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日，城乡很多米店被抢，大户也大多遭到抢掠。六月十九、二十日，城中抢掠肆无忌惮。二十一日，躁动的空气继续弥漫，抢掠的对象开始从米铺、巨室波及到较为富裕的人家。当天计先生和岳父从洛社回乡，途经全州，发现大街小巷家家关门闭户。听“破落户”说，“这是要抢徐家了”。二人为了避乱，从村后小路疾行，向南眺望，发现数里之外烟焰升腾，路人都说是在烧石塘孙氏的家，一时间乡邑贫民们群情汹汹跃跃欲试。
六月二十二、二十三两天，无锡县下辖的暮塘桥村几十名贫民相率群集，蜂拥到大户人家抢粮掠财，并且声言很快就要抢到计先生所在的无锡县邑了。于是，听到风声的无锡县城里也集结了二百多贫民，只是他们没有抢，相反每人得到了一碗酒，四两肉，然后这些人拿着简陋的武器呐喊着南北巡逻，壮声威的同时多少起到了些许“保境安民”的作用。可以肯定这是民间乡绅的自发行为，所需物资自然也是由地方乡绅和稍有余财的小康人家集齐配发的，幸好他们还没有为富不仁到愚蠢的地步。
六月二十二日，官方终于开始行动了。无锡知县庞昌允缉拿乱民二十多人监处，城中稍微安定了一些。不多久，之前劫掠的贫民次第被官府抓获，当场鞭笞死了很多，乡村稍微得到了些安定。但那些贫民或死于饥饿，或死于律法，确实没有活人应有的乐趣了。二十三日以后，官府开始每日抓捕审问参与作乱的饥民。官方打死四五十人，而被各乡自卫巡哨者打死、烧死的作乱饥民就不可计数了。这种异变，也是一时的劫数啊。
但是好景不长，七月十五日，苏州关上有施姓富户拒绝出售官米，或想囤积居奇或想屯粮自保，结果饿急了眼的百姓们各执器械破门而入，当场斩杀五十余人，施家被灭门。吴下之变如此，当时承平既久，又逢连年饥旱，民心蠢蠢思动。幸而江左民风素来柔弱，没有如高迎祥、李自成之类的强有力的人起于饥民群集之际首倡反计，否则又怎么可能避免河南湖广那样屡遭流寇焚掠的惨剧呢！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又是飞蝗铺天盖地而来，从西北往东南，计先生无锡城中的房顶上都积了二三寸厚的蝗虫，道途父老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开始，连续过了三天的蝗虫，直到八月初二，满天蝗虫遮天蔽日，八月十二日下午，又飞了一下午的蝗虫，晚间更甚。
崇祯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无锡，乌云压城密而不雨，一段时间过后，浙沥有声，但下的不是雨而是小豆子，有红、黑及微黑透红三种颜色，质地非常坚实。百姓中有捡拾的，等到来春将其播种，结果只能长出根茎而没有果实。
顺便说一下，我一般不会把这类民间笔记中比较玄幻、比较超现实、比较超“科学”范畴的东西拿出来。但上面的记载应该除外，因为那是计六奇先生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事情。而当时还算富庶的江苏无锡这种由干旱到饥馑、由饥馑到躁动、由躁动最终演变成抢掠并很快蔓延开来的过程，尽管最终没有激成大变，但极其具有典型性，非常值得一说。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明廷地方政府在这一系列干旱、蝗虫、饥馑、躁动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对此，或许是颟顸无知，或许是才力不逮，或许是有心无力，或许是束手无策，总之地方官员是否曾经主动做过救灾应变的努力，我们无从得知，至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


关于蝗虫，很早之前曾经有记录，z府应对蝗灾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事后向民间收购蝗虫尸体，每斤虫尸换一斤粮食，然后就地焚烧深埋。窃以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相当精确地统计出在多长时间、多大范围内发生过多大规模的蝗灾，有利于准确分配紧随其后的救灾物资；二是焚烧深埋之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虫卵虫尸暴露在外，防止来年再次爆发灾情。当时这么做的是j畿县邑北方省份，多少沾了些z央财政的光。轮到江苏无锡，或许是地处南方没有经验，或许是什么都明白就是没钱什么都干不成，或许是连年战乱地方z府忙于支应征剿粮饷已经无暇他顾，总之事后没有任何赈灾、防灾处理，面对群情汹汹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六月十五日饥民焚杀马家，直至七天后的六月二十二日官府才出手干预。中间这七天时间，恐怕是在请示、汇报与批复、命令之间耽搁了，这就是典型的g僚，七天时间已经使得乡镇抢掠成风，无数大家富户遭掠。养痈遗患视若无物，朝夕之间又急于去扑灭，这得多费多少周章！


假如地方g吏提早干预，或者在饥馑之始就强令地方豪强出售存粮平抑米价，或者在q掠之风蔓延之初便强l地方豪强出资组织类似无锡县那样的p民x逻队，或许完全可以做到弥乱于无形之中。但是历朝历代的史书中我们绝少看到此类记载，原因就在于那是“地方豪强”！p民抢掠就抓就s贫民，

运气不好激起m变那是另一回事儿，运气好的话糊弄了过去或许还能落个“刚毅果决”的考语。要是惹m了地方上那些手眼通天的豪强大户甚至是致仕g绅，无论是否t灭m变自己的这个g恐怕也都做到头儿了。

说到饥民，其实洋人的国家首脑真的应该羡慕中国，羡慕中国的统治者。千百年来，中国人作为被统治者的最低要求，仅仅是饿了的时候有口吃的充饥，冷了的时候有件东西御寒。根本没有什么所谓“权力”的诉求，也极少在意亲族之外别人的存亡，更不会去关心什么王朝帝室的所谓“血统”与“正统”，“吃饱穿暖”，仅此而已！如果说稍微高点儿的要求，那么或许是，病了的时候还能有点药止疼，如果能够让家里的大儿子识个字能认出自己的名字那就几近完美了。就这么点儿要求。但就是这么点儿要求，很多时候辛苦劳作耕耘一年，也只能够挣扎着满足衣、食之需，大概能够确定至少自己在天明时不被冻死饿死而已。特别是乱世末世，这么基本的一点儿生存必须的基本要求往往也很难得到满足，难怪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之说啊。人饿了，就会想要吃的，没有吃的，就会想办法。自己饥肠辘辘破衣蔽履，面对着穿绫裹绸大腹便便又不肯卖粮食给自己的富家翁，或许也只好咽口气，明摆着没办法的事情。但如果周围是一群人，百十来人，都如自己一般饿得前胸贴后心，食无隔宿之粮、居无御寒之瓦，眼看就要冻饿而死，面对着依旧人模狗样摇头摆尾的富家大户，那还怕什么啊？这个时候要是有人登高一呼，不蜂拥景从还等什么啊？管他什么皇宪国法，眼前的“法”就是抢！就是不饿死！至于揭竿为旗斩木为兵，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啊。这就是流寇的由来了吧，好在当年无锡还没有那样的人，最多也就大家蜂拥着抢个把米铺、杀个把实在太过招摇的乡绅而已。
另外，上面提到的那位无锡县令庞昌允，字尔祚，四川人，崇祯十年三甲同进士出身。这位庞县令崇祯十二年才上任，一年多以后就经历了这场变乱，幸好还算糊弄了过去。只是面对饥民“果决刚毅”勉强应付过去的他，在一年多之后面对文人书生时就没应付过去，被人家轰出了县城，这是后话稍后细说。本来，一个同进士出身的知县，只要不捅什么篓子，按部就班三年地方官任满考核报个“卓异”，接着就州、府、道升上去了，几十年下来再不济一个从二品的承宣布政使司或者正三品的提刑按察使司的省台方面大员也是稳稳当当的。普普通通的地方芝麻官，三年之间屡遭变数，竟然做得波澜跌惊一梦数觉，恐怕也是异数了。但是没办法，崇祯那几年，确实不好混。那年月不光民不聊生，官也不大容易“聊生”的。相对于北方省份和湖广四川的那些残破县邑，庞知县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没有坐困孤城直至城破身死以身殉国。但同样，毕竟是柔弱文人，毕竟是两榜进士笔墨出身，毕竟像卢象升、孙传庭那种抄起刀来就能追得“闯王”、“八大王”满山跑的文人也还是少数。


《明季北略》读书笔记之二十五——山东节妇 [原创 2011-09-04 09: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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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节妇
看到这一段记载，即便在明末史料中见惯了舍生取义、慷慨悲歌的小秋也不禁动容。不吝简短，单列一节，以示敬重。
崇祯十三年，山东诸省连年旱灾造成大范围饥荒，百姓纷纷南下讨饭逃荒。当时书铺廊下躺倒了一位“秀士”，发裹袙巾身穿一件破旧的紬衣。旁边有位少妇，耳戴银珰，相貌端庄气度娴雅，看见行人往来，只是伸出随身的扇子乞钱。
间或有人问他们的来历，少妇答：“我本是山东大族巨室之女，夫君也是有秀才功名的，我二人成亲才五日便相携乞讨至此。忍饥冒寒，染病不起，只得在此坐守待尽。”也有人劝那妇人：“还不如改嫁了呢，先弄个几十两银子的聘礼给丈夫治病，那样两条命都能活啊。”妇人说：“与其失节而生，宁可守义而死。何况夫君病势深重，即便得到饮食**恐怕也不可能痊愈了。夫君死，我誓不独存，死前又何必徒丧廉耻呢？”又有人诘问妇人：“为什么不把耳上的银铛卖了买米呢？”妇人答：“这是夫家的聘礼，不忍抛弃。”
一旁围观的人听到这些对答都感叹钦服，纷纷解囊相助，不一会儿便得到了些银两。妇人用那钱买了一具棺椁，放在寺庙之中，余下的大多买了米煮粥。她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丈夫喝粥，丈夫喝一口，她也喝一口，丈夫不喝，她也不喝。其夫将近十天没喝一口粥，最终逝去。那妇人收敛了夫君的遗体后，用乞讨得来剩余的钱请人将棺椁下葬后，用自己的衣服去兜土堆坟茔，然而坟茔未成便晕倒在地气绝身亡。路人感其高义，共同出资买了棺椁，将妇人与其夫同穴而葬。直至下葬，妇人耳畔的银珰仍在。
江左贵人之妻女失节败闲，恬不耻者，观此掩面矣！


其实很多时候，那些感天动地的事迹并不是在狂澜即覆、大厦将倾之际出现的，或许就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边，或许其主j也正是我们当中的某一个普通人，惊天地泣鬼神也并非一定是在力战拒敌或者血洒沙场之间，如本文中的这位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普普通通的山d少f。
是、非、善、e、节、义、忠、烈，往往存乎一念之间。
华x文明之所以久历m难而不绝，饱受y族统z而不m，就是在于坚持。在于面对惊涛骇浪生s存亡之际，不计其数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于l想与正义的坚持，即便明知那代价是s命，也在所不惜。正是这种被遮b在历史光环下的普通人的坚持，那些大人物、英雄人物的坚持与牺s才会有意义，才不会是t臂挡车。


昨天百度疯了，什么都屏蔽。

无论如何，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李自成的买卖不是国企，是私企，不会完全任人唯亲。所以牛金星应该确实小有名气，也多少有点儿智谋，靠自己见面后的“三板斧”博得了李自成的青睐。二、从流配戍边到归附流寇，这中间不会没有策划与接应，因为明末地方政府就算应付不了大股贼寇，对付一个犯罪发配的“文人”还不会束手无策的。
加入流寇的牛金星接着举荐故交刘宗敏为将军，又举荐术士宋献策。宋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次面见李自成，便说：“十八孩儿，当主神器。”李自成“大喜”——多新鲜！他能不“喜”吗？一个李岩的“闯王来了不纳粮”，加上宋献策的“十八子主神器”，他李自成立马儿就在舆论上高出同时代其他“枭雄”级的流寇头目一个等级。大喜之下的李自成立即拜宋献策为军师。这里可以看出，尽管牛金星成了他的女婿，但宋献策明显后来居上爬到了牛同学的上面。


宋献策其人身高不足“三尺”，面容消瘦脸颊很长，瘸了一条腿，出入拄拐，这幅形容，就是个大驴脸的瘸腿矮子，乍看跟鬼似的。所以即便在贼军之中也被戏称为“宋孩儿”。也有一说宋献策是浙江人，精于奇门遁甲之术和图 谶 数学，李自成对他非常信任言听计从。可以想见的是，在李岩的大力鼓吹和宣传下，以及宋献策、牛金星的事迹“感 召”下，李自成或许也会博得“爱才尚贤”的名声，以至于如顾君 恩等在明 廷 科举制 度下郁郁不得志的落寞文人大多纷纷归附李自成，从此羽翼更张。


同年七月，罗汝才与张献忠的矛盾激化，率部从内乡出走到邓州与李自成汇合。当时李自成兵力五十多万，得到罗汝才的加入，军势更盛。

这里说一下，明末很乱，乱 世 乱 事乱势凑在一起了，所以看事情不能单看表面现象。那年月，官 f 不分，军 民不分，敌 我 也不分，充分体现了国 内 战 争的特点。乱世乱势下，不排除有的人今天是饥民，明天看见“曹 ”罗汝才的队伍从家门口过，就加入了进去，后天一场打败仗打下来稀里哗啦四散奔逃，找个破 庙挨着，又被抓壮丁成了明军。因此一些乱 事也就不可避免：如数字方面，说李自成兵力五十万，这里面应该包括跟随在主力部队后边的为数众多的家 属，真正的战斗部队能有三五成也就算强悍级别的了；如战斗方面，喊话瓦解的心 理战和之前所述化装侦查的间 谍战无所不用，这又是国 内 战 争的特点；如战果方面，流 寇 烧 杀抢 掠 造成的损失自然是无法统计，即便是以“首 级”计数的明军战果，如玛瑙山之战中的“斩 首 万 级”，面对大多数喽啰也是平民打扮的流 寇，谁能保证里面没有平民百姓？谁又能保证那些杀红了眼或者装作杀红了眼的明军大兵们没有杀 良冒功？


天启四年正月王三善阵亡，鲁钦率残兵回营，戴罪立功。同年，奉总督蔡复一之命与总兵刘圌超合兵营救遭到安邦彦围困的杨世蔚。一路摧城拔寨大败叛军，已经被蔡复一上奏朝廷免罪记功了，但天启五年鲁钦所部渡河返还时遭遇安邦彦伏击，折损了几千人。这事儿，当然可以说，鲁钦的屁圌股没有擦干净，但积数年养成之西南一隅巨寇要靠他们几股部队就彻底殄灭也似乎强人所难，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大胜之下的一个蹉跌。鲁钦戴罪立功。陆广河之败后，傅宗龙合兵蔡复一攻灭乌粟、螺蛳、长田等地叛军，大破平越贼寇，毁其砦一百七十余座。此后动荡已久的西南局势略微稳定。傅宗龙上疏：“四川以屯为守，贵州应该以守为屯。因为安邦彦叛军的控制区域大多在陆水以外，仡佬、龙仲、蔡苗等部‘杂圌种’缓急之间能够相互呼应。这样敌人有外援而我军没有丝毫屏障，所以贵州兵力分散而日益捉襟见肘。臣所谓以守为屯的做法是，先发兵占据沿河流域，夺掉敌人的屏障，而后剿抚并用收拢各部叛军。同时依渡口大小而分别设置大小营寨，深沟高垒建造烽火台，形成我军的呼应之势。小渡口则以木石筑塞守御，不让一粒粮食进入敌占区，也不让一个贼寇走出其势力范围，‘贼无如我何’。再命令沿河驻军演习水战，敌人耕种时频出奇兵渡河骚扰。这样，贼人不敢沿河而居，而后屯田的事情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展开了。屯田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清卫所原田，二是‘割逆贼故壤，而以卫所之法行之。’贵州有的是土地，就是缺人。外地来的‘客兵’聚散无常不能常驻，不如仿效洪武皇帝祖制，以卫所屯田奖励有功将士，因功大小、官职高下，从指挥到千、把总，都分给田地以为祖业，同时禁止屯田卫所土地买卖。这样的话，不用招揽移民而人口便可以自然充实。臣所说的以守为屯就是这个意思，这么做需要四万八千人，每年需要饷银八十多万，历时三年，而后叛军就可以尽数殄灭了。”部议从之。天启六年，安邦彦大举渡河入寇，傅宗龙在赵官屯击破其前锋，阵斩敌将老虫添，一时威名大震。后丁忧还乡。崇祯三年，傅宗龙起复。同年，受孙承宗举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少顷，拜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但随即就“用小故夺官”了。崇祯十年十月，流贼大举入寇四川，攻陷三十余州县。崇祯皇帝想起了傅宗龙，说：“假如当初用傅宗龙巡抚四川，贼寇之势又怎能至此呢！”起复傅宗龙，命他前往四川“却贼”。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无论后面如何，但至少说明天启朝旧臣傅宗龙之前在贵州的成绩以及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崇祯皇帝这位新老板的充分认可
。
崇祯十二年五月，由于杨嗣昌的举荐，傅宗龙离开四川回京任兵部尚书。傅宗龙自从勘定贵州苗乱后，历时十四年才再次大用，刚刚到任一年半，地方还没遛全呢就又调回去了。崇祯十二年八月，傅宗龙抵京。觐见崇祯皇帝之初，他便直说“民穷财尽”，皇帝也颇以为然，但傅宗龙仍旧自顾恳言不已、为民请圌命，说了一大通民情疾苦、水深火热之类的话，皇帝不高兴了，说：“你应当整理兵事才是啊。”挥退傅宗龙后，崇祯皇帝对他的举荐人杨嗣昌说：“这人怎么这样儿呢？都说傅宗龙在贵州干得不错，但听其言谈大多卑卑，都是些别人说烂了的东西（“皆他人唾余”）怎么回事儿啊！”从此傅宗龙所奏请多不允。其实也难怪，面对刚从四川回京的傅宗龙，急于事功的崇祯皇帝应该很想听听类似于当初袁崇焕那“五年平辽”或者杨嗣昌那“十面张网”之类的豪言壮语式的就职演说，但这位新任兵部尚书见面伊始便大谈民圌不圌聊圌生城邑残破，而且说起来还没完。这些话尽管切中时弊一语中的，但也是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所以在崇祯皇帝听来既是陈词滥调，也是和他傅宗龙的本职工作毫不相干的。满怀希望竖起耳朵的皇帝听了这么一肚子“牢骚话”，自然倍感失望，所以才用一句冷冰冰的官话结束了这场跑题的君臣奏对。这个印象分减大了。张献忠降而复叛，熊文灿罢圌免后，傅宗龙举荐时任湖广巡抚的方孔炤代替熊文灿，还建议减少新任总圌理讨贼军务大臣的辖区，各省督抚各统本部兵马分剿流寇，皆不准。仍然命令杨嗣昌接任总圌理大臣之职。杨嗣昌出京督师后，上奏章请拨军粮，四面漏风八方起火的朝廷没有足额及时供应，便上疏弹劾中枢失职。傅宗龙是兵部尚书，“中枢”这个矛头自然主要是指向他的。傅宗龙也弹劾杨嗣昌徒耗粮饷消耗国家而不能有所报效，又“以气凌廷臣”。当时正赶上蓟辽总督洪承畴举荐刘肇基为团练总兵官（这个“团练”的设置，前面提过，是杨嗣昌的建议，即所谓“练饷”的由来），太监监军高起潜污蔑刘肇基畏敌怯阵。团练总兵也是“总兵”，名义上也归兵部管，因而对这一荐一劾，作为兵部尚书的傅宗龙显然需要进行一番调查核实，即便按照最简单的程序至少也是要征询一下和刘肇基共过事的其他人的看法，所以没有立即处理，稍微迟缓了些。但是崇祯皇帝急了，以“抗旨”的罪名责备他，命令傅宗龙作出书面答复。傅宗龙的奏辩折子上去后，又以“戏视封疆”的罪名将傅宗龙发交部议。明显的来者不善。我们能够看到，从上面的那次君臣召对后崇祯皇帝对于傅宗龙明显心怀不满，或许认为此人大言无实不务正业也未可知。当时出于自己的面子考虑没有立即把这位刚刚任命的兵部尚书拿下来，可也一直没有释怀，这次等到机会了，尽管很牵强。

这里的疑问是，作为领导看下属不爽，自然有的是借口有的是名义拿掉，为什么出手就是杀招呢？“抗旨”和“戏视封疆”这两项罪名随便哪一个坐实了都够要了傅宗龙的老命了，没必要啊。但各部的人还是很给面子的，“部议”下来拟的处罚是戍边，皇帝不答应，一心想置之死地。
这里说一下，这位遭到死太监高起潜污蔑“恇怯”的刘肇基，东北人，承袭指挥佥事世职，后官至总兵。武将世家出身的刘肇基一生转战各地，清兵南下时独自率兵赴援扬州与史可法并肩作战，城破之际亲自投入白刃巷战，面对伪清骑兵力战不屈，殉国。傅宗龙在监狱里待了两年（不知是刑部天牢还是锦衣卫东厂的诏狱，如果是文官集团控制的前者多少还算幸圌运些，是后者的话那就杯具了），崇祯十四年春，杨嗣昌忧疾而死，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再次举荐傅宗龙收拾河南陕西局面。崇祯皇帝没有立即答应，沉吟良久才说：“朴忠，吾以夙负用之，宜尽死力。”这句话肯定了傅宗龙的志节，也表露了皇帝些许的歉疚之意。皇帝是不能认错的，尽管崇祯皇帝数次下诏罪己，可真的面对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时他也是不会认错的，所以这个“夙负”对于皇帝而言也就算到头了。傅宗龙出狱后，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代替丁启睿任陕西三边总督。
当时李自成已经与罗汝才部合兵，“有众五十万”，在河南一路攻陷洛阳归德围攻开封府，皇帝命令新任陕督傅宗龙专门负责剿灭李自成部。刚刚得脱囹圌圄重见天日，便领印挂帅直面强敌，好一个“出生入死”啊，崇祯皇帝的饭碗真不好捧啊！按惯例，每一个新任北疆边帅或者内地剿贼大臣离京赴任，至少都会有一份略微像样的粮饷带到任上，作为“嫁妆”也便于新领导开展工作，从孙承宗到袁崇焕再到熊文灿、杨嗣昌历来都是这样。这个新任“总圌理大臣”或者“总督”看似管辖多省、威风八面、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可在朝中诸公看来那就是个替死鬼，有他在前面挡着玩儿命的差事就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不去，别人就得去，弄不好就得自己去！那份上任粮饷与其说是“嫁妆”不如说是“纸钱”更恰当，所以尽自拆东墙补西墙、有今天没明天，那些大佬们也会尽力把这份钱粮备足的。无奈的是，时至崇祯十四年，大明朝廷已经连这点微薄的“嫁妆”都拿不出来了。尽管朝廷部议的结论是把陕西省的粮饷全部拨给傅宗龙，看起来很好很强大，可实际情况是，连年蝗灾旱灾兵灾匪灾下，陕西各州县早已经无力支应了。筹粮无措的傅宗龙找到陕西巡抚汪乔年（挖了李自成祖坟的那位）调兵，但是陕西的精兵已经调的差不多了，够级别的将官也没有能用的。于是朝廷出面协调，最后的结果是将河南李国奇、贺人龙二部划归傅宗龙辖制。
崇祯十四年九月四日，筹粮无措筹兵也无措的傅宗龙还是带着勉强拼凑起来的两万四川、陕西兵出师了。这支队伍东出潼关走东南方向，抵达河南新蔡，与崇祯十二年代替孙传庭的保定、山东、河北剿贼军务总督杨文岳会师。此后，其部将贺人龙、李国奇率领陕西兵、杨文岳部将虎大威率领保定兵于汝河上搭建浮桥东渡汝宁，合兵北上前往河南项城。由于缺乏船只，或许也和各部之间的协调问题、部队本身的军纪松弛有关，反正明军足足用了很长时间才全部渡河登岸。李自成、罗汝才部也在汝河上游建起了浮桥，准备前往汝宁，发现明军兵到后，将精锐埋伏在河岸树林中，佯装带领部队从浮桥西渡逃窜。贺人龙派出的侦圌查骑兵回报说：“敌人将前往汝宁，正在搭浮桥渡河。”傅宗龙、杨文岳得报后连夜与贺人龙、虎大威诸将会师，准备天明赴战。九月六日，诸军并进，中途一名侦骑报告：“敌人已经全部渡过了汝河。”少顷，又一名侦察骑兵报告：“敌人仍在渡河，三分之一的兵力尚未渡过。”傅宗龙、杨文岳率军疾行三十里于中午时分抵达孟家庄。此时，领兵将官贺人龙、虎大威报说，现在人困马乏，最好明天清晨再开战，如今当务之急是修养士卒。这是实情，三天来明军除了跑路就是搭桥一直也没闲着，于是各部扎营。安下营盘后，战士们解下马匹的甲胄和马鞍，把兵器插在地上，大家都在充分享受这大战前的放松，同时派人分散到村落里搜寻粮草家畜。由于没有足额的粮草，所以明军不得不就地觅粮。也就在这个时候，一直隐蔽主力等待战机的流寇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明军的破绽。霎时间伏兵大起甚嚣尘上，李自成罗汝才二部流寇向明军发起了全力攻击。贺人龙有一千多名骑兵，但变起仓猝，明军在放松，战马也在放松，所以没有迎战。李国奇带领本部明军奋起迎击，一个回合队伍就被冲散了，败绩。陕西兵、保定兵全部溃败，贺人龙、虎大威逃往沈丘，李国奇也跟着逃了。将领逃了，但主帅没跑，傅宗龙和杨文岳合兵扎营火烧店。流寇以步兵对明军营垒进行了一次试探性攻击，明军开炮炸死百余名敌人，傍晚时分攻击停止。傅宗龙驻军西北方向，杨文岳驻军东南方向，两军挖掘堑壕固圌守。入夜后，保定兵溃散逃逸，保定副将挟持着杨文岳一起骑马逃走，连夜逃入项城。傅宗龙发现后分本部陕西兵进驻杨文岳军位于东南方向的空营，将士们分守壁垒抵挡敌人。九月九日，傅宗龙派人突围传令，命贺人龙、李国奇回军救援，二人不应。傅宗龙说：“彼避死，宜不来，吾岂避死哉！”接着对部下们说：“宗龙老矣，今日陷贼中，当与诸军决一死战，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