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陷县城的流寇是这样干的：
        “见富室则取人油浸帚，爇而烛之，遇有藏金，则火辄灭。”这里窃以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一种涉及金属类的专业技术，或许可以根据火焰的燃烧寻找金银的所在。二是贼们见到有钱人，就用他们的脂肪泡上扫帚点燃，以酷刑催逼富人说出财物的所在，找到藏金之后才把火熄灭。根据流寇一贯以及后来的做法，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除此之外，流寇还有一种专业的手段，用水浸泡房屋的地面，很快就干燥的地面下方往往就有财货，因为土层已经被松动掀开过了。流寇就这样劫掠了两天才离去。


该死的百度！连篇累牍的“不当言论”。
仔细审视也没发现有哪个“不当”的！最后只能删掉了一段东西。

明末的官员们很有意思，受恩深重的变节投敌的很多，往往那些微末小吏慷慨殉国的更多.或许和位置真有关系吧.

崇祯十一年
    
    
     这事儿和流寇关系不大，但是挺有意思的，说说——张任学改总兵书中原文几句话很简单：“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张任学，改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河南。先是，任学觊得巡抚，旦欲荐丹阳知县张放，因极诋诸镇兵不足恃，盛称文吏有奇才，可御寇。及承兹命，意大沮悔，寻被逮。”
     这位张任学，四川安岳人，天启五年三甲进士。至崇祯十一年二月，张任学历任河南巡按、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河南（典型的明代“以文制武”）。开始时，他想得到巡抚的位子。但是当时大家看好并希望推荐丹阳知县张放，所以他就上书极力诋毁说各镇的兵是靠不住的，并说文官往往更有奇才可以制御流寇。等到朝廷真的认同了他的说法并为他以职的时候，就不爽了、后悔了，然后就被抓了。
     这里的张任学就是一个吃饱了没事儿干跟朝廷便宜便宜嘴、论长道短逗咳嗽玩儿的货色，朝廷当真了他就傻眼了，典型一个无耻文人。
    
     但是，《明史 张任学传》中的记载恰恰相反。
     前面的记述差不多，崇祯十一年二月上书诋毁武将并请求改任武职。后面的就不一样了：崇祯皇帝见到奏章后“壮之”——我们的皇帝还是那么容易被打动，还是那么爱动感情啊，就像当年听到袁督师“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时一样，然后把张任学奏请以文改武的事情下发到吏部、兵部和都察院讨论会商。（兵部是接收部门，是否愿意接受一个白面书生改行当兵，他们的态度很关键；吏部是组织部门，具体调动是要从他们那儿走程序的；因为《明史》里记载，尽管张学任还在河南跟当兵的一起抄刀砍人，但当时的身份还是巡按御史，所属部门也还是都察院，所以都察院的领导一样是要参加讨论的）
     三个部门会商的结果是，不行。当然，作为缓冲和折中，他们同意让张任学“兼总兵事”，但身份仍然是“监军御史”（这应该是都察院领导的坚持。窃以为，这其实是对张任学的一种保护和爱重。众所周知明代重文轻武，如果领导看见张任学就反胃，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他去河南送死）。
     部门会议不同意，但终究架不住皇帝硬拍，而且完全没必要为了这种事去和皇帝死扛。所以张任学由
    
     皇帝直接下令任命为都督佥事，正式成为了河南的总兵官。
     河南原本是不设总兵的，如左良玉、陈永福等人都是以外地总兵外地兵的身份入境剿匪的，当时特设河南总兵一职但是下面没有一名将官。兵部还算厚道，临时给凑了一套班子，把正在剿匪的许定国的兵划给了他，并调参将罗岱做他的中军官。尽管如此，张任学并没有能够在河南重创流寇。而且在张献忠诈降脱围并一如既往地重新反叛后，他还和熊文灿、常道立等人一起遭到了降级处分。
     崇祯十一年冬，因为常道立调走左良玉的兵让流寇在内乡、淅川等地钻了个空子，遭到熊文灿弹劾，常道立免官除名，张任学也分到了一顶黑锅，又降一级。
     崇祯十二年，已经晋升副将的罗岱联合友军攻击流寇，十天之内连获八捷，皇帝命令有关部门核实无误。张任学作为罗岱的直接上级叙功晋升两级。
     后来的一场战斗中，罗岱和左良玉联兵追击流寇。罗岱所部在左良玉的命令下作为先锋，遭到伏击，连同左良玉一起大败。罗岱副将本人奋战殉国。张任学作为罗岱的上级因为这件事被免职。
     崇祯十五年，言官上书要求张任学起复得到批准，但人还没回来就去世了。
    
     这就是《明史》中关于张任学的记载大略。和《明季北略》的记述几乎完全相反，所以差不多全文搬了过来。窃以为，关于朝堂之上、千里之外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貌似还是正史记载更为可靠，仅此略述。另，在本书后问的记载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及“总兵张任学”，疑为即是此人。
     另，这位张任学的主要事迹是剿匪而非抗清，所以窃以为伪清官修《明史》针对他的记载不大会有太多或拔高或污蔑的篡改必要。
    
     
    

这话不能一概而论。
明史当然有美化伪清丑化大明的东西，而且不少。
但是，涉及到具体的事情时，民间的记载更可靠；涉及到大的方针特别是无关于伪清的流寇时，明史依据前朝官方文件的记载要比民间笔记更准确。

自己接着扛~

孙承宗殉国时的年龄，《明史》说是七十六，《明季北略》说是八十，这都不一样。孙承宗在《明史》中的列传很长，就不搬过来了，只就联系到上文和后文中一个重要人物的事情说说以为前鉴。
孙承宗，这位北疆防线的缔造者、关宁军之父、袁督师的老上级，连同他的子女一起殉国后，由太监高起潜上报，崇祯皇帝震惊之余大为痛心，命令有关部门从优议恤，有关部门说“不行”。至于原因，《明季北略》中只讲说是薛国观从中作梗，而《明史》中的记载却是“当国者杨嗣昌、薛国观阴扼之”，这也有杨嗣昌的事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涉及到“战”“抚”之争的旧仇。直到福王时期，才追赠太师，加号文忠。
杨嗣昌这个人很重要，因为紧接着就会涉及到卢象升大人因与他不和而战死殉国。我觉得他本人并不复杂，真正复杂的是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为此特意找来了《明史》中杨嗣昌的传记，反复看了好几遍，这人的优点可以说就是“忠”和“孝”两个字，别的什么军事、民政、心胸、气度几乎都是一塌糊涂，总觉得他被黑了，但是具体哪儿被黑了，一时也还难以琢磨，再说吧。


卢象升回到昌平，命令各营遴选精锐士兵于十月十五日夜晚分兵出击。同时下达了那道悲壮的命令——“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是夜，夜袭敌营。
观军使（应该是高起潜一系下辖的监军太监）对卢象升说，只听说过雪夜下蔡州（大宋典故），没听说过月夜出击的，而且奇袭应该人少才对。重重种种阻挠如此。由于卢象升与杨嗣昌、高起潜不合，这只死太监应该是奉了直接领导高起潜的命令掣肘的。境遇如此，无奈之下卢象升上书要求和高起潜等人分兵，杨嗣昌拨给他宣、云、晋三镇兵共计两万人。卢象升名义上提督天下兵马，实际上也就只有那两万临时拼凑起来的疲兵而已。
但是既然有了兵，卢大人就希望迅速战斗，在巩华誓师，淋漓慷慨，涕泣如雨。杨嗣昌不甘心，想阻止他，便发布命令让卢象升率部前往通州与高起潜部汇合。卢象升不去。杨嗣昌上书：“敌人南下，提督应该前往
通州与监军汇合；敌人未南下，监军应该前往京师和提督汇合。”卢象升叹息道：“杨嗣昌不过是想让监军阻挠我进兵的日期而已。”极为愤恨。
虽然之前谈崩了，但当时杨嗣昌前往军中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最后再试一次说服或者说威压卢象升同意缓兵议和。下面这段经典对白原文引用——会嗣昌赴军中，厉声责敷沮师养患罪，谓：“公等坚意言抚，独不闻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且某叨剑印，长安口舌如风，倘唯唯从议，袁崇焕之祸立至。纵不畏祸，宁不念衰衣引绋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胥失，尽丧本来，何颜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战，奋言曰：“公直以尚方剑加吾颈耶？”象升曰：“尚方剑，须从己颈下过，如不歼敌，未易加人。若舍战言抚，养祸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从来无抚议。”象升曰：“周元忠赴北讲抚，经数日往来，始事于蓟门督监，受戒于枢部京营，通国共闻，将复谁讳？”周元忠者，卖卜双瞽人也，与辽人熟识，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无专官？遣废疾来，直玩侮耳。”欲斩元忠，乞哀乃止。
小秋说：和议本身对错这里姑且不论，单就时机而言，无论如何当时那个时间都不是谈和议的时候！敌人兵临城下明廷首倡和议的话，先就会因自己的示弱而失去一切谈判的筹码，即便要谈想谈愿意谈，即便明知无法全歼来犯之敌，即便虚张声势拼死一搏，也得狠狠地打一仗，打疼了敌人、打掉敌人的气焰才能谈。因为签订城下之盟而苟延残喘一蹶不振甚至亡国灭种江山易色的事情史不绝书，这是常识（当然，白登之围那是特例，更多的是《x京条约》）。所以卢象升才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这是国家大义；而且他奉印信、秉兵符、领尚方剑、率勤王师，如果唯唯诺诺地听从了和议的意见，单是京城里的那群无风还能掀起三尺浪的言官们一窝蜂的弹劾就受不了，袁崇焕的例子就在眼前，这是身家性命；即使不畏嫌怨，卢象升是父丧夺情领兵勤王的，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同意和议、如果不能移孝作忠，那么就变成了不忠不孝之徒，这是个人名节。有此三点，说什么也没用了，打吧。卢大人的这番慷慨陈词其实可以看作是阐述个人的观点，但这话好说不好听，说者可以无意听者却很难无心。因为在杨嗣昌听来这三条理由条条都是在直斥自己不明大义！不辨时事！不忠不孝！特别是第三条的所谓“衰衣引绋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他杨嗣昌本人就是在六月份父丧未除便夺情起复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掌兵部事的。照卢大人这样说法，他身披重孝起复之后一力主倡和议，典型的“忠孝胥失，尽丧本来”，又有“何颜面立人世乎”。所以杨嗣昌也急了：“你要这么说直接拿尚方剑砍了我算了！”卢象升更硬气：“要砍也是先砍我！不战而言和，遗祸国家辱没自身，不是我这个智商水平能够理解的。”说到这儿，卢大人把话题又拉了回来，先别激动，急了、吵起来了也没用，说说那个“和议”是怎么回事儿吧。杨嗣昌不认账，黑嘴说从来就没那么回事儿。卢大人丝毫不给面子张口就把周元忠抖了出来，杨嗣昌哑口无言，走了。这个周元忠，就是一个往来东北地区在那边儿有几个熟人的算卦的，所以派他去。很多人都说：“这么重大的国事，为什么没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呢？让这么一个二道贩子泥腿子往来奔走，真是视国事如儿戏一般啊。”卢大人想杀了周元忠，他拼命求饶，也就算了。


几天后，卢象升在安定门又和高起潜会见了一次，结果仍然是“各持一议”。至此，杨嗣昌在内掣肘、高起潜在外牵制，战端未起卢大人便败局已定了。
     那时候，卢象升刚刚被加兵部尚书职衔，兵气正盛，亲率马步军列阵于都城之外冲锋陷阵，军纪严明军容壮盛。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就收复了很多州县。稍后，陈新甲到达昌平，硬生生地从卢象升本就薄弱的兵力中分走了一支。
     杨嗣昌“忌功”（原文如此），多方阻挠从中遏制卢象升的攻势。之前所有上书弹劾杨嗣昌的人的降级留任重的调离中央，所以满朝文武摄于他的威势都不敢多说什么，但大明从来都不缺少直臣，言官们缄口不言，翰林院那边儿看不下去了，编修杨廷麟上书朝廷参劾杨嗣昌妒功误国：“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陨恨。国有若臣，非封疆福。”这位黄潜善是《宋史 奸臣传》里的大牌，力主宋金和议、罢北上、逐李钢、在朝为相掣肘宗泽，这就是非常严重而且直接的指责了。当然，和之前的弹劾者们一样，这次也不例外，奏疏上去后，他就下去了——罢翰林编修职以兵部主事衔发往卢象升行营赞画效力。《明史 卢象升传》中记载，杨廷麟被贬后，在没有任何过失错误的情况下，杨嗣昌就“夺象升尚书，侍郎视事”，也就是说尚未接敌毫无过失的卢象升就被从兵部尚书降级为兵部侍郎了。凭什么啊？！这里的《明史》中原文是“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赞画行营，夺象升尚书，侍郎视事。”卢象升在没有过失、没有错误、没打败仗甚至没有言官弹劾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就被降了一级，不讲道理啊！这事儿我琢磨着或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主战的卢象升被主和的杨嗣昌们黑了；一种是杨嗣昌被信手涂鸦的辫子们黑了。但是早在玄烨初年计六奇先生的笔记中对杨嗣昌的为人行事就已是非常地排斥，这就怪了，存疑中。
    
     营中，坐地被贬的卢象升对被贬军前的杨廷麟说：“敌势甚广。兵趋之，不走陵，即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战，敌益轻我，战，即生他端。公为我往真定，与抚按乞粮，我旦悉兵乘死以报国矣。”说罢便带着手下仅存的全部五千名骑兵空着肚子向前线行军。
     《明史》说，抵达京畿南部的时候，乡村父老听说卢大人的部队到了，前往营地对卢象升说：“天下汹汹且十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三军捧出关之檄，将士怀西归之心，栖迟绝野，一饱无时。脱巾狂噪，云帅其见告矣。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天下乱起十年有余，卢象升不顾一身死生为国纾难，然而奸臣（显见指的还是杨嗣昌等人）多方掣肘，虽然奉命御敌然而军无战心粮饷无继。临近三郡子弟听说卢大人前来无不欢欣雀跃，因为以前没有卢大人则死于贼手，现今没有卢大人则死于敌兵之手，所以大家同心戮力愿为大人驱驰。卢象升被乡亲挚情感动得落泪，答说：“感父老义。虽然，自予与贼角，经数十百战未尝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从我起兵剿贼之日起历经大小百战而无一败绩更没有怯敌之说，现在率疲兵五千当敌主力，内无粮草外绝援兵，这是朝廷的事情，我辈朝夕必死，这个时候没必要再连累父老乡亲。百姓们号哭雷动，各家把藏粮都拿了出来，或是一斗米或是一升枣，“公煮为粮。”场面悲戚催人泪下。
     这个时候，民有救国之心，将怀必死之志，士无贪生之念，而国终无战和之定见。不禁令人徒唤奈何啊，唉！


奇了怪了，一起发，百度告诉我有不当言论和广告，不行。
分开发，神马都没有了，一路绿灯一切ok~

清晨一顶~

刘廷训吴桥死难
    
     刘廷训，字式伯，北京通州人。为人勤谨性格纯厚，自幼聪敏好学，崇祯年间，以国子监贡生身份学满后分
    
     任河北吴桥县训导（从九品，在他上面还有管理本县所属秀才的县一级领导“教谕”）。
     崇祯十一年九月，伪清入寇。刘廷训和县令一起督率吴桥军民守御了三个月（“三个月”？存疑中）。开始
    
     时，只是敌人的先锋小部队前来攻击骚扰，刚一接战便主动退却。等到大兵云集之后就开始调兵遣将包围城池。
     在围城即将合拢的最后时刻，县令缒城逃跑。刘廷训回到学舍告诉自己的妻子：“你快跑吧，我将在这里为
    
     国尽忠。”又把幼孙托付给了平时和他相熟的僧人隆贵（既“隆”且“贵”，这个法号起的还是很有点追求的）保护寄养。
     然后，刘廷训到城墙上对守城军民悲愤地说：“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为满城忠义鬼乎！”守军为之感奋，异口同声答道：“愿为公死守！”
     攻击开始后，全城军民人等在刘廷训的亲身带领下和敌人浴血奋战，坚守了三日两夜。在这三天时间里，清兵围城三面在东、西、北三门全力攻击，只有南门非常平静。或许是之前的进攻分散了守军本就不多的有限精力，第三天夜里，敌人从南门爬墙登城偷袭成功，至此，城中父老唯一可以依托的城墙屏障完全失去。激战中，刘廷训中箭，胸前血流如注仍然带伤与敌肉搏，又中六箭，殉国，时年六十五岁。一个月后，他的儿子扶柩通州老家为他重新安葬的时候，开启草棺后见其遗体面色如生。沿途秀才诸生夹道痛哭，草民百姓也剪纸置酒为之祭奠。
     崇祯十五年，朝廷追赠刘廷训为国子监学录（还是从九品，这个？）。
    

邓藩锡不屈
邓藩锡，字晋伯，号云中，江苏金坛县人。出生时，父亲邓和台梦见一位仙人驾鹤送子，说：“是子，超超藩辅之苗，西山其颓，东山其高。”因此取名藩锡。在他十七岁的时候，读《新唐书 张巡许远传》后为二人的英烈事迹所感，终日流泣。张巡、许远这二位都是文臣，同为安史之乱时的大唐英烈，其时死守睢阳，兵败殉国。邓藩锡于天启元年考中举人，崇祯七年考中三甲第三十一名进士。
后为兖州知州时，仅带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妾赴任。抵达郡治仅四十多天后，一路烧杀南下并在济南俘德王、杀郡王屠戮十三万百姓的清兵便已云集城下。
邓藩锡对城中的鲁王说：“臣听说以前的城池之所以守不住，都是由于城内的富贵人家吝惜自己的金钱，又贪生怕死专事享乐，而让穷苦百姓登城守御，所以多是失败。如果大王您能够出钱犒赏守城将士，城池或许还能守住，这样您和大家的性命也都能够保住。否则，城破之日，玉石俱焚。”结果，这孙子不听。
于是邓藩锡自己出钱激励将士，并招募了一批勇士，深夜缒城而下奇袭敌营，干掉了几千人。然而，清军毕竟不同于流寇，虽然同样的烧杀掳掠但那毕竟是在关外见过大场面的正规部队，这样的小胜尽管能够激励士气可对于全局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一只守城的总兵做内奸，里应外合之下敌人还是攻破了城池。奋战力尽之时邓藩锡被俘。
敌酋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说，不投降就把你剁成肉酱！邓藩锡大骂不绝，敌酋恼怒，命令他跪拜。邓藩锡坚决不跪，敌人先砍掉了他的一只脚，然后肢解并用火焚烧了他，殉国。邓大人赴任时带来的那位妾，带着孩子投井自尽。
事后，追赠太仆寺卿。


孙士美深州自刎
孙士美，号澹如，江苏清浦人。幼时聪颖绝伦，读书一目十行，每每坐论古人，谈到张巡等人的事迹时都叹羡不已。其父孙讷勉励他说：“凡为烈士，当如是矣。”天启元年，乡荐，“累上公车辙报罢。”（？）孙士美愤然说：“烈丈夫岂以一第乐哉？苟或膺半秩，报君亲，差不负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当世士大夫，岂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终，不自表见，等于寻常无闻之人者哉？”
然后，以举人身份候选（这样直接以举人身份选官的话等的时间长、等到的官位还低，不大划算的），被分派到舒城任文教官员。到任后，除了教导秀才论治文道之外绝不营私。舒城很小，但地处江淮南北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崇祯七年正月，流寇渡河向南，江北大震。而后，贼人焚毁了距离舒城二百多里地的正阳县。紧接着围困六安县，这时距离舒城仅一百多里。没过多久，流寇大军便抵达舒城城下。当时舒城县令正按惯例在前往拜见总漕都御史的路上。士民群情慌乱，兵无斗志，城池眼看不保。在这种情况下，孙士美亲冒矢石登城督战，全程参加战斗直到流寇退去，历经七十多天。当时庐州下属的八座县城，都有高城深沟并且屯粮驻军守御，只有舒城一座孤城，处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地，既无粮饷又无救兵。得以保存而没有重蹈庐州、巢县城破被焚的覆辙，全是孙士美的功劳。
崇祯九年，孙士美以舒城防御战的功劳被提升为河北深州知州。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伪清入寇。恰逢滹沱河结冰，敌兵三万长驱直入于深州城下扎营。
十一月十三日夜，孙士美亲率死士段容嗣等夜袭敌营，干掉了敌军的一名将帅。
十一月十四日，敌人全力攻击城池，孙士美率众鏖战一天，顶住了。
十一月十五日清晨，敌人出动云车数十架，从城墙东南侧直接登城（从几十架云车看，这股清军的排场真不小，也或许是孙士美前天的夜袭打急了敌人所以他们拼了老本来玩儿命）。孙士美督率守军击毙了很多登城的敌人，总算又打退了一轮冲锋。少顷，敌人改变战术，用火箭射击城池。不一会儿，城墙城楼便淹没在一片火海中，烟熏火燎蒸腾而起。守军被烟雾熏得头晕目眩，毫无招架之力。敌人趁势猛攻，城陷。孙士美在城中芜蒌亭（东汉古迹）下望北遥拜，自刎殉国。当时他的父亲孙讷在城内官署，老爷子已经七十多了，听说儿子殉国后，叹息说：“吾曩者以忠孝勉吾子，忠孝本无二致，死忠即是死孝，吾即未拜官，然以子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谢君？并何以谢吾子？”后不降，遇害，孙氏一门城中殉国者共计一十五人。
事后，追赠太仆寺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