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美子（1900年 昆明）
Oriental handsome man
图中男子系当时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脸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宽大，不论在中国人还是方苏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国俊男标本，所以留下这张模特式的胸像。但从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这名男子虽然气质儒雅，神态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气与力度，与方苏雅拍下的其他清朝政府官员并无本质差别。

倾城美妇人(1899年，昆明)
图中女子是时任云南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海关)局长的太太，为当时昆明城内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美学：圆满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莲意味着“妇道”，加上宽大繁复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脱离劳动；在服饰上她钿、环、戒齐全，金玉交辉，胸前挂着怀镜(抑或是香包、怀表?)，镯子更是成双成对地在手上堆积；左手执一帕大概是女红作品，右手执一扇与背后诗联则是风雅所需；磁器茶杯与水烟杆为当时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征，旁边一叠经书(《素女经》之类)也是每个淑女之必备。这一切与她身后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关于限制与矫饰的精巧美学注定将因人非草木而从后代妇女身上消逝。

她为何紧皱双眉(1896年)
Why does she knit her brows
从衣着上一望就可知，照片中的女孩决不是来自平常的人家。1896年她出自何方名门，方苏雅与他的家人是何种交情，以及她后来的身世如何现在已难考证，但方苏雅对她的特别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相册中不仅有她与家人的合影，又让他的侍卫官抱着她留下了这张传神之作。无疑，她的引人注目之处全在于眉眼之间深刻的愁怨之情，这与她幼小年龄之间的巨大反差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力量。那本是一个中国人理应愤懑的年代，方苏雅镜头之下多的却是图中侍卫官一类低眉顺眼的形象，看来令人莫名难受。这个裹在一身富丽之中的千金小姐却不但有着与生俱来的忧郁，更以一种凌厉无畏的眼光从一角逼视着远处(根本无视她眼前的镜头)，使整幅照片骤然狭窄而且紧张，几乎要将旁边的成年男子挤出画面。这悲情，这不可名状的沧桑从何而来?又是什么主宰着她令人迷惑的内心?——是沉痛的历史，还是不祥的预感?这百年前令方苏雅惊诧的神秘精灵，今天仍让人震动。

“奉旨修发”匠(1900年，昆明)
"Shaving the head under the imperial decree"?
中国传统认为，骨肉肤发，受之于父母，因而不得故意伤 害。由于严格实施确实有困难，有时只得变通。比如可以“修发”，但不能“剪发”，区别在于用刀不用剪，而且还要打着皇帝的招牌，叫“奉旨修发”。从照片来看，这个“美发师”的行头可能是奉旨做事的人当中最因陋就简的。他有效利用了衙门旁一块遮阳避雨的空地作营业场所，其标志性的东西则是红铜脸盆和挂在铁链上的毛巾。此外，一高一矮的两根登子也是当时修发者必备：矮登供人坐，高凳则用于顾客扶扑身体时所用。按说这种没有铺面 的修发匠还应在担头上插一面“奉旨修发”的小红旗，不知何故被其自行废除。

“没有金钢钻，不揽磁器活”(1899年，昆明)
Mending a bowl
这张照片方苏雅共照了两次，而且在构图上只有微小的变化——把碗从最前面移到了现在的位置，目的应该是扩大人物在图中所占比例。这种重复拍摄为方苏雅的照片中所仅见，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画面构成的严格要求，即在纪实的基础上追求美感。他的地位与身份在当时情况下也帮助了他实施这一理想化追求。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补碗这一职业，但在磁器并不普及的当时这是常见的。所谓“金钢钻”其实是用坚硬的高碳钢制成，用它在磁器上钻坑(不是穿孔)后用小铜钉铆住，不影响磁面。

背栗炭的青年（1899年 昆明）
Youngsters carrying chestnit charcoal
栗炭是老昆明常用之燃料，旧时很多地方都有专卖店。图中这兄弟俩即以送碳、烧碳为业。他们是方苏雅照片中最健壮的中国人之一，这可以从他们富有雕塑感的体型以及背上高垒的栗碳上看出。方苏雅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他们背筐下的支撑柱，今天的我们则更为照片所呈现出的纯朴之美及力量感而动容。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这个法国人就是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苏雅)。

方苏雅：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这个法国人就是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苏雅)。

鞭猪的人(1900年，昆明)
"Whipping the pig"
往昔昆明人婚嫁，将过妆日称作"鞭猪",甚是奇特。原因是这一天男家必须赶一对活猪活羊到女家，而猪总是怠于行动，所以只得用鞭棍驱赶。照片中的男子独自在废石上“鞭猪”，很难说他在为迎妆日做练习，而且如此瘦小的猪也是要遭讥诮的；倘若既不圈养也不放养而是如此“牵养”猪，也很奇怪。方苏雅拍照一般事出有因，非常理智。为何拍摄这张照片，却不得而知。

全副武装的更夫(1899年，昆明)
A fully－armed watchman
这个更夫在同行中堪称衣着华丽、装备齐全，而且工作范围也小——仅限于法国驻昆明领事署内。他的工作用具除装蜡烛的灯笼，中空的木鱼以及木帮子以外，还有一把作为武器的小刀，理论上用于对付盗贼。方苏雅戏称他为夜间吵醒人的人，实际上则是代表法国人与中国生活方式接轨的一种象征性尝试。

揉茶者(1896年，红河)
Making tea in a traditional way
这种传统的工艺方式今天已少有保留。图中的磨式工具是用木制或 篾制的，当时用于碾谷糖或揉茶。这种纯天然方式加工出的茶末与钢铁机器的产品有多大差别，完全取决于人们的生活哲学和宣传程度。图中的操作者没有这些考虑，他完全协调地投身于简单的劳动之中。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茶叶曾作为东方高度文明的产物流入西方，最后一个法国人最先用相机拍下了它的制作过程。

三人轿夫(1896年，红河)
Three sedan－chair carriers
从照片中看不出中间轿夫起什么作用，也许他只是个替补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两人的负担。无论如何这是个辛苦的职业，而轿中的人往往也并不舒服：如果爬坡，两脚就会悬空，身躯后仰不敢动弹；下坡时则要用力用膝盖和手撑着轿子的隔墙，以免从门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妇女都要紧闭门窗，不能沿途观赏。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折磨，而方苏雅则认为这“像是为适应在汹涌波涛中航行而做的健身运动。”

手持梭标的小哨兵(1899年，昆明附近)
A little sentry with a spear
据说昆明城在咸丰前的嘉、道两个朝代，城里城外人口将近30万，足以称一时之盛。但泰极则否，至咸丰六年后，回民起义及“太平天国”起义兵火连年，加上一次大地震和一次大水灾，昆明城顿时萧条。方苏雅时代仍能看到一些争斗戒备的痕迹，如图中这个“还没有枪高”的小哨兵，以及他们旁边的界碑和背后墙上已经残破经年的“风调雨顺”四字。方苏雅从他的殖民立场认为，先是起义，后是镇压，都给这片土地带来可怕的破坏，只是因为居民们的努力和韧性，生命才得以延续。

洗马河畔浆洗人(1903年，昆明)
Washers on the bank of the Xima River
昆明风俗从来敦厚纯朴，在穿着上有句俗语叫“浆青洗白”，意思是说身上虽是布衣布裤，总要洗得干干净净，白的要洗得一白如雪，青蓝红绿的要照着色道来浆上些颜料，不求奢华，但要干净清爽。图中这些人浆洗的地点就在洪化府外。洪化府大门正对着今天的洪化桥街口，当时洪化桥还在街上，为一拱桥，桥洞内在春冬季节都没有水。但每到初夏，翠湖之水源源漫出，形成河流，也就是照片中的这条洗马河。由于当时这一带洗染行业发达，至今仍有“染布巷”名字留存。照片清晰地反映出当时的浆洗情景：成叠的衣物，正在踩衣的人，以及水桶和染缸。当时染布用的都是植物染料，加上右边那个正被把尿的小孩，都不足以给这条流经市区的河流带来多大的环境污染。它在流进大观河后一头扎进浩渺的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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