
他像一颗被牢牢锻进枕木里的道钉，曾经托起过无数南来北往的重量。现在，新的轨道要铺过来了，或许不再需要他这样的道钉了。可他身上，还印着每一趟列车的震颤，记得风霜雨雪在钢铁上刻下的纹路。他知道自己曾是一个庞然大物般精密的系统里，一颗微小、但吃得住劲的零件。
窗外的临江城夜色渐浓，远处仍有未熄的灯火。许卫东每天还是会习惯性地望向铁轨延伸的方向——那不是因为怀念过去，更像是一种嵌进了骨头里的、分辨方向的直觉。
我听着，似懂非懂，却莫名记住了他说话时，脸上被烟雾微微模糊的轮廓。不知道为什么，想抱抱他。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许伯伯就送我去了车站。大巴发动时，我从车窗回头看他，他还站在清晨薄薄的雾气里，朝这边望着，直到车拐了弯，再也看不见。
回到老家的那几天，我脑子里老是晃过他抽烟时的侧脸，还有他说起火车声音时微微眯起的眼睛。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他身上有种让我安心的亲切，也许是他讲的那些我半懂不懂的故事，悄悄搭起了某种联系。一个是被时代慢慢推到边缘的中年人，一个是刚从小地方出来、处处陌生的半大孩子，那晚在铁路边的闲聊，像一道很浅却特别的印子。
假期最后一天，我回了临江。记得他说过“有空来聊天”，我放下书包，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铁路宿舍那栋红砖楼底下。
敲门，没人应。我想他大概在站里值班，也没多想，转身去了常去的网吧。晚上，照旧回到陈叔叔家。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只是偶尔，在夜里听到远处隐约的汽笛声时，我会不自觉地停下手里的笔，听上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