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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容颜叫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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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多数是“逐水草而居”,流动迁徙,居无定所的。因此,期望这些游牧民族在建筑文化上有长足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崛起于松花江上的女真族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城塞部落民族,一种有领土意识且居有定所的半游牧半农业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修过长城的少数民族,就是女真族。女真族跟北京城的渊源很深,公元1153年,完颜亮正式把金的都城从东北的会宁府迁到燕京,改名金中都,从此北京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
  这个城塞部落民族建立的国家,在城市建筑上是卓有建树的。金中都的宫殿极其豪华,承袭了北宋崇尚奢丽纤巧的风格。金世宗在中都东北郊浚湖垒山修建的大宁宫行宫区,吸引了元世祖忽必烈,使这位纵横欧亚的马上皇帝为之心动,在版图辽阔的统治区域内,选中了金中都作为大元的首都,从此,奠定了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政治中心的地位。设想,如果女真族不是一个善于学习而且乐于建筑的民族,如果金世宗没有在今天的北海一带兴建行宫,忽必烈于何时何地定都建元就很难说了,中国历史也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了。
  金的建筑历经战乱,在北京已经基本上看不着了。只有一座石头造成的大桥供人凭吊。这座石头桥名气之大,居然在宫殿、苑囿、园林、塔寺、府第林立的北京,挤进了“燕京八景”的行列。它就是曾在元朝供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的“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卢沟桥。



1楼2006-08-30 08:50回复
    从北京西北流向东南的卢沟河(即今永定河),又称桑干河,源出于山西,流经北京后奔泻东南入海。自古以来,这条俗称“小黄河”的卢沟河,每到夏秋之际,山洪暴发,河水从它的发源地海拔千余米的雁北高原滚滚东下,到了北京地区形成了奔腾澎湃、一泻千里之势,而当时地处北京西南的卢沟渡口,是华北大平原通往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各地的必经之路。在金以前,这条运输通道只有一座简陋的木桥,遇大水根本无法通行。据《金史·河渠志》载: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卢沟河大水漫泱,“决于显通寨”,于是皇帝诏征大都附近三百里内的民夫进行堵塞,但未绝后患。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金世宗认识到卢沟河是“使、旅往来之要津”,于是下令修建石桥,但尚未动工,世宗亡。章宗继位后,继承世宗遗命,用三年时间,在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建成这座石桥。它是一座11孔的联拱石桥,全长266.5米,宽9.3米,是华北地区最长的石拱桥。卢沟桥建成后,成了京师西南的门户,往来的士官商旅从这里经过,卢沟桥畔,旅舍鳞次,驿通四海,行人车马,如纷如织。
      卢沟桥最有名的是桥栏望柱上的石狮子。北京有句俗话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此是老百姓极言其多,很有点引以为荣的意思。其实还是数得清的,总数是485只,同桥东宛平县城墙的垛口,以及东西两个城门的门钉数目完全相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定寓含着某种意义。
      石狮子的多少是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桥梁工程师和水利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卢沟桥的桥墩。桥墩的形状犹如一只平面的船,迎水的一面,砌成很长的分水尖,它的作用是分开水势,减少流水对它的冲力。每个桥墩的尖端还有一根三角铁柱,深插在河底,老百姓呼之为“斩龙剑”。所谓“龙”,就是洪水,洪水冲到桥墩前,首先碰到的不是石桥墩而是铁三角,它把洪水劈成两半,分流向两侧的桥涵洞。尤其是春天冰凌冲桥墩时,铁三角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劈冰斩浪,抗击“恶龙”,锈了还可以随时更换,就像给迎水的桥墩戴上了铁盔铁甲。卢沟桥的11个拱券砌筑方法与一般桥梁不同,采用纵联式,把整个拱券联结成一体;同时还在桥墩和拱券的各部分,用腰铁和铁件把石块联结起来,增加了砌石之间的拉联力量,使桥分外坚固。卢沟桥的主体屹立了八百多年,经受住河水的轮番冲击而巍然不动,充分显现了金代精湛的桥梁工程技术。


    2楼2006-08-30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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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9-04 17: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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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晓月”从金代开始就是“燕京八景”之一,成为诗人吟咏的一个主题。远山、近水、晓月、古桥融为一体形成了“卢沟晓月”的意境:晨曦初启,天幕一片湛蓝。卢沟桥望柱上蹲踞的485只石狮的剪影镂刻在天幕上。远处传来几声村鸡的啼叫,启明星升起在天空,半轮残月正好高悬桥头。赶早的人们送着月亮,迎着晨光,踏着早霜,在这阴阳交割、昼夜交替的时辰开始一天的生计。进出京师南往北来的征车响着铃铎急急地从桥上驰过,赶他们的远路去了。一二闲人,特为此景戴月而来,此时此刻,悠哉游哉,寻诗觅句,把栏杆拍遍。俯望卢沟,但见晓光残月,照得浑河如练,远眺西山,疏星淡月之下,平郊淡霭,断岸微光,群山如黛,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
        就在这八百年风景如画的地方,1937年7月7日,驻扎在永定河西岸的日本军队发动了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从桥西进攻桥东的中国守军。中国守军奋起反击,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
       


      3楼2006-08-30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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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很早就进入了较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已经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从对星辰出没、日月运行的观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年、月、日等时间长度的概念,进而产生了初始的历法系统。由于占卜活动的需要,人们对天象变化,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极为关注,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重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天象记录的传统。
          据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专司对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进行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由此不难推得一年的长度。这是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早期形态。据研究,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在尧帝时,即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作为一年四季的标准。据推算,这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时的实际天象。
          由上述记载,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现,也就是说,其时已应用了测量时间的器具。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原始起点,即已确定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观测天象、编算历法和设计制造中国特有的天文仪器。这一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没落,最终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漫长演变过程。而建于元代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位于今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的元司天台(清改名观象台)遗址,则正好经历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从巅峰到没落到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过程,既代表了东方文明昔日的辉煌,也记录了中西文化交融汇合的历史。


        4楼2006-08-30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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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的九龙壁是用琉璃砖拼砌而成的,所谓琉璃,是一种以铅硝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的铅釉制品,在800℃—900℃的温度中即可烧成,和瓷器1200℃以上的温度相比,显系低温,因此一般都称它为低温铅釉。它的坯胎主要是用黏土(元代以后亦有用高岭土者)做成。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铁、钴、锰、锡等几种金属粉末,在氧化气氛中成色。
            北魏时期,京都平城(今大同市)大兴土木,鲜卑人第一次采矿石烧五色琉璃用于其新建的宫殿上,作为屋顶的装饰艺术部件。事实上,公元前4世纪中国已有低温铅釉制品,但到汉代才开始有琉璃之称,那时候琉璃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广泛,在宝石、窗扉、器皿和墙壁间,琉璃被作为镶嵌物使用,但尚未使用到建筑物屋顶构件之上。
            山西是中国琉璃的主要产地,琉璃制作业或子袭父职,或师徒相传。元大都皇宫的琉璃,就是山西赵姓匠师承做;明清两代宫殿的琉璃,是赵姓后裔与太原苏姓匠师分别烧制;清初沈阳宫殿的琉璃,也是山西侯姓匠师烧作。
            明代是山西琉璃制作业空前隆盛的时期,所遗精美作品也特别多。这个时期,在砖砌影壁上镶嵌琉璃团龙,似乎是皇宫王府的新兴装饰。这种琉璃龙壁,有独龙、双龙、三龙、五龙、九龙不等,其中大同九龙壁,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琉璃龙壁。
            大同九龙壁位于大同城区东街路南,坐南朝北,全长45.5米,高8米,厚2.02米,分成三个部分:底部是一个高大的须弥座,高2.09米,其上为壁身,上部覆以斗拱和琉璃瓦顶。


          7楼2006-08-30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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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身是九龙壁的主要部分,高3.72米,两个侧面分别为日月图案。南向壁面由426块特别烧制的五彩琉璃构件拼砌而成。九条大龙飞舞奔腾于波涛云气之间,中间隔以山石水草。正中一条龙是照壁的中心,也正对当年明代王府的中轴线,所以它的姿势也是端正的:龙头向前,正视王府的端礼门,龙身向上卷曲,龙尾向后摆动,看上去似在端坐。这条龙为主龙,颜色也是主色,即正黄色。主龙两侧的第一对龙为淡黄色行龙,龙头均向东,而尾则向着中心坐龙,构成对称的图案。主龙两侧的第二对龙为中黄色行龙,头均向西,两龙构图基本相同而局部有别。主龙两侧的第三对龙为紫色飞龙,姿态飘逸,且不对称:西边的飞龙似由天空奔驰而下,龙头已入海中而龙尾还在天空中长曳翻动;东边的飞龙则是龙尾高悬,龙身蜷伏,龙头凝视前方,有如刚自天空降下而又从水中奋起之姿。最外侧两龙为黄绿相间的坐龙,形象各异,不相对称。九条大龙不同的姿态,参差变化的颜色,使得整座龙壁构图生动灵活而又色彩绚丽。分别矗立于北京故宫和北海公园中的两座清代九龙壁,不仅规模要比大同九龙壁小得多,而且在龙身的雕塑上,远不及大同九龙壁的雄浑、古拙、硕壮、有力,色彩也没有这么深厚沉重。


            8楼2006-08-30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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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封禅源于一种极为古老的天地崇拜,据《史记》所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被记载下来的就有从无怀氏、伏羲氏一直到周成王的十二位显赫的帝王,包括“三皇五帝”。但这只是传说,真正实践这种古代信仰的皇帝,却是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
                据说秦始皇举行封禅活动的目的是想震慑东方六国的残余势力。他到了泰山脚下却并不知这种古老的仪式应如何举行,于是召来齐鲁当地七十名儒生询问。儒生说古代封禅时,帝王都很谦卑,上山时用蒲草裹着车轮,以免伤了山上的土石和草木,祭祀时要把地扫得干干净净,铺上秸席。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真正遵照去做却很不容易——言下之意是你秦始皇肯不肯在我齐鲁的圣山面前放下架子。这一番要求使秦始皇感到被捉弄了,于是,他在被征服者面前大耍征服者的威风,下令士兵斩木除草,开山辟路,率领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吹鼓上山,按秦国的礼仪行祭天封礼。随后率众下山,准备去梁父行禅礼,半路遇雨,有数株松树相遮,于是不无炫耀地封松树为“五大夫”。禅礼当然只好匆匆而行了。秦始皇感到一种重温征服天下的快感,他突然想到应当把这种快感刻在泰山绝顶,而且要用他颁布的全国统一的新文字——秦篆。可惜的是,这通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字史和中国书法史上都无比珍贵的秦刻石,由于它歌颂的主人秦始皇实在太残暴,后人竟恨人及石,把它毁了。一直到明代末期,才有人从土里挖出尚存残篆29字的断石,移置碧霞元君祠保存。到了清代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一场大火又把它烧得无影无踪。过了七十五年,一个叫蒋因培的人不知怎么在玉女池搜访出两块残石,仅存秦篆10字,遂嵌置于山顶东岳庙。


              11楼2006-08-30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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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秦始皇泰山封禅耍尽威风,那么唐玄宗泰山封禅则是极尽豪华。他的仪仗从山顶一直排到山下一百多里,他在山顶大礼告成后,群臣喊“万岁”,传呼从山顶至山下,百十里内,山鸣谷应,震动天地。唐玄宗亲自撰书,石工磨石壁刻金字,这就是岱顶碧霞祠东北大观峰东侧的《纪泰山铭》,俗称唐摩崖。碑高13米,宽5米,正文刻字996个,连碑额“纪泰山铭”四字共1000字。
                  泰山刻石最奇的是经石峪。经石峪在斗母宫东北。这里两山夹峙,溪水潺潺。溪涧东侧,是一块面积很大的平光光的石坪,不知何人于何年,在这石坪上刻下《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单字字径50厘米,原有2500多字,所占面积约为670平方米。由于年长月久,风雨剥蚀,现尚存1067字。书法遒劲有力,纵横波澜,有“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之誉。
                  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工程,把《金刚经》刻在泰山上呢?这就要牵涉到关于泰山的另一个古老的民间信仰了。在这个民间信仰里,泰山神是天帝之孙,主召人魂。由于他是东方之神,掌万物之始,所以知道人的生命之短长。人死后,魂就上了泰山。民间相信,泰山上聚集着古往今来一切众生的亡魂。也许是为了超度它们,有一位或数位佛教信徒发一弘愿,以坚忍毅力,经年累月,刻下了这篇《金刚经》。当然,此举也许是有见于历代帝王泰山封禅的劳民伤财,想给这种愚妄之举当头棒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卷末这四句偈文,以“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的大解脱大智慧,破除了对现实世界万有的执着和留恋。“默默无语是真闻,情到无心意已薰。撒手大千无一物,莫凭世味论功勋。”佛的无我无欲境界,同山顶上表现历代帝王不可一世的权力意志和征服欲望的摩崖刻石相比,无疑昭示着两条人生极境之路。登泰山的人们,在极顶满足了“小天下”的自我幻觉,又被帝王刻石颂赞的丰功伟业激动得豪情万丈后,最好于归途中到经石峪濯濯双足,在清冽的泉水中默诵一遍《金刚经》。当你以出世心做入世事时,人生已然开出一片新境界。
                 


                12楼2006-08-30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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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9-04 17: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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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先秦,国家的大事就被确立为两项:战争与祭祀。通过战争,掠夺财物,兼并土地和人口,获得利益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通过祭祀,报功德于天地祖先,为战争求得一个正义的名分,从精神上维系利益共同体的共识和同情。
                    所以“法天敬祖”历来是中国最高的祭祀。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是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观,殷周以来,这两种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统治思想的支柱。在近三千年的历史中,尽管传入了佛教,产生了道教,但都未能取代天地鬼神信仰的位置。历代帝王都祀天地,建封禅,表示受命于天,时常根据某种自然现象改正朔,易年号,借此达天意,企望得到天的佑护。
                    为什么要祭天呢?这牵涉到中国文化中关于最高权力来源的古老信仰。孔子在《论语》中说,尧为帝之后,一切都效法至大至高的天,因此他的功德像天一样“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可见在尧以前,“贞天道而立人极”,就已成当时社会的主要宗教意识。夏代开始,“天下为私”,帝王为天子,受命于天且“天命不可违”的观念应运而生。商代夏,周代商,社会现实说明天命可违,于是宗教思想发生变革,“以德配天”,“惟德是辅”的新的神权理论产生。帝王违“德”,必受“天”罚,“天命”也就向“有德者”转移,这就叫“革命”。明成祖朱棣当上皇帝后说:“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无天命,有力者皆得为矣。”因此,祭天,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最重要的职责,也成为他获得最高统治权力的神学认可。
                    最高级别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祭天大典,是到泰山建封禅。但泰山封禅过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故帝王轻易不敢为;且路途遥迢,亦无法固定为定期的仪式。于是明代开始建圜丘于京师,每年冬至,帝王率文武百官,燔柴于圜丘之上,奠帛上告于天:“昊天在上,我祖在侧,我奠我币,于焉;昊天在上,我祖在旁,我奠我币,于焉皇皇;天佑皇祖,锡我民祜。”奠毕,钟磬金石之声大作,众歌《圜丘乐章》:“光朗朗兮上方,况日吉兮时良。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见民兮永康……”除冬至日祭天于圜丘,帝王在来年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还要到天坛祈年殿“恭祀上帝,以祈年谷”。后有朝臣认为这同先农坛亲耕是一个意思,也就不再作为常制。


                  13楼2006-08-30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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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完成,等一


                    14楼2006-08-30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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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坛作为明清两代最高等级的祭祀建筑组群,所用的建筑数量是很少的,主要建筑只用了“祈年殿”、“圜丘——皇穹宇”和“斋宫”三组建筑。这三组建筑的尺度也并不高大,但却满足了祭天礼仪的功能要求,造就了肃穆静谧、超凡出尘的环境。这是怎样在建筑学上体现出来的呢?
                        站在圜丘台面上,升高的视点和压低的墙,使覆盖这里的天穹显得分外辽阔高崇。在祈年殿庭院里,三重檐攒尖顶的圆殿,兀立在三重宽大台基的祈谷坛上,周围的矮墙隐了下去,天穹同样显得特别广阔高爽。行进在长长的丹陛桥甬道上,两旁的柏林压得很低,看天的视野非常开阔,形成了持续地感受高阔天穹的独特境界。这样一来,由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和丹陛桥组成的天坛主体建筑仿佛整个儿飘浮在茂密古柏的绿云之上,不仅显现了宏大的天穹,而且造就了置身仙境的幻觉。
                        作为祭天的建筑,天坛在艺术上需要突出地表现“天”的崇高、神圣,但它并不使用过多的建筑和超级的体量,而采用超大规模的占地(约为紫禁城占地的三倍多)和超级的绿化,调动非建筑要素来塑造天坛所需要的宏大宁静、庄严肃穆的环境。这种“抟虚成实”的手法,深得中国美学之三昧。


                      15楼2006-08-30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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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中国人的堂屋神龛里,总要立一块长方形的木牌,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这五个字,构成了中国礼教文化的根本,儒家称之为“礼之三本”。“天地”是“生之本”,没有天地,一切生命现象都无从谈起,所以天地是人类生命的根本。“亲”指先祖,“先祖”是“类之本”,没有先祖,就没有当代人类的繁衍,所以先祖是族群生命的源头。“君师”是“治之本”,“君”指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师”就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公元前511—前479年),以及他代表的礼教文化,皇权作用于政治,礼教约束着社会,二者结合,国家才能大治。
                          “天地君亲师”中,“师”虽为最末,但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位为至尊的“天地”过于抽象,且经过先秦理性主义思潮和儒家学说的洗礼之后,原始天地崇拜的具体内容都被抽掉了。而“君亲”在时空上又过于具体,“君”限于一代,“亲”限于一脉。只有“师”,既具体又超越。比起“天地”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起“君亲”来,又超越一个个的王朝和一个个的宗族。所以,孔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既是一个人格神,又是一种文化,是封建伦理纲常的“立法者”,又是道德修养的最高楷模。在这个意义上,他超过“天地君亲”而成为“礼之三本”中真正的中心。


                        17楼2006-08-30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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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祭孔是从二千年前汉代开始的。孔子殁于公元前479年,第二年,鲁哀公将其生前的居室立为庙,这就是最早的孔庙。孔子死后,诸侯兼并更无休止,夫子之道不行,当然无人想到祭孔。一直到天下大定的汉代,醉了就往儒生的高帽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孔的皇帝。但仅仅是拜拜而已,没有给孔子及其后人什么特别的荣誉。自汉元帝开始,才给孔子后裔封侯食邑。至汉平帝,已经作古数百年的孔子才第一次受封号为“褒成宣尼公”。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孔子的地位却并没有被皇帝抬到足以同其比肩。相反,孔子被封王和祭孔形式的固定,倒是热烈信仰道教,并认老子为先祖的李唐玄宗皇帝所为。他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偶像从庙中的西墙搬到北墙,朝南面坐下。我们知道,坐西面东是教书先生的席位,而南面是王者之位。唐玄宗还拿出王者的衮冕之服穿到孔子的塑像上,在孔子两旁排列十哲,并配祀其七十二弟子。后来,在“文宣王”封号前面加上“至圣”二字的,是北宋的真宗皇帝,他也是一位热烈信仰道教的皇帝。再后来,在至圣文宣王封号前面又加上“大成”二字的,是入主中原,把儒士贬到“臭老九”地位,班列娼妓之下,并与乞丐为伍的元朝蒙古皇帝。这些皇帝都不“独尊儒术”,而是儒道释三教并举。作为个人,他们并不喜欢孔子和儒家,却并不吝啬敕予孔子至高无  上的封号。这的确是十分奇怪的事,应该说,这是很高超的统治术。
                            随着孔子封号越来越高,越来越长,孔庙当然也就要不断重修和扩建,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在曲阜的孔庙,是明、清两代完成的。明、清皇帝虽然再也无法在孔子的封号前加字,却扎扎实实在孔子故里仿皇宫之制,修建了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这就是现今看到的曲阜孔庙。它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


                          18楼2006-08-30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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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于北方连接各国长城之前,秦即在战国初期于其西北边境修筑过长城,称之为战国秦长城。
                              春秋时期,今宁夏境内有义渠、乌氏、朐衍等一些部落或小国,其中义渠的政治经济力量最强大。他们和西戎建立的秦国有密切的联系。战国初期,秦以张仪之计,割取魏国河西上郡(今陕西北部)15县之地,解除了来自北部的直接压力,关中有了北屏之地。秦的战略目标是向关东扩张,最后掩有天下,这样它就必须有一个安宁的后院。有了上郡之地后,秦开始计划吞并义渠之戎以广其西北之疆域。在上郡并入秦国版图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327年),秦迫使义渠臣属,以其君为臣,并于其地置县以管辖之。十三年以后,秦惠文王派兵攻占义渠25城,置为北地郡和陇西郡,于是秦国遂掩有关中西部、北部直到黄河的广大土地。为了巩固这个后方,秦开始在这片新的国土上修筑长城以拒胡。义渠和其他西戎部族的势力被逐到秦所修筑的长城以北及以西,他们的残余势力逐渐融合到匈奴中去了。
                              战国秦长城从甘肃静宁县进入宁夏西吉县,沿葫芦河东岸北行到将台,沿马莲川北行,穿滴滴沟,绕固原城北,到清水河东岸的陈家沙窝,继而折向东南,进入固原东山,到孟塬乡麻花出境,入甘肃镇原县,然后同陕西境内的秦长城相接。宁夏境内的战国秦长城全长约200公里。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分析,宁夏固原地区的长城,在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即已开始修筑,那时秦国已在义渠置县。到了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才相继完成。后来秦始皇又加以修缮,使其成为万里长城西部的一部分。


                            20楼2006-08-30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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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9-04 17: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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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战国秦长城,残高2至10米,基宽6至8米;内为缓坡,便于上下,外壁陡立,利于御敌。每隔200到300米不等的距离筑有一座突出于墙身之外的墩台。台上的守城兵士,可以从突出的垛口进行侧翼射击,这是“两台相应,左右相救”的兵法在军事工程上的运用,后来城墙的“马面”就是据此发展而来的。战国秦长城根据地势因地制宜修筑,“因地形用险制塞”是长城修筑的一条基本原则。在平地筑墙时,由墙外取土,取土的地方即自然形成壕沟,相对地增加了墙身的高度。在有河沟的地方,则利用河沟陡立的岸壁略事修筑即成。墙身用土夯筑而成,每层夯土厚约10到13厘米,由于夯层薄,夯打紧实,墙身坚固。
                                在战国秦长城经过的附近重要的沟口、关隘、山峰高处,还建有烽燧,那是作为传递军情的设施。长城内侧沿线、交通要道和险要山口处,还发现许多废城,是供守卫长城的戍卒驻扎的。在这些废弃的古城遗址中,往往能俯身拾到印有粗绳纹的大板瓦和云纹半瓦当。这些板瓦和瓦当,和陕西关中地区战国时秦都栎阳宫殿遗址所出者几乎相同,佐证了这段长城为战国秦所筑。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同一时期,匈奴已日渐强大,占有大漠南北的广大草原,时时为燕、赵、秦三国之边患。当时燕国筑有东起鸭绿江边西至河北张家口的长城;赵国筑有东起河北宣化西至内蒙古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高阙塞的南北两道长城;秦国筑有西起甘肃临洮东至黄河边的长城。三国长城构成防御北部东胡和匈奴的屏障。当秦进行统一战争时,秦、赵、燕三国均竭其国力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无暇顾及西北边境的守备。及赵、燕两国灭亡,秦又举其全国之力伐楚,此时中国北方与西方守备空虚,匈奴于是乘机逾阴山,越过赵国两道长城,进而南渡黄河,侵占河套地域及其以东地区,达于赵之九原、云中各郡;西边侵越秦长城,劫掠陇西、北地、上郡之边地。秦以上百年时间经营的后院又重新扰乱不宁。最严重的是,这三郡距秦之首都咸阳不过几百公里,匈奴铁骑旬日可达,咸阳与关中地区受到重大威胁。


                              21楼2006-08-30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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