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婚礼前两天，白金汉宫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晚宴和舞会，来宾有近一千名，包括欧洲各国元首、大使、高级专员、大主教和主教、政府大臣和现任、前任首相。他们挤满了所有的王公接待室。我被分配管理王座厅，和另一名高级仆役一起照料一张十人圆桌，用餐者中有威尔士亲王、即将成为王妃的戴安娜小姐、摩纳哥的格蕾丝王妃和其子阿尔伯特王子。我从未见过有如格蕾丝王妃这样的美人，她原先是世界闻名的女演员格蕾丝·凯利，后来与摩纳哥国王雷尼尔联姻。那天晚上，她风华绝代，气度超凡，光彩甚至盖过准新娘，戴的冠冕与女王一般金碧辉煌。
(5) 
　　戴安娜小姐被她深深迷住。两位女士立刻投入知心畅谈，直到舞会开始，方才恋恋不舍停止谈话。戴安娜小姐认为格蕾丝王妃是她尊崇的榜样，亦是她将致力效仿的典范：她也是以外来者身份嫁入王室；是一名习惯于媒体关注的电影明星；是接受爱与责任并重的王室婚姻的女人。她向格蕾丝王妃讨教经验。昔日女明星安慰她，“你会安然无事。会有不如意出现，但你都能应付。”
　　婚宴上，我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避免踩上王妃那似乎无处不在的长裙。我负责照料首桌宴席，一桌的用餐者中有新婚夫妇、双方长辈、伴娘、伴郎、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
　　戴安娜王妃收拢心情，重又变得循规蹈矩、端庄婉约、恬静安详地享用着食物。许多年之后，她向我透露：“那时我的胃紧张得收缩成一团，简直魂不附体。”尽管内心紧张无比，但她仍旧对未来充满信心。她的梦想乃是与查尔斯王子共享幸福的婚姻。王妃对他不仅仅充满爱情，还满怀膜拜之情。
在后来的生活中，王妃有过一个希望：那就是能有一份更详尽真实的记录，记载下她对查尔斯王子的绵绵爱意。她觉得公众对他们的关系有所误解。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著作歪曲了历史，掩盖住他们新婚燕尔时的真挚爱情和幸福生活。当然，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帮助记者安德鲁·莫顿完成其１９９２年的著作《戴安娜：真实的故事》（该书在王妃身故之后得到修订），王妃本人应当对这样的歪曲承担部分责任。在这本书里，他宣称这是迹近于王妃本人自传的真实记录。不过其实真相根本不是如此。因为，假如有一天王妃果真决定撰写回忆录，那么她必定会澄清她的婚姻从第一天起就似乎注定了厄运的错误印象。
　　假如王妃能够再迟一点，通过理智分析之后发表真实意见，而不是在１９９２年，她情感受挫最为饥渴的时候匆匆发布观点，那么公众必定会对这个婚姻得出不同的认识。早年磕磕碰碰的磨合期里，双方都表现出真诚爱意。查尔斯王子远非对王妃无情遗弃，而是尽其所能理解妻子，对于她因为暴食症（后来她也承认自己曾受此疾病折磨）而表现出的反复无常的脾性充满宽容。事实上，王妃对丈夫的爱情始终一息尚存。１９８５年以后，无法调解的矛盾出现，原先的裂缝发展为沟壑。两个人彼此不了解对方的需求，苦恼发展成恶言相向。即使如此，所谓“威尔士夫妻之战”根本系子虚乌有。战争需要仇恨作为基础，他们之间却没有仇恨——假如有战争的话，那也只是在他们各自的阵营：办公室和充满过分保护欲的建议者之间展开的。
　　必须了解的是王妃通过朋友，的确与安德鲁·莫顿展开了一定时间的合作，当时她的婚姻四分五裂，她在情感上备受困扰。她为慈父斯潘塞伯爵去世悲痛不已，同时查尔斯王子的朋友都站在反对她的立场上，令她感到处处受到攻击。她后来解释道，“当时的感觉是，我周围所有的人都有六双眼睛，无时无刻不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她感到愤怒、痛苦，因此在最脆弱的时候，与莫顿开展合作。
　　该书的出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她不再觉得孤军奋战，因为现在英国人民知道了真相，理解了为什么她不再生下王室后代。“人人都更加了解我。这本书对查尔斯和我都是一个解脱，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伪装，虽然他对我大发雷霆。”她说。
　　然而，人往往是仓促行事，悔之晚矣。这本书出版后，她意识到由于急切希望获得理解，她使得公众对于查尔斯王子产生误解，而且这本书也完全抹杀了他们之间有过的快乐时光。她急于匆匆发泄怒火，以至于造成错误。这一点她后来也后悔莫及。


　　王妃对于在苏格兰高地度过的时光非常满意，不过她不像温莎家族的人那样喜欢血腥的运动。她去打猎完全是为了取悦王子。她知道打猎——包括用枪狩猎和钓鱼——是巴尔莫勒尔堡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对王子来说其意义非同凡响。有人宣称，她整个蜜月期间对此闷闷不乐，根本没有积极参与的企图——其实她总是尽最大努力按照日程安排活动。
　　即便婚姻维持了两年之后，她还是愿意为了丈夫的缘故而参加狩猎。她在１９８３年给一位女性朋友写的信中说，“我相信努力总有回报。因此，我正打算去看马球……我宁愿睡上一觉，但是去看比赛似乎能让Ｃ①非常高兴。我猜他是很想出出风头！”相应地，王子也有所回报。他知道王妃宁愿住在伦敦而不是乡下，因此会特意改变日常计划。有时，王妃星期天早上醒来，惊喜万分地想起自己正跟丈夫一起住在肯辛顿宫而不是海格洛夫。双方可谓互敬互爱，有来有往。
　　查尔斯王子生平最喜欢在巴尔莫勒尔堡狩猎。美美享用一顿包括稀饭、腌鱼和烩饭的苏格兰式早餐之后，那清一色男性的狩猎。围捕人员带上猎狗、猎枪和火药，钻进越野车向峡谷里预先决定好的地点进发。所有成员都会从城堡一侧的塔楼门口拿一个防水小背包背到身上，里面装着夹肉面包、冷羊排、水果和油纸包的李子布丁，还有一瓶黑刺李杜松子酒或者威士忌。
　　一次钓鱼归来后，王子站在大厅里大叫，“谁来帮帮忙啊？”我在仆役房里听到喊声，下来看个究竟。只见他脚边放着两条硕大鲑鱼。“你能帮忙把它们送到厨房吗？我想可能晚饭用得上。”他说。我弯腰去抱鲑鱼，但是它们滑溜溜的，很难抓起来。查尔斯王子看着我费力地对付它们，不耐烦地说，“站过来，别瞎折腾了。这样弄。”他抓住我的一只手，把它深深塞进鱼鳃里。我觉得简直要昏过去。“现在把它们送到厨房。”他吩咐道。我伸直胳膊，把它们离身子远远地拎到厨师那里。
　　早饭之后，女王骑着从温莎堡送过来的马外出巡视。回来后，她会见其他的贵妇们，她们将近中午的时候聚集在客厅。爱丁堡公爵已经与妻子约定了会面时间，其他贵妇则开车出去进行野餐，其中包括女王的母亲和玛格丽特公主以及女侍从官和其他女性客人。安妮公主早些时候与清一色的男性团体一道出发，现在已经等在那里。
　　狩猎团不到下午很迟时候，一般不会回到城堡。有个可怜的人回来时报告说打伤了一只猎物，但是没有打死它，于是尽管饥肠辘辘，他还是被打发回头去了结这件事情。女王对他非常不满。作为一位住在乡村的女人，她经常打猎，却不能容忍只把猎物打伤的做法。一旦开枪，必定要保证猎物可以一劳永逸地解脱。“你必须回去，找到它，杀死它。”女王坚持。

　　那个人因此误了晚饭。
　　餐桌需要临时重新安排。我站在女王身边，等她发布指示。她嘟囔道，“晚饭少一个绅士，这很难处理。”鉴于被她打发出去的男人还在野地里受冻，她建议道，“我们只好邀请卫队长一道用餐，取代他的位置。”
　　餐桌上重新恢复了男人、女人、男人、女人间隔的平衡布局。女王永远是完美的主人，她保证所有客人都度过愉快时光。她总是确保一个客人在逗留期间，绝对不会与同样的人相邻用餐两次。这令王妃十分不开心，因为她希望总是坐在查尔斯王子身边。然而，这个循环系统总是把他俩越分越远。
(7) 
　　女王还总是避免一张桌子上坐十三个人。她说，只有基督和他的门徒才能够充任十三人的团体。
　　陛下是英格兰教会首领，护教者。她非常虔诚：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她总是坚持参加星期日早祷。一年里她只有一个星期日在白金汉宫度过——１１月１１日前的那个星期日。其他时候，她总是在温莎、桑德灵厄姆和巴尔莫勒尔堡诚心祈祷。即便在王室游艇“大不 
列颠号”上，餐厅桌子也会被移开，代之以成排祷告椅。船长海军上将带领大家做礼拜，众人起立，齐声高唱《航海者的圣歌》，为遭遇海难的不幸之人祈祷。
　　在陆地上的教堂里，女王总会在募捐箱里投进五英镑。她的梳妆女官会提前把纸币叠成硬币大小的小块，用熨斗熨平。女王将它投进募捐箱时，纸币上只有她头像的部分露在外面。
　　耶稣受难节那天，女王改变日常规律，在温莎堡的私人教堂由温莎主教主持领受圣体仪式。那里距离她的住所很近，只需要沿着铺绿色地毯的大走廊走上一段即到。每个复活节（基督教中最重要的圣日），陛下在城堡中的写字台上都会摆上一根格拉斯顿伯里荆棘枝，这象征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戴的荆棘冠冕。枝条由格拉斯顿伯里大教堂主教送来。女王还总会收到一枚来自庞德街“夏布耐尔与沃克”商店的复活节彩蛋，她会带着它走遍世界，直到把它吃得一干二净。据我所知，有个复活节彩蛋整整过了六个月才吃完。彩蛋总是与她最喜欢的甜食一道送来：一盒本迪克斯薄荷巧克力和伊丽莎白·肖薄荷奶酪。
　　爱丁堡公爵那坚定、忠诚的身影永远相伴在女王左右。这对夫妻最快乐的时刻莫过于履行完一天的职责，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松口气的时候。他们俩各自拥有独立的起居室、书房和会见室，可以互不干扰，不过他们的套房由一个主卧室相连。我侍奉女王的十一年里，对女王的私人生活多少有点了解：他俩总是相敬如宾，从没有提高嗓门说话。菲利普亲王偶尔在公开场合会不得体地发发牢骚，然而他不愧为一位负责任、体贴人的好丈夫。他们之间是官样文章与常人生活的奇特组合。总体而言，他们之间是真诚的伙伴关系。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芳龄２１岁的伊丽莎白公主下嫁希腊出生的远房堂兄，后者时年２６岁。他们宣誓成为夫妻。六年之后，公主就任王位，海军军官对上帝再度宣誓，誓死效忠女王，他的妻子。他与女王结婚四年之后，放弃了心爱的海军生涯，以便更好地配合王室生活。在婚姻中，菲利普亲王始终循规蹈矩，在公开场合永远走在女王身后一步。不过，在家庭事务上，则是男方说了算。温莎堡关闭的大门里面，菲利普亲王说一不二。从决定是否举办野餐会或者烧烤会——“请你们去问殿下吧，我做不了主。”女王总是这样回答我们——到监督内库工作，他都是工作人员心目中的真正主人。
　　公爵也有不那么完美的一面。他的坏脾气远近闻名，经常训斥得一些年轻的男仆和侍从眼泪汪汪。他一贯要求人们对他毕恭毕敬，而且极为挑剔，令人望而生畏。他的眼睛训练有素，擅长捕捉没有做好的工作。要是发现谁不尽职，他那火山般的脾气就会爆发，深沉的嗓门变成雷霆般的咆哮。门猛地摔上，整层楼都在他愤怒的咆哮中颤抖：“你们这些该死的蠢货！”或者“哪来这些胡说八道！”作为一名前海军军官，他对男仆总是要求严格，不过他对女仆们一向慈爱有加，体贴周到。


　　新婚的威尔士亲王和王妃度完蜜月，回到白金汉宫与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相聚，等待他们在海格洛夫以及肯辛顿宫８号和９号的新婚别墅装修完毕。监督装修的是南非内部设计师达得利·泼普拉克。
　　王妃在婚姻早期很注意营造温馨的家庭气氛。大多数周末，她都到海格洛夫监督装修进度。同时她开始寻找合适的内务管理人员，这就用上了她在白金汉宫与楼下工作人员建立的友谊。很快，她就遭遇上了棘手的人事管理政策问题。她通过保安官员格雷厄姆·史密斯传话给玛丽亚·科斯格罗夫，希望她申请担任自己的梳妆女官。玛丽亚已于１９８１年５月升到了爱丁堡公爵的女仆位置。她当然想为王妃效劳，可是女王的女侍从官苏珊·胡西得知了此事。她告诉玛丽亚不得停止对菲利普亲王的服务，别无选择。因此，王妃只得从肯辛顿宫楼下的人员中另行寻找了两位：保育院女仆埃弗琳·达哥利担任她的梳妆女官，默尔文·威彻利做厨师。
　　众所周知，那些日子里王妃和亲王过着恬静安逸的生活。他们晚上经常去听歌剧，看芭蕾，或者与查尔斯的朋友们举行社交晚会。不过，他们并非终日耽于社交之人，也并不狂热追求享乐。王妃当时尚不具备她日后享有盛名的自信风度，也还没有一些人日后畏惧的那种武断自信。在王室场合，她仍旧有些怯懦无助。不过，她为自己能够跻身这个行列感到幸运。直到有一天，一位男仆出乎意料地令她震惊，这才使她意识到，她并非一帆风顺、已经做到人见人爱。
　　王妃与一位内务管理人员讨论着工作人员时间表，好像渐渐谈到了谁尽职、谁不尽职的问题。这位人员顶撞王妃，后者试图证明自己说了算，一时急红了脸。这位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比刚刚从保育员蜕变成王妃的新老板懂得多。他语调越说越激昂。她无力地背靠墙站立，他则俯身向前，两手抵在王妃脑袋边的墙上。“要不是你这么罗里罗嗦，我们完全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他咆哮道。几个星期之后，那名工作人员被吩咐打包走人，离开了亲王和王妃。
(8)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３日，摩纳哥格蕾丝王妃不幸于车祸中殒命，新婚一年的威尔士王妃闻此噩耗悲痛万分。格蕾丝王妃带着女儿斯坦芬尼公主开车从洛克·阿基尔（这是格里马尔迪家族拥有的产业，相当于巴尔莫勒尔堡）穿过阿尔卑斯滨海地区返回摩纳哥。车开了不到两英里，拐弯时汽车突然失事，摔下悬崖，落到山下一百英尺处。斯坦芬尼公主获救，她母亲却在格蕾丝王妃医院逝世。事故起因是汽车刹车没有及时修理。
　　英国王室收到这个噩耗时，威尔士王妃正在巴尔莫勒尔堡。她放下手头一切事情，在没有查尔斯王子陪伴的情况下参加了好友的葬礼。这是她第一次代表王室家族单身出访国外。
王妃永远不会忘记她简称为格蕾丝的这位女士。她经常称颂后者的优雅气质，认为她的死是世界的一个不幸损失。她管一件白色、无肩带薄纱鸡尾酒礼服叫“我的格蕾丝·凯利服”，因为它“优雅美丽至极”。

左右为难
(1)
1982年威廉王子出世
　　１９９２年夏天，海格洛夫的花园里百花盛开、面貌一新。宅院外面，刨根究底的媒体已经嗅出威尔士亲王夫妇的婚姻危机。宅院里面，终日充斥着惶惶不安的气氛。显然有什么地方已经很不对劲；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结局叵测。
　　查尔斯王子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这段时间里沉默寡言，仿佛突然间变得脆弱起来。一天晚上，我在牌桌上准备了一个人的晚餐。王子坐下用餐，面对着起居室的电视。我站在 
他身后，从端着的大碟子上往桌上放食物。电视机还没有打开。周围很安静，只能听到刀叉触碰碟子的声音，以及敞开的窗户中传进的乡村的声音。
　　王子突然头也不回地问道：“保罗，你在这里快乐吗？”
　　“回禀殿下，是的，非常快乐。”我一边从大碟子上把主菜摆到餐桌上，一边信口答道。
　　他又问：“那么玛丽亚在这里也快乐吗？”
　我对他无中生有的问题感到有些困惑。“回禀殿下，是的，我们俩在这里都很快乐。”
　　“好，那我就放心了。”他说完便缄口，默默吃起主菜。
　　我回到备膳室，一路纳罕他为何如此关心我们。玛丽亚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现在日益与王妃接近。“从王子的角度来看，”她分析道，“他的妻子在备膳室聊天、你越来越多地到肯辛顿宫替代哈罗德，以至于海格洛夫得找个杂役来替代你、你参加她的独自出访活动、你还经常陪王妃带小王子们和我们的儿子们出去游玩，还有，自从１９９０年我们搬进这小屋，王妃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责任将我带到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王子是在试探我属于哪个阵营。
　　当然，他注意到王妃在我们小屋里频频做客的事实。“我感觉她又到你家去了，是吗，保罗？”他在主宅找不到妻子，就会问我。
　　王妃会在花园里散步，摘点鲜花、甜豌豆或者铃兰花之类，然后信步踱到我家后门，“玛丽亚，你在吗？”她会呼唤一声，然后不等回答就径自进屋。她打声招呼，便熟门熟路地打开电水壶，伸手从头顶上的橱柜里拿出两个杯子，做起咖啡。威廉和哈里，还有亚历山大和尼克在宅院某处一块玩耍。王妃跳到厨房台子上，踢掉鞋子，晃着腿坐着。她无数次对玛丽亚吐露心声，坦言自己的丈夫和不幸。玛丽亚接近王妃比较容易，因为她没有职务造成的尴尬。她只是管家的妻子，总是不加评论地倾听。
　　“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玛丽亚。”一天王妃对她说，“我想要的无非就是这些：一个快乐的家，一个幸福的家庭。”她说着眼眶便湿了。
　　她对我的家庭非常了解。我的父母、玛丽亚的妈妈早在王室马厩时就认识了她。我弟弟格雷厄姆和他妻子简恩也经常来我们的小屋做客，王妃平易近人地融入了我家的生活。她毫无高傲矜持之态，而是随和地与我们一起围坐在花园里的木桌旁，或者挤在厨房里聊天。她如果知道我有家人来做客，总会邀请他们一起出席夏季烧烤会。我永远不会忘记格雷厄姆在海格洛夫初次遇见王妃的情景。他坐立不安，一天里刮了四次胡子。直到亲眼见到她，他才意识到她有多么平易近人。
王妃对玛丽亚的妈妈贝蒂有着特殊的感情。一次，在为工作人员举办的圣诞节的鸡尾酒会上，她邀请老太太出席。威尔士家族成员一起站在门口迎接客人，来宾依次与威廉、哈里、王子和王妃握手。白发苍苍、戴着大眼镜的老太太走得太快，先走近了王妃，王妃破格咧嘴笑着，拥抱了她，亲吻她的面颊。
　　王子大吃一惊。老太太回头跟他握完手后，他转身问妻子，“那是谁呀？”
　　“哦，她是贝蒂。”王妃回答。
　　另一次，她得知老太太独自一人住在北威尔士，便打电话给她。“你好，贝蒂。在忙什么呀？”
　　“我正坐在床上，跟您通话呢。”贝蒂诙谐地回答。她总能逗得王妃哈哈大笑。
王妃打电话问候，是因为她听说贝蒂正在她住的平房里安装中央取暖系统，想关心一下是否一切顺利。
　　１９９２年的一天，王妃帮助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贝蒂实现了一个梦想。她打电话到老太太家，告诉她，“贝蒂，我想请你过来一起会见特雷莎嬷嬷①。”


　　贝蒂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我哪能赶到印度去呀？！”
　　王妃又被逗得呵呵笑。“不是的，你不用去印度，因为特雷莎嬷嬷马上要来伦敦一天。要是没有人送你来的话，我就派车来接你吧。”她建议道。结果，一位亲戚把贝蒂送到海格洛夫，她在那里与王妃会合，两人一起开车赶到伦敦。
　　特雷莎嬷嬷正在她居住的传教团住所外等待王妃到来。王妃把贝蒂介绍给她，媒体认为她是一位女侍从官。
　　特雷莎嬷嬷亲吻了她，三个人走进一间房间，围着一张木桌坐下。她们谈论着英国的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索马里的病人和垂死者，以及尽可能多地念颂玫瑰经的必要性。特雷莎嬷嬷手中抓着一样东西。她摊开手掌，出示两块圣章和一串玫瑰念珠。“你喜欢吗？”她问贝蒂。
　　贝蒂收下圣章。王妃则收下念珠。她还不会念玫瑰经，不过贝蒂允诺教她。事实上，那天王妃事事都依照贝蒂的做法而行：她们走进小教堂，年轻修女们正恭候在那里。贝蒂转身对她说，“跟我做。”
(2)
看上去幸福的王储一家
　　王妃学着她的样子，把手指浸进圣水自祝，然后脱掉鞋子。她们三人与修女们一起跪下祈祷。贝蒂说，她过后几个星期都觉得神清气爽。
　　１９９２年２月，王妃与威尔士亲王一道出访印度回来后，给贝蒂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特雷莎嬷嬷在世界媒体面前，亲自给她戴上的花环。贝蒂把它珍藏至今。
　　查尔斯王子现在成天呆在海格洛夫，彻底遗弃了肯辛顿宫。王妃却还时而在周末到海格洛夫来。王子开始改变达得利·泼普拉克设计的内部装饰。他雇用室内设计师罗伯特·凯姆，后者也是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的朋友，把房子从柔和的绿色和黄色转变成浓烈的红色和棕色。这种格调显得阴暗、忧郁。大型桃花心木和红木家具运到：走廊里放的古老大钟。摆在客厅壁炉前的一个新黄铜挡板以及一把搁在壁炉前石板地上的椅子，墙上的镀金壁炉饰架上挂上镜子，草垫取代绿色地毯，窗子挂上新窗帘。走廊里，巨大的威廉·莫里斯挂毯从黄铜杆上悬下。起居室里，壁炉上方悬挂的拜伦勋爵画像被送到别处展出，换上的是一幅温莎堡的油画。一点点、一个月一个月地，王子把房子的内部装饰转变成自己的风味。
　　一个周末，王妃过来时，看到餐厅里一个深色木餐具柜，大吃一惊。我告诉她，王子还打算把壁炉旁边的壁橱换成两个大理石雕像，她不禁苦笑。
　不过，王妃对肯辛顿宫的内部装饰也自作主张地大做改动。她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的桃花心木婚床从主卧室搬出，发配到温莎堡的王室储藏库。
　　１９９２年６月６日，我３４岁生日那天，女王的私人秘书罗伯特·费娄斯爵士打电话给《星期日泰晤士报》，要求知道它所连载的莫顿著作的内容。不过，在此之前一天，在海格洛夫已经刮起真正的风暴。查尔斯王子和他的私人秘书理查德·艾拉德开始设法打听情况。
　　那天早上，王妃一直呆在肯辛顿宫，先是和私人教练卡洛琳·布朗呆在一起，然后按照惯例，由美容治疗师和朋友埃琳·马洛恩在１０点钟给她做美容。
　　王妃不知道的是，她正在放松的时候，查尔斯王子的阵营正在忙于研究一份发自兰姆塞勋爵及夫人在布洛德兰兹的家的传真。备膳室的桌子上的传真机里吐出两张纸。我先看到了“布洛德兰兹”字样，顿时想到兰姆塞一家，顿有大祸临头之感。这是一份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安德鲁·尼尔的访谈副本：根据录音，他表明王妃默许他出版此书，查尔斯王子显然遭到背叛。我的忠诚之心前所未有地割裂着，不过，有一件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分裂的痛苦。
　　那是温暖、劳累的一天结束时。午餐在阳光中的平台上享用。傍晚，查尔斯王子又一次让我早点在起居室的牌桌上给他准备一个人的晚饭，以便他随后再开展一次二十二英里的驱车旅行，赶到米德维奇庄园，帕克·鲍威尔斯家。电话整天响个不停。太阳下山时，当地一名农庄主杰拉德·瓦特像这一天其他许多人一样，给不在家的王子留下一份口信。其他留口信的人中，包括王子的新闻秘书迪克·阿比特。我正准备清洗备膳室里的餐具，电话又响了。


　　“你好，保罗。”王妃问候我道。我告诉她一天下来忙得脚不沾地，她笑了起来。“我想我丈夫不在家，对吗？”她问我。与工作人员谈到王子时，她从来不按照规矩称他为殿下。
　　我真希望她不要提这个问题。这是她第一次在他“私下”出行时打电话到海格洛夫。我该如何回答，我应该撒谎吗？我不能对王妃有所隐瞒。
　　她又问了一遍，“他在吗？”这次，她的语气有点焦急。
　　我大脑一片空白，只能诚实地、尽管未必精确地回答，“很抱歉！殿下，他不在家。他出门了。”
　　出门了。现在已经晚上８点多。该死！真不该这么说。
　　“那他去哪啦？”王妃不屈不挠地追问。
　　“殿下，我不知道。”
　　“保罗，你当然知道。”她逼我回答，“你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告诉我，他到哪里去了？”
　　假如王妃对我有一点了解的话，她就该知道诚实既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我陷于对两个雇主分别效忠的两难境地，本能地为了她和我的缘故而发出请求：“请不要再问我了，殿下。您最好去问王子殿下本人，而不是我。”我请求道。我左右为难，既不想给王子惹麻烦，也不想对王妃撒谎。她对我一直恩宠有加。
　　她换了个话题，不过无非是换一种问法而已：“今天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吗？”她问。
　　我没有意识到危险，坦白地告诉她，迪克·阿比特和杰拉德·瓦特都留下过口信。表面上看，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不过，王妃却可以把这些信息当成证据，表明自己知道谁打电话来过，以便给查尔斯王子造成印象，仿佛她什么都一清二楚。我突然才意识到刚刚给了她以口实。
　　“殿下，请不要透露任何情况。您知道，我会因此而陷入麻烦。”我请求她。
　　她宽慰了我几句，不过我知道她将牢记这几个名字。那天晚上，我忧心忡忡地上床。
　玛丽亚一点也不同情我。她只是责怪我口不紧。“你早怎么不小心一点。”她责备道。
　　第二天早上，我心情沉重地走进主宅。上午顺利地过去，我松了一口气，以为王妃也许果然什么都没有说。我正在准备午餐时，贴身男仆迈克尔·佛赛特突然冲进备膳室来，沉着脸通知我，“他叫你去。他心情很恶劣。”
(3)
貌合神离的王子与王妃
　　这次，红色碟子并没有掉进盒子。王子派来的是个信使。这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次召唤。我从备膳室可以听到王子的脚步重重地踏下楼梯，穿过走廊那锃亮的地板。我听到图书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又摔上。我等了几秒钟，一颗心简直要蹦出胸膛。我走上前，带着强烈的不祥预感敲了敲图书室的门。我脑袋里惟一的想法是，这下要丢掉饭碗了。
　　查尔斯王子正站在圆桌旁。“关上门。”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我轻轻推上门。“殿下。”我小心翼翼询问道。
　　他强忍着愤怒问道，“你能否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王妃殿下对她不在时谁来过电话或者谁来做客一清二楚？”
　　“我不明白您的问题，殿下。”
　　“你最近与王妃交谈过吗？保罗。”他的声音愤怒得颤抖。
　　我直言昨天晚上才与她通过电话。“当时您不在。”我补充一句。
　　“那你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他已经几乎无法控制愤怒。他那著名的急性子濒临爆发。我几乎可以听到引线嘶嘶做响。
　　“回禀殿下，我说您出去了。”我的声音里已经有一丝听天由命的意思。
　　他脸涨得通红地咆哮，“为什么？”
　　“因为您的确不在，殿下。”
　　王子的脸色越来越红，近乎发紫。“而且你还告诉她哪些人打来电话。”
　“是的，我告诉她瓦特先生来电话时您不在，这样我才能证明说的是实话。”我回答。
　　王子可不会轻易上当。我们俩都感觉到我的借口有多么拙劣。他简直不相信听到了这个回答，“你为什么不告诉她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护几句。我并不是迈克尔·佛赛特，也不是理查德·艾拉德。我也不属于那个甘心情愿为他掩盖一切的阵营。“您是要我撒谎吗？殿下。”


击仍然很大，但是她与莫顿的合作的确流于鲁莽、冲动，有欠考虑。她的朋友因此都认为在婚姻中，她是孤立无援的受害方。这样一来，她就失去了一切和解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指望查尔斯王子有所改悔。
　　接下来许多年里，她始终承受着这一自我毁灭性举动带来的后果。她希望人们了解真相，不过她吐露真相，实际上是希望得到帮助，赢得同情，得到拯救。可是，没有人打算伸出援手，她最希望打动的那个人——查尔斯王子，更不可能令她如愿。她仍旧对他怀有爱意，在她看来——她总是执意不去理会各种传闻所揭露的其他事实——若非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从中作梗，她也不至于遭到遗弃。
　　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之后，王妃的愤怒感和讨回公道的希望使她将义无反顾地继续了下去。她告诉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她曾经对丈夫好言相劝，但是却只遭到冷遇。出于无奈，她只能选择分居。这只是一种尝试做法，并非意味着离婚。她希望得到自由，而非苛刻的约束。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并不支持分居的做法。他们告诉王子和王妃，他们必须尝试和解，改变只为自己考虑的做法，为了王室、他们的孩子、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共渡难关。在温莎堡的这次会谈上，王妃当着查尔斯王子的面，明白无误地表达出对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的憎恶之情。后来她告诉我，能够当面对她的公婆倾吐愤怒之情，委实不失为畅快之举。“这样一来，所有事情都摊开来了。不光在书里，在这个家里也是一样。”
　　实际上，这本书总算也带来一个积极的后果：它出版后，王妃的暴食症有所改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我想，这段时间是我一生面对最大挑战的时候。”她总结道。
　　女王觉得这次开诚布公的会谈进展得不错，建议第二天接着再谈一次。不过，王妃婉言谢绝了这一提议。她那个星期一反常态地没有呆在温莎堡，而且四天的爱斯科赛马会中也只出席了两天。
　　爱丁堡公爵愤怒地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和女王特地抽时间，准备倾听威尔士夫妇的婚姻问题时，王妃居然不领情，令他非常恼火。不过，王妃因为在爱斯科赛马会上看到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的出席，一时间觉得恼怒受伤，回到肯辛顿宫。从这时候开始，她与爱丁堡公爵之间展开信函往来。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怀着善良的本意：挽救这场王室婚姻。他们认为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智慧。奇怪的是，他们认为这个非常智慧非菲利普亲王莫属，尽管他素来并不以动脑筋见长。因此，他开始扮演中间人角色。他和女王出任调解人的做法可谓意义非同凡响：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干涉过任何儿女的婚事，因为他们相信什么事情都要亲历亲为，方能得出经验。不过，他们显然认为，面对威尔士亲王和王妃濒临破裂的婚姻，再也不能袖手旁观。菲利普亲王像女王陛下一样公正、理解地看待王妃的困境，然而，作为一名调解人，就意味着他得像个调解人一样，口无遮拦、直言相告。“还有多少妻子得跟公公而非丈夫讨论婚姻问题呢？”王妃苦恼地抱怨。
　　在她看来，这种时候查尔斯王子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再次表明了王室家族在涉及个人生活问题时古怪的做法。公平地讲，菲利普亲王为了挽救这场婚姻，付出的努力远比查尔斯王子为多。不管他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大家还是维护个人，他的出发点总是好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与王室联姻必须付出的巨大牺牲。让菲利普亲王来充当调解人的问题在于，他很少能够切入要点。
　　王室爱斯科赛马会之后那一星期的书信轰炸中，菲利普亲王口无遮拦地指责王妃，令她觉得残忍无情，使她充满激动、愤慨的情绪。那些信她一封也没有撕碎。相反，她把它们扎成一捆保存起来，以便留下真相的记录。为了保护它们，她还将这些信复印了好几份，分寄给她信任的朋友。对其他一些人，比如电视主持人马丁·巴舍尔和我，她则出示原件；我在１９９３年看到这些信，巴舍尔则是在１９９５年。即使收到这些信一年之后，她仍旧对它们的内容感到莫名悲哀。


　　王妃对批评不大听得入耳，不过这几个月里，她觉得自己有所进步，并且得到理解。她临死前，对爱丁堡公爵充满崇敬之情。尽管他在开始时的信件给她造成一定打击，但是她说，他永远都将对他所扮演的调解人角色心怀绵绵谢意。
总体而言，爱丁堡公爵出自善意的调解工作成效甚微。报纸上披露了越来越多的丑闻，王妃尽其所能扑灭报界对轰动性新闻的饥渴。对菲利普亲王的信件三思之后，她发布一个声明，“任何指出女王陛下和爱丁堡公爵殿下对我并非怀有同情、支持之心的说法，都是极其荒谬的。”各方面都认定这场婚姻毫无希望可言，王妃则表现出面对现实的巨大勇气。不过，爱丁堡公爵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决意保证威尔士亲王和王妃之间继续保持官样关系，为王室和国家而维持徒有其表的婚姻。实际上，正是菲利普亲王到巴尔莫勒尔堡与王妃进行了一场私下会晤，温和地劝说她改变初衷，同意陪伴威尔士亲王出访韩国。在婚姻关系方面，这场旅行可谓对它的最后一击。９月２７日，我给在肯塔基的谢莉和克劳德·赖特写信说，“要改变这种状况，除非出个大丑闻，或者一份公开声明被发表。不过，今年可能不会有什么大变化，除非接下来几个星期里出现突变。不管到头来是谁留在海格洛夫，我都会继续在这里服务。我相信大结局将在１９９３年揭晓，不过，我的工作倒是相当稳定的，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我始料未及的是，在这个月早些时候，王子和王妃手下的官员就已经在策划分手事宜。在海格洛夫，我们都被蒙在鼓里，王妃对我保守秘密，自然有她的道理。她想必不希望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我给海格洛夫订购了圣诞树。查尔斯王子“私下地”出门，王妃则和朋友兼秘书毛瑞恩·史蒂文斯一起呆在泰恩和威尔郡，后者像其他人一样临到头才对此如梦方醒。接着，在３点有消息传来：宫廷人事官员斯特拉斯克莱德·简恩伯爵夫人即将抵达。我们一看到她的表情，就知道她带来的是坏消息——让一个我们都喜欢的人来执行这样一个任务，似乎是老天不公的安排。她看起来心慌意乱，没有心情与我们搭话、互致问候，径直要求打电话给王子的私人秘书理查德·艾拉德。她打电话的时候，吩咐我召集所有工作人员到厨房——温蒂、帕迪、丽塔、芭尔瓦拉（日间女佣）和玛丽亚。
　　简恩特地在约翰·梅杰首相正宣布威尔士亲王和王妃令人扼腕地决定分手时赶到。
　　约翰·梅杰在下议院宣布这一消息时，简恩走进餐厅，表情悲哀，似乎非常不情愿传递令我们不安的消息。

　　我出去和柯林·特伯特会合。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因为我知道我们飞去巴黎的时候不能把这些最私人的空间——起居室、卧室、梳妆室——留在这里无人看守。这是她的世界。它必须得到保护。柯林·特伯特和我四周察看了一下，把门都关上，用厚厚的封箱带把它们封起来。我在上面贴上标签，然后签了名，防止有人进入，因为我担心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里会有人在这里进进出出。
　　柯林和我驱车前往希思罗机场，赶去巴黎的第一班航班。感谢上帝那时有他在，因为他知道贵宾舱的各种规则。在飞机上我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我听到的全都是王妃的声音。最后一次通话、最后一次我看到她、她的笑声、她急于回家见到威廉和哈里的心情。
(2) 
　　“她会是什么样子？我该如何应付？”
　　巴黎。她甚至没想过要去巴黎。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当我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露西娅·弗莱查·德·利马正登上华盛顿飞往伦敦的第一班航班。
　　玛丽亚正在把孩子们叫醒。１２岁的亚历山大从我们在楼梯平台上的对话中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坐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９岁的尼克也知道了。他趴在床上，用枕头蒙着脑袋，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本来要带我去水晶工厂的。她本来要带我去水晶工厂的。”
　　那个星期天，玛丽亚连穿衣服的时间都没有：电话不停地响。
　　我到巴黎去做王妃希望我做的事情。
　　脸色苍白的英国驻法大使迈克尔·杰先生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在英国使馆接待了我们。喝完咖啡之后，我把杰夫人拉到一旁，“我担心王妃的寿衣会很难看，她会不喜欢的。”我说。
　　杰夫人很理解。“跟我来，我们想点办法。”她说。
　她把我带到一个很大的房间，打开一个路易十六时期样式的衣柜。“如果这里有合适的你就拿去吧。”她说。
　　杰夫人迅速地翻过一个个衣架，并拉出一件七分长的黑色羊毛短裙，还带一个围巾领。“这件很好。”我说，我们还把一双黑色的鞋子放到了王妃的格莱斯顿提包里，衣服放在一个拎袋里。我们出发去离此不远的贝迪·萨拉佩提医院。当我们到达这个八十层高的医院门口的时候，清晨早些时候来看过王妃的杰夫人捏着我的手，“勇敢点。”她说。
　　我记得那潮湿闷热的环境和没有尽头的走廊，似乎整个医院都被撤空了。我们在三楼的地方走出电梯，来到一个人比较多的地方。医生都穿着罩衣四处走动，护士们跑来跑去，警察站在那里守卫。我们被带到一个小办公室。主任外科医生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向我们表示了同情，并告诉我们王妃已经抢救不过来了。我们被领着走过另一个走廊，两边的房间都是空的。在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门口两边各站着一个警察。王妃就在这儿了，我想。
　　我们从警察面前经过，进入右边的隔壁房间，我们被介绍给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牧师克洛查德·伯苏耶神父和一个英国国教的牧师马丁·加佩尔大师。是克洛查德·伯苏耶神父做的临终祈祷，他告诉我他是如何给王妃涂上圣油的。我的思绪回到以前王妃和我去肯辛顿教堂大街的卡梅里特教堂点蜡烛，一起祈祷的时候。
　　在巴黎，柯林和我喝着咖啡，和神父们一起等候着。穿着白大褂的护士长比阿特丽斯·汉伯特走进房间。当时是１１点左右。她告诉我们可以去看看王妃，然后很快出来。
　　我说：“我不想让这件事变得像众人偷窥一样。我要知道有哪些人想进王妃的那个房间。”护士完全理解我担心王妃隐私被人看见的心情，她离开房间以确认指令得到遵守。
　　看王妃的时刻最后终于来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站起来的。汉伯特护士紧紧攥着我的手，柯林搀着我的胳膊。我们经过两个警官，他们都低着头。房门在微光中敞开着，光线从几乎紧闭的软百叶窗的叶片间透进来。一盏壁灯是室内惟一的照明。两个负责殡葬事宜的人像雕塑一样站在墙角，一男一女。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大电扇发出呼呼的声音。
　　然后我看到了王妃。这个让我照顾了那么久的女人现在躺在那张床上，床头板紧靠着墙壁。一床白色的棉布被单盖到她的脖子。汉伯特护士和柯林支撑着我的重量，我靠在他们身上，想要转过脸，到她旁边去。


卡米拉这个女人，她能忍辱负重到现在是属不易.对于戴安娜,我会永远怀念她.希望戴妃的灵魂在天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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