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的长子邓中炎已经去世的一个旁证: 潘毅教授在《浅说中医-前言》里称之为先师。    
《浅说中医》前言
     随着近年国人对传统的逐渐回归与重拾，古老的“中医”似乎也重新成为一种时尚。中华传统医学的形成，至今已逾数千年，宏观整体的理论和辨证论治的方法至今仍能很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人体与自然均是复杂的超巨系统，且相互关联，因此中医禀持的“天人合一”理念，从大处着眼的宏观调控手段自然有其独特优势。以发展而言，中医之理论方法，从古至今一直活水长流。东汉张仲景创立了伤寒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相对于中医理论源头之《黄帝内经》，是从基础到临床的飞跃。明清时期温病理法方药的提出，则是在外感病范畴内对伤寒辨治的有力补充。至于近现代的衷中参西汇通，乃至当代对于证本质、经络实质的研究等，均是中医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明证。某些认为中医还停留在千年以前的水平，理应废止的观点，若不是无知无畏，则存有意误导之嫌。当然，近现代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足亦是造成中医“难懂”以致易被误解的原因之一。
     目前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的语言表述虽也渐呈现代风貌，然而其学术性、专业性较强，篇幅亦长，对普通读者而言，则显艰深。学术专著，亦多深奥，更是令人却步。故此，用现代人通晓的语言对中医最基本的理论精华进行浅白的梳理阐析，以正本清源，显其“大道至简”的合理内涵以及大众实用性，无论从学界提倡百花齐放的角度也好，还是从向广大群众普及中医的角度也好，均是一项有益的工作。因而，一本通俗易懂而又不失专业学术风范的中医理论读物应该有其存在价值，近日，摆在我眼下的《浅说中医》即是其中之一。
     作者卢焯明医师幼承家学，对中医兴趣浓厚，曾以年级头名成绩毕业于母校本科，后又在先师邓中炎教授及本入门下攻读硕士，研习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期间孜孜不倦，博采众长。在与其多年的交往研讨中，每感其对中医探究之执著、专注以及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个性。其读研毕业后又于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第一线工作，对中医理论的实践运用自然亦有一番心得。
     时代在发展，语言也在变迁，传统中医理论的深奥古朴，曾令不少对中医感兴趣而欲了解中医或业余有志研习中医以及欲透过中医以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现代人畏难而却步。本书作者花费心思，参考多本中医教科书和部分医学资料，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主线，结合自身知识积累及实践心得体会，运用了现代语言风格编著成此书。余纵览全书，觉其行文晓畅通达，娓娓道来，医理深入浅出，显出中医理论的和谐、丰厚、趣味与简约，既具科学性，更显通俗性。诚如书名所言属“浅说”，亦确是初识中医、了解中医、学习中医、领略中医药文化之难得入门好书。年轻医者或许亦可从中领略作者对中医的求索思路，获得启迪。乐于推荐之，故为序。
     潘毅
     丙戌冬于广州

中医的本事
老奴隶不老
传统中医的临床原则，就是“审证求因、辨证论治”，这实际上是循环论证。因而实际上是“有是证则用是药”，也就是“一般的医生只要记住病症与药的大概对应关系”就是了，只要不马上死人。进一步呢，就是结合其哲学起源—道家的阴阳学说，对疾病、用药进行初级、简单的分类，就是“八纲辨证”，因“阴阳”是总纲，实则是“六纲辨证”，即“寒热”、“虚实”、“表里”，再就是进一步具体化，如“六经”、“脏腑”、“温病（又分卫气营血、三焦）”等。再进一步就是跳过这些，记住某些疑难病症与某些药的特异性对应关系，包括某些“毒药”及其用量，这些就是确可少量见到的“绝活”，如青蒿治疟疾，砷剂治肿瘤，不过已经撇开了“审证求因、辨证论治”，且还是很不确定的。撇开那些玄虚的推理，现在看到的外感、传染病有一部分是较典型的体现“卫气营血”的描述的，主要见于一些以出疹、DIC（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为主要表现、自然转归的疾病如登革热、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等，而“六经”传变，则找不到典型的体现，因而行内对《伤寒论》争论不休，而《金匮要略》里应用的《伤寒论》里的方剂，则成了治疗“内伤杂病”的经典。谁说老张功耀不懂中医，人家都知道“可以不读《内经》，但一定要读《金匮要略》”的“秘诀”！至于“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如非典，早期还见得到卫、气的传变过程，而后期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阶段，则似不为经典所记载，于是老中医就鼓励“大胆”地“有是证则用是药”，不过是最低层次、最无奈的做法，就是相当与西医的“对症支持”疗法罢了，死马当活马医，是好是丑，见仁见智。不过可以肯定，没有呼吸机、ICU，还将是“千村僻荔、万户萧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就“对症支持”而言，单那一碗黄汤比得上输液、吸氧、呼吸机？2500年以来“纯中医”要经历多少年、用多少人命为代价进行摸索才能有一丁点进步。
     那么“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真的一点用没有吗？不是，有一点，但不象“铁杆”吹的那么牛。其实，有一些“中医现代化”的研究就很能说明问题，大概也是因“西化了”似乎不太红火。当然，如把问题搞清楚了，那些“秘方、老中医经验方”就没了市场，人家也不干了。
还是以感染性疾病为例。天津有王今达教授，多年前就出了成果，“清热解毒”等中药在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作用的系列研究，提示这些中药主要作用是拮抗病原体的毒素血症。如触类旁通，推而广之，就是说明中药“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的作用是不能彻底改变疾病的自然过程，而是一定程度广谱、非特异性地减轻病原体对机体的损伤，因而有轻度的治疗作用。通俗讲，人体在进化过程中机体形成一套严密的免疫系统是可以彻底杀灭外来的异己成分，但免疫系统要动员、起效，是需要一定过程、时间，就如典型的大叶性肺炎，自然病程到第3周末，免疫系统才能充分起效，疾病开始好转。这段时间，在没有医药的条件下，病人就得靠消耗体能“熬”，于是很多人就不能熬到底，死于并发症，且机体免疫系统与病原体作战时也会损伤机体。应用中药及其他草药，拮抗病原体的毒素血症，减少并发症，让病人更能“熬”一些。青蒿熬汤“清热、解表”不能杀灭疟原虫，但大概可以使疟疾病人好过一丁点，也能使流感甚至非典病人好过一丁点。因而，也能解释“异病同治”，其实也不是“中医”特有的，维生素C能治什么？其作用，我想起《康熙帝国》里那个小女孩用芨芨草治康熙的天花时说的，10人可以活2、3个，纯中医药那一碗黄汤的本事基本就是如此。非典也一样，根本上也是“熬”到免疫系统充分动员、起效，灭活病毒，但后期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阶段，主要是自身免疫损伤，自己打自己，是最麻烦所在，红旗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罢，一样要用类固醇、呼吸机，不懂呼吸机的没资格加入游戏。
然而，抗生素的出现，根本改变了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自然过程，以至于现在大医院里已很少见到典型的大叶性肺炎了，偶然碰到了还容易怀疑成也呈节段性分布的肺癌引起阻塞性肺炎；治疗普通的肺炎，1周不好，没准还要挨“投诉”！至于还不能彻底控制病原体的疾病及烈性传染病，也可以用现代的卫生防疫学、流行病学控制其感染、传播，如接种疫苗、隔离等。说西医只是挖除病灶，杀灭病原，是无知、鬼扯！那顶多也就是50年前的西医。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药物能确切很有效地杀灭非典病毒及预防非典的疫苗，“中医”似乎就有了“优势”。
如果充分、客观地理解这些，并以此为起点进行“中医现代化”研究、创新，那么“中医”的现状至少会好一些。如自身免疫损伤，自己打自己，是最麻烦所在，本该是“发展中医”的“调整”充分发挥“优势”的环节。可惜不是，“中医”除了搬字过纸、“有是证则用是药”的工夫，还不是照样只盯在“杀病毒上”？大抵也就是凭空想象把“清热解毒”等同于“消炎药”的想法，西医只学了30%。
至于南方羊称，虽“中医”红火，但实际上那里的老百姓对中医的认识，也就是没事找事喝凉茶“清一清佢（他）”、“进补”，跟“消孽”差不多了，连“正宗”的中医都算不上。可怜凉茶泡大的孩子，不都脸黄肌瘦的？
所以，实际上中医与西医“不平等”的地位，中医学院毕业的正规临床一线奴隶的“反骨”做法，是这“两门不同的医学”的本身性质与现代人民对生命健康的要求决定，不是几句政治口号能改变的。青蒿素治疟疾，砷剂治AML—M3型白血病，实际上是重复了古代西医进化到现代西医的过程，犹如洋地黄治疗心衰是从一个巫婆的草药方进化到现代的洋地黄药物一样，决不是“中医” 特有的。不过，既然西方已远远走在前头，对于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多数技术、知识，不是拿来就是行了吗，干吗还要“独立发展”、“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
实际上人家不笨，是拿来了。名为中医院，70%用西医方法，“纯中医”在那一家正规中医院也搞不下去，更不说中医院里放射介入、器官移植都在搞，“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为什么高据庙堂之上的“护医者”还要“突出”、复古？！—人家实际需要的是黄帝时代的“文化氛围”。


“林妹妹”往生的启示 [原创 2007-05-31 00:12:15]     
老奴隶不老
“林妹妹”陈晓旭女士往生，据说与“中医”有关。查各方说法，均引用多份媒体报道家属的同一段话。
老奴隶认为，仅家属零碎的描述，实难判定是否有医（学）疗过失。不过临床所见，如陈女士般极端个案虽是罕见，但亦非绝无仅有。借此联系其他相关事件作一些推理对比说明，讨论“中医”之缺陷，以及普通老百姓、非专业人士的误区；针对“废医”的争论而言，不能说中医治死了林妹妹，讨论医疗事故。
根据家属的那一段话可以比较肯定，陈女士“拒绝西医笃信中医”，但最后还是找西医诊断，只不过每一次都晚于病情发展，回天乏力，很罕见地提供了一个在现代环境下“纯中医”治疗肿瘤的案例。尽管是个案，但如此极端的结局，相当于术语所说“金指标”，相对于进展较大的西医防治水平，不无意义。
老奴隶置顶文章曾指出：实际上很多被标榜、理解为“中医”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纯中医”。如“（纯）中医治疗高血压有优势、（纯）中医治疗肿瘤有优势”，从命题上就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因为“纯中医”里根本没有能与高血压、肿瘤这些概念完全对应的东西，这些概念是基于现代医学、科学的疾病认识及诊断技术的。
我们知道，而现在我们说“癌”、“cancer”可是综合了对其病因、发展、临床表现、流行病学、病理学、乃至分子生物学的认识，“癌”是一种独立性质的病。不同的肿瘤、不同阶段，临床表现（相当于证候）现千差万别，尤其早期病人表现隐匿。对肿瘤的认识、诊断尤其依赖影像、病理形态学，即CT、MR、“病理切片”之类的技术。经过多年的探索，现代医学对肿瘤的认识相对成熟，大致为，肿瘤是细胞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多种基因经多阶段变异累积的结果，主要是原癌基因、抑癌基因、DNA修复基因的变异，使细胞增殖失控，分化障碍，凋亡阻遏，即所谓返祖，而脱离正常的控制无限制增生，转移，破坏机体。
华佗、孙思邈的年代没有显微镜、CT、MR、“病理切片”之类的技术，根本不能透过千差万别的表面现象认识“癌”是一种独立性质的病，更不能作出诊断。虽“纯中医”经典有一些记载类似于现代的“肿瘤”，但那也不过是根据如“坚硬不移”的表面现象描述的，加之一些如“正气、邪气”原始的推理，不能鉴别肿瘤与临床表现相似、性质预后根本不同的“现代病”常见病，多发病，连良性、恶性都不能区别。因乳腺癌有体表病灶，可能还较接近现代知识，不过推理为“什么毒积聚”，如是体内肿瘤或内脏转移就胡里糊涂了，如肺癌咯血，只能以症命名“血证”，里面是结核、支气管扩张、还是肺癌是分辨不了的，到了晚期消耗性体征“皮包骨”时，就诊断“失荣、元气大败”，如是血液瘤以发热、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甚至视为“温病”，等同于非典一类传染病，等等，不胜枚举。
老奴隶置顶文章曾指出：公众评判中医陷入了一个误区：仅限于临床药物治疗范围比较，重治轻防。现代医学体系还有不被老百姓熟悉的基础学科、以前不被我们重视的卫生防疫、流行病学——老盯着“特效药”之类，此之谓也。
确诊后“纯中医”治疗如何呢？
    华佗、孙思邈的年代有那么多肿瘤吗？连诊断都成问题，只能根据根据如“坚硬不移”的表面现象描述的，加之一些如“正气、邪气”原始的推理，辨证论治“解毒、散结”，如有疼痛就说“不通则痛，行气止痛”，还有“以毒攻毒”五花八门，不能说没用，但顶多就是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稍好一些。如老奴隶文章曾指出是一些非特异性的身体调整作用，所谓“中医是治疗得病的人，不是治病”。也许有一些药性强烈的方药，但在“纯中医”的条件下使用，即是瞎碰。又中医经典“汗牛充栋”，但清代出了
一些“集大成”的类书。我们要“检索”，首选陈梦雷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大家不查一查。或先学《中医文献检索》。


所以一些宣传说中医治疗肿瘤有丰富的经验，老中医“秘方、经验方”特效，百分之百地是骗人，别的病还难说。
    乳腺癌是一种实体瘤，近年来对其防治较之于肝癌等其他肿瘤，相对进
展较大，关键在于群防、普查、早期诊断治疗。因专业方向缘故，在此不予详述，大家可查相关专业、科普文章，科普者如《人民网》有专题，专业者上维普、CBMcombain查几篇综述，多得很，不必都上MEDLINE。陈女士拒绝“西医”，早期“抓点中药吃”，因而错过了早期诊断治疗的时机，预后必然不良。
不过此林妹妹非彼林妹妹。毕竟无论是极左时代还是 “商品经济”时代，“现代中医”中医院是主流，陈晓旭女士竟与之失之交臂，实属罕见、不幸。
   “现代中医”中医院里搞的是西医，“中医”是陪衬，“纯中医”在主流的“现代中医”中医院肿瘤诊疗只是是辅助。肿瘤研究也是大热门，也做到了分子、基因水平。但临床疗效如何？老奴隶在此亦不予详述，大家可查相关专业、科普文章，上《人民网》专题，上维普、CBMcombain查几篇综述，也多得很。这里还是举一个“典型例子”。
    比如我们的红旗标兵中医院吧，CT、MR、“病理切片”算一流了，癌症手术、化疗是照做，还可以是干细胞移植支持下的，放射、生物导弹（正规术语讲的单克隆抗体靶向治疗）也在张罗着，自然也是引进西医院的退休教授领头开展，一如老荣在给我的博客回复里讲的做那个肛瘘手术的也是西医院的退休教授；也不全部，还有中医到西医系统进修学习回来开展新技术的，总之硬件方面，西医院有的我们基本有。假设林妹妹们到红旗标兵中医院正正规规地挂个专科（外科）号，一般情况下还是先“大检查”，西医确诊，然后决定分流方向，过去很多自己医院干不下去的，就转到协作西医院。只有到了油尽灯残的时候（正规术语讲的是ⅢB、Ⅳ期和/或有其他情况如年纪太大、体质太差、合并有其他严重疾病、多脏衰者只能进行姑息性治疗、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的，才会收入肿瘤科“中医”治疗，血照抽做检验，***照打，抗生素照用；姑息性化疗也不时做，当然，还少不了点上一大堆的参麦针、复方丹参针等（这些老药，似乎很罕见被暴光出现毒副反应，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商品经济”时代之前开发的，“概念”不先进，但还老实），还有“中药新药抗癌针”，有比“康来特”便宜的，如是这般。或者手术、化疗时用中医以减毒、增点效，也可算有点特色，夸大讲就成了“优势”。谁敢一开始就“纯中医”、“先中后西”？明摆着即便晚期病人，如真的“纯中医”一碗黄汤、一根针象陈女士，就连那点“优势”也没有了。如果确有如陈女士般固执早期疾病而坚决要求一开始就“纯中医”治疗者，免不了要先搞一套“签字工程”，分清责任。
近年我们的红旗标兵中医院组织编了一套《专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丛书》，也算是集大成之作，已出第二版了，大家可查《肿瘤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分册，看看“现代中医”是怎样对付这些病的。以上那么多材料，老奴隶一个人也看不完，大家一起看，讨论。也张扬张扬我们的红旗标兵中医院“现代中医”的风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大部头的“古籍精选”里，老祖宗倒老实，多说“难治”之类。
要不就是林妹妹自己不对了。“抓点中药吃”蕴藏的可能性太多。如象“强省强市”里的痴迷者，凭鸡零狗碎、“喜闻乐见”的几个词，加上想象的“群众性中医”，自己到药房抓药，还是就到医院挂个“简易门诊号”，指定医生开药；或沉迷于“老火靓汤”？如此胡闹，连“正宗”的中医也不算。等等。
    特别地，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对现代医学肿瘤学有很多其他不了解、误区，一些人借此刻意“唱衰”西医。比如，对肿瘤的发生机理，如上述现代医学认识相对成熟，因而治疗上相应出现了很多新的治疗方法，如诱导分化（通俗说去恶化）、凋亡（通俗说自杀），已在几个并不为人们熟悉的血液瘤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典型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AML—M3）；而其他一些新的新疗法也有进展，如生物导弹（正规术语讲的单克隆抗体靶向治疗），1998年FDA批准的第一个用于临床的靶向治疗药物——针对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单克隆抗体赫塞汀（Herceptin）,据说使乳腺癌尤其是晚期、复发、转移的乳腺癌的治疗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对于公众比较熟悉的大部分实体瘤如肝癌、肺癌、乳腺癌，依然是以手术为主、辅以放射、化疗，但随着医学进步，也在不断改善。中国肿瘤治疗的乱象，是与“医改失败”因素相关的，并非西医固有。去年很多顶级的肿瘤专家就批评过。但这些治疗不管如何改善，必然还是有相当缺陷、痛苦。不过中国人是否连“良药苦口”也忘了？连上医


古代中医大师如何看病:
    
     明末清初.傅青主《傅青主女科》 > 女科上卷
    
      鬼胎
     
    
     妇人鬼胎（十三）
     妇人有腹似怀妊，终年不主，甚至二三年不生者，此鬼胎也。其人必面色黄瘦，肌肤消削，腹大如斗。厥所由来，必素与鬼交，或入神庙而兴云雨之思，或游山林而起交感之念，皆能召祟成胎。幸其人不至**，见祟而有惊惶，遇合而生愧恶，则鬼祟不能久恋，一交媾即远去。然淫妖之气已结于腹，遂成鬼胎。其先尚未觉，迨后渐渐腹大，经水不行，内外相色，一如怀胎之状，有似血臌之形，其实是鬼胎而非臌也。治法必须以逐秽为主。然人至怀胎数年不主，即非鬼胎，亦必气血衰微。况此非真妊，则邪气必旺，正不敌邪，其虚弱之状，必有可掬。乌可纯用迅利以祛荡乎！必于补中逐之为的也。方用荡鬼汤。
    
     人参（一两）             当归（一两）
    
     大黄（一两）             雷丸（三钱）
    
     川牛膝（三钱）           红花（三钱）
    
     丹皮（三钱）             枳壳（一钱）
    
     厚朴（一钱）             小桃仁（三十粒）
    
     水煎服。一剂腹必大鸣，可泻恶物半桶。再服一剂，又泻恶物而愈矣。断不可复用三剂也。盖虽补中用逐，未免迅利，多用恐伤损元气。此方用雷丸以祛秽，又得大黄之扫除，用佐以厚朴、红花、桃仁等味，皆善行善攻之品，何邪之尚能留腹中而不尽逐下也哉！尤妙在用参、当以补气血，则邪去而正不伤。若单用雷丸、大黄以迅下，必有气脱血崩之患矣。倘或知是鬼胎，如室女寡妇辈，邪气虽盛而真气未漓，可用岐天师亲传霹雳散：红花半斤、大黄五两、雷丸三两，水煎服，亦能下鬼胎。然未免太于迅利，过伤气血，不若荡鬼汤之有益无损为愈也。在人临症时斟酌而善用之耳。

回帖人：地雷XXX 影响力指数：1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6-30 22:11:35 跟帖回复： 第 1126 楼.
中医缺乏解剖学和病理学基础,是医术而不是医学.用植物治病的医术多数人都会一点,有的人可能更专注或更留心,于是积累了更多的鉴别植物或"对症下药"的经验,也就可能蒙对较多的病人,再经过口口相传的一吹,这些人便是"郎中"了.中医应是大量郎中经验的汇集,中医疗效的个案我相信,但是说它是科学就没道理了.
我比较感兴趣中医所说的那个"辩证施治",总觉得这句话错了一个字,应该是"辩症施治",前者更像是个政治术语.后者才是正儿八经与治病有关的话.虽然仅一字之差，却是一个关键字，反映了中医那种藏头露尾故作高深凭经验蒙病症也蒙病人的经典手法．他们混淆这两个同音字，其实是有意让人认为他们用高深的辩证法治病，绝不仅仅是草草棒棒．
再者，由于近代中医是由古代郎中衍变而来,总有些不入上流的自卑感,为了躲避文人士大夫轻蔑的眼光,郎中或中医就尽量把自己搞得"博大精深",所以中医教科书变成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天文地理的易经八卦的超级大杂烩,于是让人头晕目眩不知所云的"辩证施治"就成了中医的标准用语.现代的中医从业者尽管穿上了白大褂，却总是难以掩盖江湖郎中的本色，他们既象巧舌如簧的说书人，又像无所不知的术士 ，但与医学科学的严谨一相比较，他们就显得格格不入了．
所以我认为,中医之所以可爱，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它的货真价实的中国特色.你爱中国,就应该爱中医,而不是去爱西方舶来的科学精神，这才是方舟子遭人唾弃的根本原因．.

致 中 和 [原创 2009-12-20 16:51:43]
作者:王教授
“致中和”三字源自《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意为：人的情绪未表露出来时，内心虚静淡然，不偏不倚，称为中，表露出来符合自然常理、社会法度，而中正和谐，称为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人共行的原则。达到中和者，则诚于中，信于外，可与天地相参矣。故天地各在其位生生不息，万物各得其所成长发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都有一种尚“中”的思想。打开四书五经，没有哪一本经典著作不谈“中”的。这种对“中”的赞誉，在《论语》中得到孔夫子的肯定与赞扬。而后，子思、孟轲都称誉“中和”、“中道”，尤其是在《中庸》里，“中”被大大地加以渲染。
“中”是一种自在未发的不偏不依状态，是成物的本源，“和”是一种因时而发的合宜状态，而最终达到“中和”的最高境界。中国古圣先贤们都将“中和”作为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哲学，希冀人类社会最终能达到这种崇高的境界。因而推而广之，乃至各个领域，方方面面，以致远、中正、和谐。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文化。只是后来出了个“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主儿！才开始有了对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
在当今的自然国学家和中医学家看来，以往人们认为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其实不然。只稍看看《中庸》这段文字，就知道中医的“中”实际上是“致中和”的最高境界，一种修持和坚守。将其等同于一般，实为有贬而无褒！如果说中医的“中”与中国的“中”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话，那么，人们就不禁要问，中医不是中国之医，又是何国之医？！其实中国的“中”，按照古代中国人的理解，华夏居于天下的中心，四周都是蛮夷，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仍有方位卑尊之意，实为如出一辙。
在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之中就有：“允执厥中”之说，允：允许，同意；执：拿着，把持；厥：这个；中：中庸、中间、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也。四个字几乎概括了华夏民族文化的真谛。《尚书》中还有一句：“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可能这才是“中医”名称最早的出处。说的都是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医病的道理，其实，平也好、治也好、齐也好、修也好、正也好、医也罢，都是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只是社会层次的不同。在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里，治国者为上，治人者为中，治病者为下，所以医有下九流之说。即医病者为医，医人者为臣，医国者为君。绕了一大圈，才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可治国，小可治身的“国身治同”的思维方式。如《国语·晋书》、《吕氏春秋》等书中所云：“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
至于《周易大传》中的各篇里面，所谈“中”的地方就更多了，仅对“中”的称谓就有：“中正”、“中行”、“中道”、“正中”、“刚中”、“行中”、“中无尤”、“未出中”、“中不自乱”、“中心为志”等等，共计二十九种提法。这些关于“中”的提法据不完全统计，分布在三十六卦、四十三爻之中。若进一步研究这些称“中”的卦、爻都是吉卦、吉爻，是人们一番幸福美好、吉祥如意的愿景。
《汉书·艺文志》之《经方》曰：“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於外。是所独失也。故谚语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可谓“中医”之名的真谛所在，是以无为乃有为，不治亦在治之中也。所以班固引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里的“中医”是指半数以上的病人因自愈而康复可见。所以中医的终极目的不是现代医学意义的治病救人，而是研究如何使一个人身心执“中”，重视日常调理与预防，随自然天道而健康达生度世。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全然不着急，让身体慢慢产生抵抗力，战而胜之！
近代，“中医”这个名词再次出现则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们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所以有人据此而认为“中医”之名是外国人所起。估摸为之起名的洋人肯定是通晓中国传统文化，或曾请教过“十三行”中的中国儒商。此时“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种对比。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把中国医学又叫为“汉医”、“国医”、“传统医”，东亚地区的日本称之为“汉方医”，朝鲜、越南等国家叫作“东医”，这些都是为了区别于西方医学而先后出现的。
中国人不仅将 “致中和”这种境界，这种理念，这种哲学观点用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人、治家、治国之中，而且还用之于人命攸关的疾病辨证和治疗上。过犹不及，万事都得恰如其分，所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可境界、理念、哲学、施政方略乃至纷至踏来纷纷扬扬的观点和说教都治不了病，治病得靠实实在在对症愈病的药哦！充其量只能算是古人的一种做人、做事的准则。
纵观历史，即便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方略也未能据此而阻止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挽救帝国的坠落，何况治病救人！这种“良相良医”“国身治同”普遍性的政治思维只不过是映照着西山落日的一缕淡淡的余晖罢了。〔京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