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确立对中国的统治地位，清朝的一统天下直至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平定四川大小金川之役后，才算宇内一统，四海清平。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文治武功。所谓“文治”，就是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王朝更迭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宁和稳定；所谓“武功”，是指平定了准噶尔、回疆、西南苗瑶及大小金川战役。经过这些平定叛乱、维护大一统的战争，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尽悉收入中国版图。云南、贵州、广东和川西北“改土归流”，除暴安良，地方政治得到改革治理，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这些边鄙地区的统治，满清国势这才得以巩固。
　　在这些平定叛乱、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战争中，平定新疆准噶尔和回疆的战争，用兵五年，耗帑三千余万两，辟地一万余公里；平定云、贵、粤的战争，前后用兵十二年，耗帑七千余万两，领土未有增加，但改革了三省政治；而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前后两次，历时七年，耗帑七千余万两，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温福四员大臣，阵亡将士三万余人，杀抗命苗番两万以上，而所平定之地，不过是四川省西北部的深山荒野，纵深仅仅二百余公里。与朝廷大军作战的，亦只是人不满三万、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的大小金川沿岸的苗民。
　　比较一下这三次大的平乱战争，大小金川之战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其中一定有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当我们站在北京西山这圆形城堡之下，看着山坡上散布的座座碉堡而猜想它们的用途时，绝对想不到它们竟是乾隆皇帝专门为征讨大小金川而修筑的模拟战场。八旗军中的精壮将士二千余人组成的一支特种部队“健锐云梯营”，日夜在此演习山地战和攻坚战。这里就是乾隆团城演武厅。

为什么乾隆要在北京西山建一个模拟大小金川的战场呢？因为八旗兵习于平原、草原和沙漠的大规模战斗，善于骑射而拙于山战。初时清廷以为大军压境，苗民束手就擒，没想到一败再败，师老饷靡，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小金川奇特的地形于清军极为不利。其地咫尺皆山，山岭摩天手插云，羊肠一线，纡折于悬崖峭壁之中，不得纵骑驰突。山道本多险隘可扼，苗人又设寨据险，筑垒成碉，皆砌石藏人于墙壁间，以枪矢擂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必须从其打击中通过，故一塞一碉，守以数人，竟有一夫当关，万夫皆阻之势。破之之法，则先须立栅自护，以次进逼。然后用炮轰之，或间道从其背后绝壁攀萝而上袭取之。清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临时抱佛脚，在北京西山修了这座演武厅。团城演武厅及周围山上碉堡之设，正是为了训练一支习于山地战的奇兵。这支二千余人的奇兵终于在平定大小金川第二次叛乱时发挥了奇效。清廷也从大小金川之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把山寨碉堡设险之利，用到湖南以制苗，用到滇边以制“倮夷”，用到四川以制“生番”。后来在剿灭四川陕西回民之乱时，也用修筑碉堡的办法坚壁清野。真是吃一堑长一智。

紫禁城中最杰出的建筑，当然要属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建筑群。这个包括太和殿前广场在内的紫禁城中心主体建筑群，庄重、崇高之中蕴含着宁静、平和与博大。庄重崇高是“礼”，旨在区别尊卑秩序，强调皇权神圣；宁静平和是“乐”，强调君臣子民的谐调认同，寓示长治久安；博大开阔则非常符合于它作为中华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地位。
　　太和殿是整个紫禁城的重心所在，它的形象既要崇高又要稳定。无名的设计师调动了许多因素来处理这对矛盾。大体量的高大屋顶，长长的屋面瓦楞的竖线条，加上三层须弥座台基，显示了太和殿的高崇。明亮的黄色琉璃瓦使大屋顶在色彩感觉上并无下沉感，而庑殿屋顶因采用推山法增加了高耸的视觉效果。汉白玉台基从色彩感觉上是轻的，作为台基不符合稳定要求，但太和殿台基用加高、加宽、加大的方法，尤其是以加多横线条来取得一种平稳的效果，并以加多繁复的线条来改变汉白玉在色彩感觉上的轻，从而整体性地取得一种稳重的感觉。再是，从全局设计而言，取绝对对称状态，不仅寓意江山平稳，在建筑布局上也实实在在是稳当得很。
　　设计和建设紫禁城的建筑家的名字在他们创作的巨著中消失了。而人类的智慧却在那里凝固了，集中了。

步入白云门，就是建于北宋嘉年间，已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蓬莱阁。蓬莱阁建于丹崖山上。阁下山壁，犹如斧凿刀切，齐斩斩地直抵水面。蓬莱阁并非只有一阁，而是一组古建筑群，主要由吕祖殿、三清殿、蓬莱主阁、天后宫、龙王宫、弥陀寺等六个建筑单体组成，听名字就知道是以道教为主、杂糅佛教的宗教建筑，当然少不了又有许多风格不同，但又大同小异的楼、殿、亭、阁，犹如众星拱月一般，依山就势，错错落落，层层叠叠，将那些主体建筑烘托出来。蜿蜒于各亭殿的廊壁之间，自然又少不了楹联、碑文、石表、断碣，镌刻着名人书画，其中鱼龙混杂，许多政客免不了要来此附庸一番风雅。碑刻中值得一提的应数苏东坡的手迹刻石，它横卧地上，一面刻楷书，一面刻行书，诗好，字好，人也有名，遂成阁中瑰宝。其实苏东坡在登州任上前后呆了不到五天，就被诰命回京了。他甚至没来得及看上海市蜃楼，眼看就要走了，急得这位号称“坡仙”的大诗人只好祷告海神广德王。他自己说祷告很灵验，第二天果然见了，并据此写下《海市》一诗。可以肯定苏东坡没有见到，因那时是冬季，海市的发生只在春夏。但他根据传闻和想象写出的海市，却又的确是所有描写海市的诗文中写得最好的，好就好在写出了一个“空”字。据看过海市的人说，海市出现前，一般天气较晴朗，但远处大海有一层淡淡的薄雾笼罩。海面上先是隐隐约约现出岛屿的轮廓，然后越来越清晰。岛上的道路、树木、山峰，历历可辨，有时还能看到高台楼阁，以及时隐时现的行人与车辆，持续数十分钟，然后慢慢消失、又是碧水晴天，白帆映日的眼前实景。
　　蓬莱阁的主阁坐北朝南，是一座双层木结构建筑，丹牖朱户，飞檐八角。上层外围绕有一圈明廊，游人可凭栏远眺。如果是雾天，则四顾茫茫，轻纱般的云雾缭绕阁下，使人产生一种凌空御虚、超凡出世的感觉。

其实即使没有海市出没的季节，登蓬莱阁观日听澜，神仙亦不过如此。观日听澜有专门去处，一叫宾日楼，一叫观澜亭。黎明时分登宾日楼看大如车轮的红日磨海而出，腾离海面，空中、海中两个太阳若连体婴儿浴血诞生，仿佛宇宙初辟，天地始分。无云无霭时上观澜亭最佳。足踏丹崖，俯视大海，水天一色。运气好赶上大潮汛，则眼见浊浪排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耳闻涛声隆隆，似从水天尽处滚滚送来。
　　站在白云门前向南眺望，登州古城的轮廓依稀可辨：深巷回曲，石墙青阶。这就是古时候走过千军万马的街衢。古登州水城，又叫蓬莱水城，是中国现存有名的海军基地之一。它始建于宋朝庆历年间，当时名为刀鱼寨。明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在刀鱼寨的旧址上，改建为水城，唤作“备倭城”，主要用来对付来自日本的武装海盗。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公元1582—1587年)就在这里操练水师。后来，戚继光又北调蓟州，负责督修蓟州段的长城。这段长城由于采纳了蓬莱水城的构思，被树为明代长城的典范。现在水城南面有戚家祠堂，祠堂前有石坊一座，名曰“父子总督坊”，是人们为纪念戚继光和他的父亲戎马一生保家卫国的卓越功勋而立的。
　　用来求仙的蓬莱阁和用来御寇的蓬莱水城如此紧密地连成一体，真是绝妙无比。守卫水城的将士朝海上望过去，只觉大海满藏杀机，一片刀光剑影。而登上蓬莱阁的闲人游客，遥看大海，却是望眼欲穿，亟盼仙乐袅袅前来接引登仙，去那海上三山逍遥快活……

在北京西便门外的闹市中，有一片清幽之地，这便是著名的道教全真第一丛林——白云观。
道教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它是惟一根植于中国、发源于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确实受过佛教的影响，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道教信仰的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世间的个人可以脱胎换骨，直接超凡入仙，不必等死后灵魂超度。这是它与别的宗教信仰的根本不同之点。道教的产生也很特别，它不是某一教主在短期内创立起来的，而是逐步积累、多渠道汇合而成的。金元之际，道教进入鼎盛时期，其中发展于北方的全真教由于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重视而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教盛极一时。
　　全真教创立于金初，其始祖王(王重阳)于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云游至山东宁海，先后收了七个弟子。大弟子马珏曾在家中的南园筑室请王居住，王题此室曰“全真庵”，是为王所创全真教命名之始。王取“全真”之义在于，旧道教“浮华”、“虚妄”、“不真”之积弊甚厚，他要革除积弊，在老子之道的基础上融进儒、释内容，使之成为“三教圆融”的“真道”。在他看来，只有融通了儒、释的“道”才是“全”，才是“真”，故自命其教派为“全真”。
　　全真教的大发展是在丘处机知遇于成吉思汗以后。丘处机(公元1148—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金大定七年从王修道。金贞二年(公元1214年)，丘处机以宣扬“不杀不争”，“正心纯一”，招安山东起义军，“所至皆投戈拜命”。这件事使丘处机名声大振，引起宋、金、蒙古三帝的注意。金宣宗于公元1216年春、宋宁宗于公元1219年8月，成吉思汗于公元1219年冬先后派使者来召请。丘处机审时度势，谢绝了金、宋之召，而慨然应诺了成吉思汗之召，这对全真教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公元1220年，丘处机不顾72岁的高龄，不辞风沙险阻，率领十八弟子启程北行，历时四年，行程近万公里，最后到达中亚撒马尔罕大雪山，拜见了成吉思汗。丘处机远涉中亚的动机，可以从他出发前赠送道友的一首诗中看出来：“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他愿意以自己“残喘”的身家性命冒寒远游漠北，为天下生灵消忧。许多史料都记载了丘处机以“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和“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的思想晓喻成吉思汗的事。史籍认为，丘处机和成吉思汗的这次会见拯救了无数黎民的生命。

如果说中路的建筑类似于宫廷中的正殿，充满刻板、肃穆的气氛，那么，东西两路的建筑较接近于民间的四合院，更富有人间烟火味，东西两路供奉的神仙也多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现东路殿堂的神像早毁，已成道士的生活区和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西路殿堂主要有八仙殿、吕祖殿、元君殿和元辰殿等，受老百姓香火最多。元君殿也叫子孙堂，奉祀碧霞元君，在其两旁分别供奉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天花娘娘，是善男信女求医、求嗣、保佑子女平安而烧香许愿之处。元辰殿也叫六十甲子堂，奉祀道教中的六十位星宿神，这些神的名字都是用天干、地支循环相配而命名的，是人间众生的本命神。
　　白云观除了殿堂外，还有亭、台、楼、阁、假山、回廊，殿堂森森，树木匝地，廊腰曼回，平时十分清静幽雅。每年春节前后，白云观庙会则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去处，而正月十九日丘处机生日这一天，又是白云观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称为“燕九节胜会”。

如果说，北魏的壁画是用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神的恩宠，那么，唐代壁画则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慰安。
　　走进唐窟，就仿佛走进了西方的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阿弥陀佛巍然坐在正中。在他的头上、脚下、身躯的周围画着极乐世界里各种生活享受：有伎乐，有舞蹈，有杂技，有饮馔，而且到处长着如意树，树枝上结满了各种美好的食品和衣物，要什么，有什么，所有的愿望就都可以满足了。小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快乐得乱翻斤斗。到处是美丽的荷塘和雄伟的殿阁，到处是快活的游人。他们也结婚，也有老死，老人活过四万八千岁以后，自己就走到预先盖好的坟墓里去——这就是《西方净土变》壁画中描绘的情景。
　　由北魏到唐，莫高窟壁画由悲剧转化为喜剧，不再通过激起人们的悲悯情怀和献身精神来引人向佛。因为唐代是一个尽情享受人生的时代，佛教只有通过许诺美好的未来才能取得那些快乐的唐人的信仰，它必须把传教的所有手段都调动起来组成一台欢悦无忧的大戏，唐人才能高高兴兴进入角色。同样的宗教狂热在北朝表现为苦行僧似的自虐，在唐朝却表现为人间庆典，宗教因此成为人间世俗生活不可缺少的热闹部分。它不再是逃避生活的场所，而是生活的快乐时光。北魏佛教达到大解脱的境界，必须经历对生活下一否定性评价的心灵历程，唐朝佛教无须否定生活，它直接许诺：一心向佛者，皆可达到大欢乐的西方极乐世界。

中国当代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分析南北朝佛教的不同特点时指出：南朝佛教“以执尘尾能清言者为高”，崇佛或者排佛，都以“鼓舌争玄理”为主要形式，通过辩析而启迪哲学智慧，所以实际上谈不到什么信仰，不过是借　助佛教命题说出几句精彩的话而博得一个清名。北朝由于文化较低，崇佛的动机仅在于消灾祈福，从皇帝到平民概莫能外。他们的崇佛表现出南朝所没有的狂热和痴迷，相信佛经上的造像得福报，造像成佛道的说教，王公大臣、富商　大贾、佛门僧尼，直至一般平民，皆竞相造像，其动机，“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
　　北魏从大同就开始凿窟造像，迁都洛阳后，又找到了一处凿窟造像的有利地形，那就是洛阳城南的伊阙。伊水两岸的山崖石质坚硬、细致，很适合于造像，结果在这里出现了名叫龙门的石窟群。
　　龙门石窟密如蜂房，沿着伊水两岸的山崖，南北绵延长达1公里。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公元494年前后)开始雕凿，历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隋唐和五代，延至北宋诸朝，前后长达四百多年。其中大规模的，有效的营造约计一百五十年左右。据1962年的统计，龙门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佛像十万余尊，最高的17.14米，最小的2厘米，碑文题记2870块，各种石雕佛塔40余座。其中造像，北魏约占30％，唐约占60％，余者散见诸朝。
　　古阳洞、莲花洞和宾阳中洞并称龙门北魏三大窟。在雕刻手法上，龙门北魏造像已呈现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石窟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龙门的优雅端严。

唐代是龙门造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题材内容更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公元626年—683年)，为唐代造像的探索与确立期。这一时期的大窟，主要有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前后完成的宾阳南、北洞及其后开凿的潜溪寺。造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这样一铺七尊的组合，立像为阿弥陀佛和弥勒佛。释迦佛减少，阿弥陀佛和倚坐佛装弥勒及观世音菩萨的比例增加，说明了唐初开始佛教信仰的转变，人们已经不像北朝那样急功近利，把对佛的信仰理解为解救当下的苦难和祈求现世的福报，而是具有了更多的来世信仰的因素，把幸福寄托在往生净土极乐世界这样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上。这大概同两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有关。北朝战乱频仍，篡弑相继，人们朝不保夕，所以佛教信仰中难免急功近利，佛更多地被看作一个保护神，所以佛像一般都威武勇猛，雄健可畏，主佛的地位格外突出。进入唐以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活在现世并无太多祈求，相比之下倒担心来世不一定比现世幸运，所以阿弥陀佛和弥勒佛这两尊管来世的佛受到人们普遍信仰。一铺七尊甚至一铺十一尊的雕像组合，是现实社会秩序在佛国的反映。唐代造像龛强调这种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供养人的有序组合，说明社会结构已经进入有序，因而主佛的个人地位也就相对弱化。
　　武则天亲政至武周时期为龙门开窟造像和艺术成就的鼎盛期。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完工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该龛始凿于唐高宗初年。咸亨三年(公元672年 )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资助奉先寺的最后工程。历时二十年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完工那年，武则天亲率群臣参加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

禅宗的宗旨，是单刀直入，指示人人本来具有的心性，以彻见此心性而成佛。达摩把人道的途径区分为“理入”　和“行入”。“理入”就是从道理入，凭借经教的启示，深信众生同一真如本性。人的本性原来清净，具有菩提般若　的智慧，只因一向被妄念的浮云所盖覆，不能自悟，不能显了。假如得到善知识的指示，舍妄归真，修持心如墙壁坚　住不移的观法，遣荡一切差别相，寂然无为，一旦妄念俱灭，内外明彻，顿见真如本性，自成佛道。“行入”即根据　这个道理，于日用起居一切行为中来发动，泯灭冤亲爱憎的区别，把苦乐得失看成相等，无所愿乐，无所贪求，如达摩所说：“安心无为，形随运转。”这种“行入”的修禅方式，成为禅宗南宗的主要方式。
　　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后来的宋明理学，其世界观、人性论和修为方式，都受到禅宗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正是禅宗催熟了儒、道、释三教归一的中国文化，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禅意的思维方法和修为方式。
　　少林寺闻名天下，不仅由于它为中国禅宗的祖庭，更由于它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内静外猛，守之如处女，攻之如猛虎。在少林寺的毗卢殿内，砖铺地面的陷坑是少林僧人练拳习武的脚坑遗址，叫做“站桩”坑。白衣殿　内画有徒手和持械的少林拳谱壁画和“少林十三和尚救驾唐王”的故事。身怀绝技的少林僧兵在历史上曾多次被朝廷　征召参加战事，如明代小山和尚三次挂招讨帅印，抗击倭寇。
　　本来佛门以清净为本，僧人以慈悲为怀，为什么作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会创出少林功夫，以武艺扬名天下呢?
　　达摩禅的禅法是壁观，由于经常面对墙壁盘膝静坐，造成身体困倦，精神萎靡，迫使他们不得不伸筋舒骨，活动四肢，最初由达摩创造的“罗汉十八手”，应该是一种活动筋骨的体操，但后来被演练为少林拳。
　

1987年，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修建一座调节水池时，推土机推出了震惊中国的发现：蚌壳摆塑的一龙一虎左右夹　护着一具人骨架。这罕见的葬式把人都惊呆了。随后又发现了第二组和第三组用蚌壳摆塑的动物图案。为了弄清三组　蚌图的关系，弄清这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于1988年3月11日　至9月25日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经过对发掘遗址的研究，确认其为仰韶文化的遗存。
　　西水坡仰韶文化的遗存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可以分为早晚两期。
　　属于第一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壕沟、灰坑、墓葬和蚌壳摆塑的图案。
　　壕沟有大有小，大的宽而深，小的窄而浅。大型壕沟宽度约8米，位于遗址的东部，中间有一个缺口，从壕沟的南　端有向西拐的趋向分析，很可能是环绕村落一周。这个工程量是很大的。一条8米宽的壕沟在今天看来也不窄。
　　灰坑和窖穴都发现于壕沟的内侧，其中有一个椭圆形筒状的，口径1.74至2.22米，深2.24米，遗物丰富，除发现有　饰指甲纹、划纹的罐、钵、碗、盖、支座、瓶、壶等可以复原的陶器残片外，还发现不少植物种子、动物粪便、兽　骨、鹿角和蚌片。
　　墓葬发现得不多，均为一次葬，有埋一个的，也有埋多人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50至55岁左右的男性，身高竟达1.86米，而他的墓中既无随葬品，也无葬具。

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塑龙的形象，比之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龙和山西陶寺龙山文化的陶盘彩绘蟠龙，都更接近后世比较成熟的龙的形象。玉龙是猪头蛇身，彩绘蟠龙乃方头蛇身，皆无足。而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龙，方首、巨口、锐齿、蟒身、虎足、头上隐约有角，而且都飞腾奔走，其矫健的姿态同商周成熟的龙的形象相比，除了显得稚拙一些外，已经很接近了。人物驭龙，也与在长沙发现的战国帛画的形象异曲同工，似乎表达的是相同的信仰。据专家考证，濮阳史称“帝丘”，是中国远古时代炎黄部落聚居的地方。六千年前的墓葬和蚌塑龙虎图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古代传说中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面貌。人骑龙的蚌塑图，竟令人惊异地同各种史乘所记“黄帝将亡，则黄龙坠”和“黄帝驭龙升天”的神话场面一致无二。从墓葬的整体看，蚌壳摆塑的三组动物图案，在一个平面上自南向北一字排开，时代完全相同，显然是一个整体，都同第45号墓的主人相关。中国古代人死后升仙的思想形成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大的部落或部落集团首领死后要进行大的祭祀活动，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的墓主人死后不仅殉葬三人，而且在他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龙虎图案，并在南面每隔20至25米处又摆塑一组动物图案，这种葬仪在仰韶文化时期还是首次发现，足见墓主人生前的身份非同一般。
　　西水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第二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房屋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几种。这个阶段早期的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屋的中间有灶，一边修有门道，四周有柱洞，房基面往往用一种细腻的土铺垫。晚期的房屋均为平地起建，墙壁为木骨结构，底部和四壁均经过火的烧烤，坚固防潮，修筑得相当讲究。

英勇的“秦之锐士”排列在三个大坑里。三个大坑布成一个“品”字阵。一号坑是主阵，显示了秦步兵和车兵联合编队的场面。它是一个方阵，前锋部队分3排向东站立，每排68个战袍武士俑。前锋后面是38路向东的主力部队，每4路有一辆4匹马拉的战车，一共有9辆战车。方阵的南、北、西三面，分别有一排面向外站立的武士俑，他们是右翼、左翼和后卫。一号坑的面积有14000多平方米。二号坑的面积6000平方米，它的南部是并列8排8辆战车，中间是战车和车兵，北边是战车和骑兵。在坑的前端，有一块突出的方形，中间有160名蹲姿的射俑，他们的四周是立射武士俑。二号坑显示的是冷兵器时代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混编阵形，在两千多年前是非常先进的。步兵、骑兵、车兵、射兵的多兵种联合编队，可能是秦国军队出奇制胜的“秘密战术”。这个混编阵有战车89乘、车兵俑261个、陶马356匹、骑兵俑116个、鞍马116匹、步马俑600多个。它位于一号坑主阵的东北角，既像前锋又像偏师，诡秘莫测。它可以停下来，让主阵往前冲锋，也可以突然从主阵侧翼神不知鬼不觉地冲到前面，对敌阵实施强有力的突然袭击。它还可以在主阵冲锋之前，以自己的前挺阵位和远射程的机弩对敌阵前锋实施远距离不接触打击后，再让主阵冲上去近距离格斗。它那精悍的骑兵部队，还可以游击于两阵之间，机动作战，必要时还可以回马保护后面三号坑的指挥部。三号坑的位置在一号坑主阵的西北，隔一个主阵的阵位同二号坑东西相对。这是秦军指挥部，坑中有战车一组，是指挥车。坑的东、北及南部甬道中，面对面站着64个武士俑。这种站法，显示出这些武士的职责是向内保卫指挥机关，而不是向外冲锋陷阵。指挥部在这个角度正可以控揽全局，根据战况随机指挥主阵和混编阵的协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