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 ——《质量效应》中的肉身界限（corporeal limit）
科技时代所引发的对突破人类肉身界限的讨论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在许多著名的科幻作品中，如《攻壳机动队》、《黑客帝国》、《人工智能（AI）》、《银翼杀手》等，都可以看到这个讨论范式的种种变形。在这些作品中，打动我们并引起我们去思考的始终是这样一个问题，在科技手段的不断冲击下，人应该如何定义自身？这个古老的命题几乎贯穿了整个哲学史，而它在暂新的科技时代条件下又被赋予了浓厚的时代气息。
《质量效应》作为近年来最优秀的科幻作品之一，自然也涉及到了这些严肃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细节中看出来，如：游戏中的地球人与外星人的主要区别仅仅在于“外型”；改造人（植入L型芯片的异能者群体）的抗争；塞伯鲁斯在复活主角时的首要原则——不添加任何不必要的东西，务必要还原一个“原样的”薛帕德（Shepherd）。其中，涉及“后人类”问题的最重要情节莫过于游戏中的大反派——收割者（the Reaper）向薛帕德提供的将人类融合并制造一个人族收割者（Human Reaper）的建议。从游戏中我们得知，收割者是一个近乎永生的机械智慧种族，其文明程度凌驾于银河系一切其他文明，此外，收割者似乎对人类情有独钟，认为人类有资格成为其同类。然而，薛帕德拒绝了收割者的提议，并且加入了反抗收割者的战争中。
我们容易窥见收割者这个形象所折射出的一系列宗教与哲学意味，例如如上帝般的摆脱肉身束缚的永生、“智识”的巅峰以及“创造/毁灭”的能力。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薛帕德要拒绝这个近乎意味着“成神”的建议，这种“变形”（transform）对薛帕德以及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此我们先把《质量效应》放在一边，以卡夫卡的《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来看看现代以来这种“变型”主题。卡夫卡的《变形记》可以说是具体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中不断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异化”（reification）。在故事中，主角萨沙（Gregor Samsa）变成一只虫的故事颇有荒谬感，此外，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在于，这种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对这种“不可能之事”的关照中，我们的重心不在放在“是否可能”，而转变为“有何意义”。卡夫卡笔下的萨沙虫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这只超现实的虫子虽然具有虫子的外形与构造，他却保有人的理智与情感。在阅读这个故事时，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读者，我们享有萨沙家人不具有的“知识”，我们知道那是萨沙，而不是一只虫子。因此我们会对萨沙的荒谬境地产生同情与怜悯。萨沙的家人因为不享有这种知识，因此他们对萨沙产生了恐惧，故事的悲剧意味就在于此。我们看到知道这是萨沙，并且目睹其意识的展现，我们理解他并分担他的痛苦。然而对于萨沙家人来说，他们的世界里，他们儿子的房间里出现了一只虫子，而儿子却神秘消失。没有任何可靠的逻辑可以告诉他们，这只大虫子就是萨沙，他们能做的只有“相信”，或是“信仰”。这种超理智的而又脆弱的“信仰”是连接萨沙虫与家人的唯一纽带，随着萨沙的妹妹产生了怀疑，这条纽带也就断掉了，只剩萨沙坚信自己仍然是一个人直到他死亡。
值得玩味的是卡夫卡的一头一尾两句话，全文的开头是：
“当格里高·萨沙从烦躁不安的梦里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
而全文的结尾是：
“ 当到达目的地时，女儿第一个站起来，展示她年轻的身体。”
由此观之，全篇正好笼罩在两个“躯体”的对比之下，两者同样是人，但却有不同的“躯体”，而维系这两者的纽带除了读者特有的全知之外，就只有“信仰”。李家沂在其《数位化的肉身界限》[1]一文中这样分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