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跟帖？是说我不像卧底吧？这也能成为标题党的靶心？

啊 我失忆了 别让我回忆

做个记号，10页

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人家赞美你才子，只是看了一些文字觉得不错，以后绝大多数很少来光顾了，随口一句赞美，也可能是一些礼貌用语，自己要真把自己当才子，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别人叫自己老师，那是人家有修养，扪心自问真能教人家什么么？
傻瓜才真的把自己当老师。


到山东可是都彼此称呼为老师的。

食堂胖师傅
上学时吃食堂，正是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那是一生中，胃口最好的几年，特别是上体育课，等不到午饭，肚子饿的咕咕叫。
那时候凭饭票打饭，打多打少全看大师傅的手准，有时多一点，有时少得可怜，不同大师傅可能掌握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他们总会挨骂。
大师傅胖的居多，我们底下就商量，肯定是把菜里的肉都挑吃了，要不我们饭碗里没啥油水，年底真应该把最胖的大师傅宰了，给大火炖吃了，还好这话不敢让大师傅听见，要是听见了，非给我们饭菜里吐唾沫不可。
其实大师傅们都很辛苦，往往在四五点钟就听见厨房里忙活，食堂厨房里的灯是全学校亮的最早的，那时候我们还睡得正香呢。
之所以对大师傅不满，有各种猜测，是因为我们从没有机会进入伙房，只知道每天从哪里推出大缸，盛着清汤寡水的饭菜，不好吃却没办法，我们从来没看到过饭菜的加工过程，也不知道每月交的伙食费，到底买过多少肉，盛我们碗里的有多少。
经常听说这样的传闻，某某饭店的馄饨特别好吃，价廉味美，跟着就传出他们加了大yan壳水，我们一想也是，那是一种说不出的美味，和传说中的毒品一样神秘，有共性。
我们的政府也一样，不公开透明，即使一切都合法合理地运行，也会遭到指责和质疑，因为凡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会让人联想到一只腐烂的老鼠尸体。

酱香
上一代女人都会做酱，并且每一个女人的做法都不一样，就算做法一样，但味道是绝对不同的，每一个孩子小时候都吃过母亲做的大酱，那种味道弥漫了整个童年。
做酱需用黄豆，彻底泡开，然后煮，煮熟的黄豆是我最爱吃的，母亲提醒我，吃多了涨肚，我觉得那是吓唬人，一直守在旁边吃，没记得涨肚，想必煮熟后，黄豆里的皂苷已经破坏，比较容易消化，不像某些摊子上的豆浆，不煮熟，哪怕喝一点，也肠胃胀气。
一直到煮好的豆上碾子，我才吃不到了。
要用碾子把豆压碎，用手做成一块块方砖小心地用簸箕端回家，那些方块叫酱头，砸过酱头的碾子糊着黑黄的东西，以至后来几天都能看出来：“有人砸过酱头。”以至有洁癖的人暂时不使了。
酱头要用报纸包起来，放到房梁上，没有报纸的要放一层稻草，酱头之间也要用稻草隔起来，让彼此通风，发得才充分，一直要在一个地方放上一个冬天，据说这很重要，换了地方要变味，据说放在房间里的其他地方，也会味道不同。
做酱的工艺真是魅力无穷，母亲已经七十多了，还听她说：“青龙的老蒋家说，她做酱不用碾子，用刀剁，冬天的晴天，还要搬出去晒，但不能受冻，手动了就苦了，我尝了尝，确实比我做的好吃。”还有谁家谁家说了：“做酱不光用黄豆，掺上点花生更好吃，明年我试试。”做酱真是奥妙无穷，让一个诺大岁数的人对明年充满了希望，做酱只能一年一次，无论好吃与否，都得吃上一年，来年再改进，一个女人一生做酱的次数是有限的，所以格外珍惜。
接着说那些放在房梁上的酱头，我撕开报纸看过那些神秘的东西，上面长满了白毛，也有绿斑，一股霉烂味扑鼻，自从看到这情景，我对酱就兴趣不大了，有别的盐茎就不吃酱，不管母亲得意洋洋的夸耀“今年做的酱，又一路的好吃。”得意了，就得到处夸耀，送这一瓶送那一罐，自家倒吃不了多少，可是往往是偶然，明年做的酱就不一定了，悄悄的，自己吃。

开春，大概是谷雨前后，酱头要入缸了，拨开报纸，扫净霉斑，细细切成片，放到缸底，那时候家家有一个酱缸，比皮缸小，皮缸是用来盛水或泡酸菜用的，酱缸不但小巧，而且瓷质细腻，能照进人影，小孩也能搬动，所以经常被警告，离酱缸远点。
做酱的人都有一个倒酱的榔头，专门做的，顶上半圆形。先放少量的水，把酱头捣碎，然后边加酱头边放水，据说捣多细，多大的力度，捣酱的姿势都影响到酱的口味。
此时还不是酱的成品，还要把将刚用一层细布蒙上，放到太阳底下，但是不能进雨水，进了雨水就要生蛆，我们这里有句俗话“米里的虫子，酱缸的蛆”，是说这两种小动物是不可避免的，生在干净的地方——大米和香酱里的东西，不脏。
那时候家家都有酱缸，一到快下雨的时候，家家的从地里主妇往回跑，大喇叭也有时候广播：“快下雨了，记得把家里的酱缸盖好。”妇女要出门几天，也要关照老公孩子，下雨千万别忘了盖酱缸！”
纵是如此细心的呵护，母亲的酱缸里还是蠕动着一层米粒样的东西，挑酱须得拨了开它们。


好细致,好文才.

说是开国领袖因为看到酱油缸里的蛆虫，以后再也不吃酱油，这个比较可信，童年留下的印象是很固执的，影响人的口味、塑造人的本能反应。
我琢磨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酱的作用真的那么大么？
酱是靠微生物活动，把蛋白质转化为氨基酸，氨基酸就有鲜味，现在我们有味精了，味精的成分是谷氨酸钠，是一种蛋白质，但在古代没有这种制造提纯技术，酱的调味作用就不可替代，粮食、海鲜，凡是富含蛋白质的原料，都可以作为发酵做酱的原料，古代那些著名的大厨们，应该是用各种各样的酱，烹制出美味佳肴，普通百姓也是靠着房檐的一小缸酱，品味着生活的滋味。


小时候，去小卖部啊，去上学啊，去打鸡赶狗啊，都是跑着去，急急忙忙，生怕把时间浪费在路上，看着那些大人们到哪去，都是走着，真是浪费时间，喝水还讲究喝热水，吹啊吹，抿一口，这啥时才能解渴啊？我喝水，都是脍一大瓢凉水，咕咚咚，喝下去，那才能解渴。
人过四十，我也习惯了四平八稳的走路，喜欢了，慢条斯理地喝热茶，从啥时候转变的呢，想不起来。

高架
上小学的时候，是七八十年代，印象中没有什么作业，因为在放学之后还要去挑菜，养着一只羊，几笼兔子，那是我的任务。
几个伙伴挎着笼子，一起商量地点，哪哪总没去了，哪哪另一拨人刚去过，我们经常到遥远的村边去，那里人罕至，野菜多，类似于现在时髦的户外穿越，无一例外，笼子里要带着弹弓，顺便打鸟，也当大人说：有蛇啊，带弹弓防身，我是从来没打着过一只鸟，或一条蛇，但男孩子嘛，总得有个标志。
那是个风声鹤唳的年代，村村有民兵，据说美帝国随时会从海上打过来，民兵也经常拉练，在村边就耸立着一个观察哨所，角铁制作，和现在的移动联通的信号塔类似，高约四十米，据说是观察敌情用的，我们称之为高架。
我们每到附近挑菜，总喜欢攀着角铁上到顶端，顶端铺了层木板，中间还有个小架子，上面就是竖直一根铁棍，我们以为是避雷针，几个伙伴不但比速度，而且还比谁爬得高，我每次都能最快爬上，扳着避雷针，这已经是最高处了，因为没人能站到避雷针顶上。
这是一项危险的活动，爬的过程中一旦失手，坠落下来，必死无疑，上面风大，我们还喜欢挥动双手，显示胆量，腿是战抖的。
那时父母尽管几个孩子，一旦看到也会心惊胆战，但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孩子们对证明自己勇敢的事觉得其乐无穷。
这座高架在我的童年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一直在梦境中的晕眩感觉，就来自当时的体验，它还使我的身体以灵活性而出名，许多人都认为瘦人、体重轻的自然灵活，其实不是，灵活是指肌肉能轻松的调动身体，肌肉越强壮，身体越灵活。
我经历了生产队解体，生产队是当时最基层的军事、生产组织，解体标志着建立在沙滩上的共产主义雏形被推倒重来，也许是回归了正常轨道。
凡是公家的东西，有的被分给个人，有的被偷砸不能使用，练水渠闸板上的铁都被砸下，不知所踪，水渠自然也不再使用了。
高架也荒废了，因为求学，很少回村里，我知道只要高架的一根角铁被村民拆下，其余的也许会在一夜之间踪迹皆无，这很像发生在小岗村的事件，会有迅速的连锁反应。

现在的孩子没有了“高架”的挑战，他们怎么锻炼自己的机体呢？怎么坚强自己的意志呢？

血战八匹马
是一本书，我小学看的第一本童话书，这几个插图记得清：
有人骑着一匹马和敌人大战，马被拦腰砍成了两截，马的前半截驮着主人，后半截用蹄子踢敌人，有人抱住马的两腿，马的后半身就放马屁，崩敌人；
还有一名勇敢的战士，跳上了己方出口的炮弹，飞到敌方阵地之上，看到敌人正在装填巨大炮弹，便跳上敌人打过来的一颗炮弹，回来后汇报了，后来敌人发过来的巨型炮弹被合力顶了回去，那些炮弹目测是大铁球，落地爆炸；
还有人在雪地里走，把马拴在树上，躺下来睡觉，醒来后，自己躺在街道上，而自己的马----已经吊在了教堂的尖顶上；
有人航海时，看见天空中似乎有个小黑点，以为是鸟，用枪打，射程够不到，于是填了三发子弹，射程变成了三倍，他看那黑点逐渐变大，最后一只巨大的军舰落在前面的海里，上面是一只破了的气球……
这些细节记得真清楚，以致后来长大了，很想再找原著勘正一下记忆。
这本书是我和同学借的，那时对书如饥似渴，也有无穷的精力，但根本没有充足的书看，要是有，我肯定能成为一个大作家。
现在的孩子早没了那种渴望，看书也漫不经心，反正书多的看不过来，何况看书没有电脑游戏好玩，我看以后除了网络，文学已经死了。
记忆最深的还不是那些插图，而是事后我借书的同学有怨气，是针对我的，他说我在他的书上写名字，我一点都不记得，但他已经把书还给真正的主人了，我连求证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有怨气，我有冤屈。
以后借人东西，用完立还，借人钱，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还钱，不占任何人的便宜，这竟然成了习惯，这个习惯注定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鸡的宿命
从小时，我一有记忆，我妈就养鸡，早先养鸡是为了下蛋卖钱，既然卖钱，就是下的越多越好。
我妈学了一种科学办法：圈养鸡，鸡圈蒙上塑料膜，晚上给鸡长电灯，这样冬天也能下鸡蛋了。
收鸡蛋的来村里，家里攒的鸡蛋能卖几块钱，省着用也能满足日常开销，当时很少吃鸡蛋，吃也用是大量的咸菜，缝隙点缀丝丝鸡蛋，鸡蛋理所当然的让市民们吃。
母鸡们养在保温暖棚里，还说的过去，问题是还有一只公鸡，养的暖暖活活，也不下蛋，但不可能再建个鸡窝，公鸡也借光住暖棚。
过年杀鸡，我妈叨咕：“你不冤了，跟那么多媳妇睡觉。”然后手起刀落，公鸡成了过年菜。
我不知道公鸡在暖棚里干了什么坏事，但一个观念刻在心里：如果过度地透支上天赐给的福份，也就该死了。
据说上天赐给每个人的东西是有数的，吃多少米，喝多少酒，有多少性爱，太过放纵贪占，早早的用完了自己的定量，人生也要终结了。
一想起那只公鸡，我就提醒自己，做事不要光依着自己的感情，吃饭不要放纵自己的口味，凡事中庸和气，得不到的不去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