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的种子】
“我们是基督徒与穆斯林共存的国家，我们必须感恩法国的友谊”
——伊吉卜齐·霍哈尼桑尼
“总有人问我奥斯曼与法国的平衡问题。让我告诉你们，这不是一个问题，没有法兰西，马哈茂德二世连一个铜板都不值！” ——布鲁诺·艾斯特洛西
“神是保佑我们的。” ——阿拉法·耶兹麦尔
无论历史学家可以考据出多少苦衷，塞利姆三世对于所有还对奥斯曼帝国心怀感情的人而言，都是罄竹难书的千古罪人。一个曾经胸怀万方的多民族大帝国无论是单凭内部冲突还是单凭外部压力都不会崩解，但他制造的政治冲突和仇恨让奥斯曼帝国被撕裂成难以调和的两半，而当法国和俄罗斯的力量介入进来，奥斯曼的命运甚至不能被自己决定。
1806年11月法国人终于帮助马哈茂德二世回到了康斯坦丁尼耶，这座已经因为疫病、大火、战乱和屠杀而风光不再的城市。塞利姆三世和大维齐尔普拉西多瓦都已在战乱中去世，耶尼切里在长达一年多的封锁中通过走私赚的盆满钵圆，此时则试图拥护新君，延续他们在这座城市不可动摇的特权。
法国决心扶持奥斯曼亲法政府整合整个奥斯曼，马哈茂德二世和他的法国留学生帕夏们都非易与之辈。1807年3月，在血色的庆功宴上，马哈茂德二世利用法国协助训练的禁卫军将前来参加拥立大典的耶尼切里领袖诛杀殆尽，随后长达半年的搜捕和清算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在奥斯曼帝国的老迈躯体上吸血已久的麻烦。马哈茂德君臣雄心勃勃想要重整山河，但似乎为时已晚。
安卡拉政权将马哈茂德二世和法国的支持视作是邪恶、不洁和疯狂的代名词，耶兹麦尔宣称法国人踏上的领土都被污染，俄罗斯帝国的康斯坦丁一世至少是一个有经人，而法国则是“无神论的可怖国家”。巴黎宫廷的保守主义者反对将财力和军队填充到遥远的近东，国际贸易主义者们却占据了优势。1808年5月，在法国行政会议中影响力强大的“奥斯曼事务委员会”主席布鲁诺·艾斯特洛西鼓吹下，法国主力开始登陆奥斯曼帝国，试图和安卡拉方面进行作战。另一方面，法国舰队闯入黑海，以封锁俄罗斯帝国在黑海内的行动能力。
这激怒了康斯坦丁一世，也激怒了围绕在康斯坦丁一世周围的俄国保守派。虔诚而保守的沙皇在圣彼得堡大教堂祈祷，并发誓自己终生都不会再用俄语之外的语言说话。柯楚别依、彼得罗夫等可以说着流利的法语和德语的亲西欧贵族在政治决策中被扫入边缘地带，而保守派贵族则开始以自己的东正教信仰与斯拉夫文化为荣。1807年9月，俄罗斯帝国在西线陈兵二十五万，促使奥地利帝国转而在奥斯曼整合问题上“不持立场”——这是所谓的欧陆稳定器结构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痕。
接下来三年，双方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富。亲法的改革派精英将内陆的同胞视为阻碍奥斯曼繁荣的罪魁祸首，愚不可及的猪猡，而安卡拉的政权则坚信自己是为了传统和信仰在对抗法国人的傀儡。1810年4月，法国外交大臣瓦罗佩尔公爵因结核病病逝，继任外交大臣是在社会各界拥有崇高声望却完全不懂外交的安托万·拉瓦锡伯爵，于是瓦罗佩尔的秘书塔列朗男爵成为近东外交政策的实际操盘者。塔列朗不得不承认法国已经不可能帮助马哈茂德二世征服奥斯曼帝国。但奥斯曼的两个政权不可能承认彼此的地位。1811年1月，在奥地利的调停下，法俄和两个奥斯曼政权的代表在黑山签署了《黑山停战协定》，以“停战”为持续的争端画上了休止符。
但这不是稳定的停战。越过边界的摩擦时有出现，而奥斯曼的两个政权都不是很能接受这个事实，尤以康斯坦丁尼耶为最。失去大半个内陆安纳托利亚半岛之后，“奥斯曼帝国”失去了粮食自给的能力，沿海地区的商业财富又被法国控制，改革派许诺的繁荣并没有到来。内阁总理大臣拉辛帕夏和主张自强改革的内政大臣布勒特·埃诺努和法国冲突不断，最后被逼在1813年离职。法国留学生、外交大臣伊吉卜齐·霍哈尼桑尼兼任首相，并让同样是留法学生的伊斯麦特·埃塞曼出任内政大臣，与财政大臣伊萨诺格鲁、国防大臣特武内尔达组成了内阁的亲法四巨头——在沿海地区因为初起的民族情绪而受损的商业利益对法国产生厌恶情绪的人眼中，他们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傀儡四巨头。
四巨头许诺依靠进一步的改革来让奥斯曼富强起来，最终的结果是强化法国在奥斯曼的影响力。一批又一批的奥斯曼帝国沿海精英被送往法国，奥斯曼沿海的商业利益被法国掌控。沿海地区的财政收入确实在近代化海关的改革和官僚系统能力的提升后有所改善，但因为失去了庞大的安那托利亚内陆，无论是进口粮食的花销还是狭隘的市场都限制了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受训的新式军队中，希望推翻四巨头的暗流涌动着。
而在安卡拉，则是另一番景象。1814年5月，在耶兹麦尔和几名高级教法专家“阿扬”们的合谋下，宣布奥斯曼帝国苏丹、向法国人出卖灵魂的马哈茂德二世已不能享有哈里发的称号。在召开了长达一年的宗教会议——背后充满了地方利益的分割和交易——后，高级教法专家们宣布安卡拉的“临时摄政”穆斯塔法为哈里发，并宣称安卡拉政权将永远是一个恪守经书和不改传统的政权。阿扬在思想上，地方土地主在经济上，地方执政官僚和军人在行政上分散化地控制着这个已经被大幅度地方分权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宗教宽容也被大幅限制。1816年8月，在耶兹麦尔和穆斯塔法的策划下，安卡拉政权宣布放弃“被马哈茂德和渎神者玷污”的奥斯曼帝国国号，改称土耳其苏丹国，并宣布土耳其苏丹为永远的哈里发。1818年耶兹麦尔逝世，于是该国恢复了曾经的帕夏分权制。土耳其苏丹国的重臣帕夏们都是地方势力，亦或者是教法专家们，他们维系着这个政权的稳定，同时以沿海地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的凄惨状态来告诫农民们，不要相信恶魔的许诺，他们只会夺走每一个人的家。
然而，一个幽灵困扰着一潭死水的安卡拉：俄罗斯宫廷的大臣们兴致勃勃地支持者他们的东正教同胞，遍布奥斯曼帝国东方的亚美尼亚人。在先前的战乱中，有数万科斯坦丁尼耶的亚美尼亚人也流亡东方，这让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东部的数个省份中拥有多数优势，并获得了地方统治权。保守的教法专家和土族地方贵族们对这些亚美尼亚人愤愤不平，更令人担忧的是，亚美尼亚人们的领袖，土耳其苏丹国财政官谢尔日·西梅尼杨正在不断游说莫斯科，让他建立一个亚美尼亚国家——毕竟亚美尼亚人相比土耳其人总是更加可靠，不是吗？
效果：
奥斯曼帝国开放，扮演君主马哈茂德二世
土耳其苏丹国开放，扮演君主穆斯塔法一世

【文化不文，文政无政】
“齐宣剖腹日，江户酒肉时。但知朱铜臭，碌碌参觐迟。” ——成赖正议（临终前）
“小国寡民易治，大邦乱民难安，今日本所以不顺不昌，谓刑诛寡矣。”
——德川齐涛
“孤外用荷夷，内攘群逆，朝廷安顺，外藩宾服，通商贸，流物辎，天下熙攘，莫不称是，故能竟不二之功。” ——德川治纪
文化四年（1807），德川治纪在荷兰代表马克·维尔利的建议下，再次和荷兰签署了《江户协定》，从荷兰方面得到了一笔急需的贷款，以及一部分新式武器。德川治纪打算招揽一部分旗本的落魄武士，成为维护自己铁腕统治的亲卫军。
文化六年（1809），德川治纪再次推动藩政改革，放宽对商人的限制，同时依照荷兰顾问的建议，要求得到许可的大商人向幕府直接输送资源，并使得幕阁能够控制一部分受到特别扶持的大商人。文化七年（1810），因为在幕阁权力问题上与老中首座井伊直中的矛盾，德川治纪怒而罢免井伊直中，而擢酒井忠进为老中首座，水野忠成则晋为老中，负责与商人之间的交涉。
荷兰商品在江户、萨摩和长州等地畅销，但琉球问题已经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萨摩的残党在琉球兴风作浪，而琉球朝廷本身也因为英国和西班牙-荷兰的争夺而分为两派，在远东已经相当弱势的英国抓住萨摩与朝廷分歧的机会，希望能够渗入萨摩藩。在鹿儿岛势力颇强的荷兰以此为由要求德川治纪强力镇压英人的活动，并宣称和英人有关的人都是朝敌。
德川治纪遂于文化八年（1811）再次展开了对西南的强力镇压。通过“交通英夷”罪名，目付系统在西南大肆抓捕，不仅再次逼杀了一批萨摩和长州藩的高级武士与家老，在水野忠成的操纵和被幕府收买的大商人传递的信息下，许多非议德川治纪的藩主也受到严惩。
商品经济在荷兰刺激下进一步的发展导致了西南诸藩武士和藩主普遍欠账的现象。许多藩主都呼吁再次以宽政改革的方式抑制商品经济，以此来拖欠商人的账目。在大御所德川治济再次要求德川家庆嗣将军位的压力下，德川治纪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当前的危局。他再次以改革的许诺向荷兰借款，从而让幕府帮助亲藩和谱代承担了对商人的欠款，同时勒令任何各藩不得赖掉对商人的欠债，否则幕府加以严惩。
主张重农抑商的朱子学人对此极为震惊，幕府和外样大名的关系落到了最低点。文化十年（1813）再次发生了外样大名的武士在京都试图“拥护德川家庆”，反对德川治纪的事件。此事导致德川治纪授意松平义和抓捕了朝廷大批公卿，并迫使光格天皇逊位。文化十年八月二十日，光格天皇退位为法皇，其子继位，是为仁孝天皇，改元文政。
文政元年（1814）二月，德川治纪威逼在大奥里泡妹子的德川家齐逊位。德川家齐不愿服从，甚至在幕阁中都造成了极大的争论。德川治纪在一部分德川旗本的叛乱中证明了荷兰武器武装的亲卫队的威力，他用武力制服了江户内的所有反对言论，又将大商人的情报系统和目付体系整合在一起，最终在文政元年六月改组幕阁，以水野忠成为老中首座，以松平义和、大久保忠真为老中，然后强逼德川家齐逊位。德川家齐无奈，于文政元年八月将将军之位让与德川治纪。一个月后，仁孝天皇下旨追认了此事。
德川治纪就任将军在亲藩中也引发了极大的不满，但他通过和大商人的合作通过诸藩的财政问题继续对诸藩施压。文政二年九月，德川治纪进一步强化参觐交代制度，使所有各藩要么本人在江户，要么所有成年子嗣必须俱在江户参觐交代。文政三年（1816）三月，因为商业流动导致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导致西南多地爆发一揆，德川治纪采水野忠成之建议，不仅铁腕镇压，而且以此为由治西南诸藩之罪，再强夺西南各藩共二十五万石石高。在兰学开始兴盛的同时，许多心向兰学的人也认为不能由德川治纪来为兰学代言，而朱子学者则更是痛呼“亡天下矣”。
德川治纪将自己的权威强压到了最后一刻，他的幕阁中充满了只知道权力的小人，唯有松平义和时常会规劝自己的兄长，并因而招致责罚。文政六年（1819）八月，德川治纪病重，其继承人问题成了大麻烦。由于德川家庆早在文政二年暴毙，德川家齐也在不久前暴毙，将军继承人必落在德川治纪一支。德川治纪有三个选择：对父亲仁孝、萧规曹随的德川齐脩；聪明伶俐厌恶荷兰人的德川齐昭；以及老年得子、年仅十四岁的德川齐涛。
水野忠成等人一直窥伺德川治纪的心愿，而德川治纪也举棋不定。文政六年二月，德川治纪曾感叹天下不服，该当如何，其时德川齐脩论当效父亲之道，以力以德驭之；德川齐昭论当强国家、攘外夷，以仁德服天下；德川齐涛直言不讳“把外藩都杀了！”。据说，德川治纪击节叹曰：“此子肖我！”
文政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功过只能由后人评说的德川治纪卒于江户。
效果：日本玩家开局选择幕府将军
A·萧规曹随，德川治纪遗命，幕阁一力拥戴德川齐脩
B·该改弦更张了，德川治纪嘱托，松平义和力保德川齐昭
C·还是杀少了，德川治纪令水野忠成及幕阁拥戴德川齐涛接位
（日本玩家已选择A）
【文政繁荣】
“德川治纪，内称圣，外则王，上顺朝廷，下抚万民，谐和内外，夔理阴阳，士农安乐，商贾又兴，三伐不臣，五献祥瑞，革新积弊，振作图强，擢正一位太政大臣，以彰卿迈祖宗之功、盖先贤之德。” ——仁孝天皇
“孤承父祖之功德，赖幕阁之贤能，一心改革，以利万民。” ——德川齐脩
文政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水野忠成老中首座率松平义和、大久保忠真、松平乘宽奉德川治纪遗命，拥戴德川齐脩继任江户幕府第13代将军。
德川齐脩面对着幕阁称为“文政繁荣”的局面，与荷兰的贸易和商业的阵型使得日本的商品经济进入到新的繁荣，江户城的人口再次扩大，在农村普遍陷入凋敝的同时，江户、大阪等商人集中的大城市却夜夜笙歌。大商人们在幕府在西南的二十五万石天领大搞商业运作，推动土地流动的开始，并催生出更多的失地农民和无地武士。马克·维尔利向德川治纪多次建议，应该要求武士必须从事生计，以迫使他们来给大商人与荷兰人合作建设的一些纺织或手工业打工。德川治纪深知这对武士是多么大的侮辱，从而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德川齐涛却向自己的父亲提出，无地而欠债的武士要是嫌丢人，就把他们都杀光，让失地农民去干，荷兰人的钱不能不赚。
文政三年开始，江户、大阪和京都的天诛事件就层出不穷，德川治纪铁腕镇压，大肆株连，却仍然没有足够的效果，因为那些武士已经贫困潦倒，一无所有，再严厉的惩罚对他们来说都失去制裁意义。文政五年五月，德川治纪授意水野忠成和持荷兰武器的旗本亲卫队改组江户治安体系，在江户全城实质戒严，禁止任何没有明确归属的武士浪人进入江户城，违者最高可直接处死。谱代大名因为欠债问题感恩德川治纪，却大多不敢出任老中，担心在自家领地哪天就被人天诛了。水野忠成则利用亲卫队将自己的人保护地安安稳稳。文政六年六月，水野忠成颁布命令，使得浪人袭击商人要承担同等责任，又冒日本之大不韪。
长州藩和萨摩藩仍然是幕府最大的麻烦，但麻烦已不仅于此。毛利齐熙几乎被幕府剥夺了实权，但幕府安插的家老也无法治理长州的藩政，穷困武士和失地农民已经成为长州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长州藩欠大商人的欠款越来越多。从民间到下级武士，几乎没有人觉着幕府还有什么正当性，尊崇天皇的思潮也在慢慢涌现。萨摩藩同理，而当今的萨摩藩已经只剩下三十五万石石高，但幕府在西南新增的五十万石天领其实无法被治理，也遍地都是和萨摩、长州等西南诸藩联系密切的下级武士。肥前、土佐等藩，几乎也是一样的情况。但是，他们要么本人在江户，要么成年子嗣全部都在江户，很多时候是敢怒而不敢言，有心而无力。
十二月二十九日，仁孝天皇降旨，改明年元为齐德，取齐德川治纪之德的含义。德川齐昭则继承了水户藩。而如今，德川齐脩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亲弟弟，德川齐涛该如何安排。
效果：
开放日本幕府，玩家扮演大将军德川齐脩
开放萨摩藩，玩家扮演萨摩藩主德川齐兴，开局选择是自己还是所有子嗣在江户参觐交代
开放长州藩，玩家扮演长州藩主毛利齐熙，开局选择是自己还是所有子嗣在江户参觐交代

【万国衣冠拜冕旒】
“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法兰西从巅峰滑落——神也不行。” ——安托万·拉瓦锡
法国最终没能让一个亲法的奥斯曼帝国统合整个安纳托利亚半岛，但法国仍然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的胜利：一个亲法的、沿海的奥斯曼帝国保住了，法兰西通往印度的生命线是安全的，埃及的棉花和安纳托利亚半岛西岸的市场仍然对法兰西开放，康斯坦丁尼耶的一切经济改革都要在法国的安排和指导下进行。
这是法国最大的自信之处，奥斯曼委员会欢呼自己的胜利，这同时是法国崛起的外贸商人-贵族集团的胜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策动了法国政府的决策、通过自身的财力、资源和协调能力辅助法国政府实现了在近东的胜利。
这同时也改变了法国国内的政治版图：行政会议内部正在崛起一个以与法兰西庞大的殖民帝国利益息息相关的商人集团为中心的群体，他们一方面得到主张理性的启蒙主义者的同情，一方面也能够争得提倡理性和改革的高级官僚集团的支持。启蒙主义者真正陷入了分裂，其主流力量，以巴黎中上流社会的学者和职业人士为核心，为虔信主义所爆发出来的力量而感到恐惧。尤其是因为粮食价格下跌而在1808年引爆的农村暴动，更是使巴黎和农村彻底站在对立面上。巴黎、沿海的商业城市和在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中获利的新集团有无数的理由渴望低粮价，但唯独法国的农村受到伤害。如果法国北部效率相对较高也采用先进耕作方式的大农场还能维持竞争的话，法国中南部的小农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法国的农业改革废除了一切残留的封建义务，却也让这些农民背负上了相当沉重的债务。农民们的怒火有可能指向贵族债主，也有可能指向巴黎——事实上，那些转型而获得商业或年租收益的贵族成为巴黎的“食利者”，受到虔信主义的讨伐，而趋于落伍的土地贵族则告诉对他们负有债务义务的农民们，他们曾经享有封建权利，也是农民的保护者，而巴黎把这一切变成了让所有人受苦的债务关系。
1808年的农村暴动在法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镇压这样一场暴动并不会花去太多得钱，甚至粮食价格都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法国政坛和理论界受到了深深的冲击。如果在启蒙主义早期他们还能同情农业暴动，现在他们只感觉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可怖力量。文明、贸易、繁荣和技术进步让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强最伟大的国家，每一个渴望机会、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和具有理性的人都能致富，那么这些农民的暴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他们的愚昧、懒惰和“封建化”导致了这一切。保守派趁机兜售农民还是应该受到封建义务约束的观念，而启蒙主义者中开始流行一种观点，那就是农民和土地主绝大多数无法享有真正的理性，他们本身内在是“封建化”的。一切将权力扩大给他们的行为意味着的都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在法国军界争论十年之久的论点也终于告一段落：法国驻近东军司令拿破仑·波拿巴伯爵一贯主张在法国结束单纯的募兵制，而改为运用进步理念实现“公民征兵”。而拉法耶特侯爵则坚持认为募兵制才能保证忠诚、可靠和专业性强的军队。暴动让拉法耶特的观点得到法国保守派和启蒙主义者的一致支持：征兵制将使军队变得不可靠，虔信主义者会因此渗透到军队中，花费甚巨的募兵制才能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和进步的存续。
启蒙主义者中迸现出了呼吁解放和人权的最后火花：年迈的让-保尔·马拉，行政会议中一贯最激进的议员，在1809年和自己的老友罗伯斯庇尔决裂。让-保尔·马拉宣称理性并不是作恶的理由，只要稍有良知就应当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傲慢地审判人民。马拉在政坛中没有盟友，保守派看重的是恢复往昔的秩序，而不是真正聆听人民的声音，而罗伯斯庇尔早已彻底倒向绝对理性派一方，为王朝启蒙主义摇旗呐喊。1809年，年迈的奥尔良亲王病逝，誉满天下的拉法耶特侯爵莫蒂勒出任总理（首席大臣），罗伯斯庇尔则出任司法大臣，并操刀通过了被称为“反虔信主义法”的《行政会议进步宣誓法案》，要求行政会议议员宣誓永远效忠国王、与激进虔信主义划清界限。马拉拒绝宣誓，罗伯斯庇尔因此将他多年的老友逐出了行政会议。
马拉在1810年郁郁而终，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敢多言的保守派，在他死后将马拉传颂成法兰西的良心，一个虔诚、礼敬上帝、热爱人民并愿意建立传统美德纽带的人。马拉死后，启蒙主义者中真正主张激进的人民主权的人几乎实施，卢梭成为法国哲学界的笑柄，年轻气盛的哲学家、行政会议的秘书弗朗索瓦·基佐声名鹊起的论文《与理性，而非与氓众缔约》，就是公开嘲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基佐成为行政会议秘书后，又撰文《论人类无知与愚昧的起源与基础》，被视作是对《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的回应。荷兰被视为一个例外，想要维持持久的经济进步和发展，巴黎经济学派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愚民不能拥有主权，主权必须属于理性的君王。
但保守派仍然可以构成麻烦，而且虔信主义者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更加激进。在扩大行政开支和增加官僚的招聘同时，巴黎不得不承认，保守派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路易十六希望能够制定一部宪法，并且将行政会议的选举制度化，这就必须和保守派合作。拉法耶特不擅长政治上的周旋妥协，在1813年疲惫地宣布辞职，而保守派则不能接受丹东或罗伯斯庇尔这样的理性启蒙派出任总理。另一方面，行政会议的商人和启蒙主义者又不能接受保守派上位。作为妥协的人选，外交大臣安托万·拉瓦锡伯爵出任法国总理大臣——他是一个观点持中的人，和王朝关系密切，同时作为一个化学学者，充分体现了启蒙主义和理性精神。
拉瓦锡伯爵是法国的门面，是这个经济蓬勃发展、技术不断进步的世界第一强国所展现出的面貌——谦逊、求知、体面又理性的总理。但拉瓦锡伯爵的政府实际上由驷马拉车组成：瓦罗佩尔公爵的继承者、聪明的权力动物、外交大臣塔列朗伯爵；激进的启蒙理性主义者、财政大臣罗伯斯庇尔男爵；浪漫的保守派、一面讴歌理性一面呼唤浪漫主义、同时对王室存在超乎理性的感情的司法大臣夏多布里昂侯爵；以及和宗教势力联系密切、固执的保守派新星内政大臣让-巴佩蒂斯克·马蒂尼亚克伯爵。而以反对卢梭文明的弗朗索瓦·基佐则出任总理秘书官，成为内阁的协调者。
经过漫长的争论，尤其是1815年庇护七世恰到好处地逝世和相对更有道德感召力的教宗英诺森十四世的加冕，终于让保守派和启蒙派达成了相应的妥协。1816年2月，路易十六正式颁布了《法兰西宪典》，并以“理性、进步的精神，在君主的绝对权威授权下，使其为法兰西根本之法律。”法兰西宪典制度化了行政会议的选举，允许以地区为基础，以财产、土地和学历作为门槛，经内政部审核候选人名单以确认候选人得以“理性地进行利益代表”后，以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行政会议的300名议员，以君主钦定的方式再产生150名议员，以行业代表选举的方式产生150名议员，计600名议员，享有立法和修订财政预算案的权力。又授权建立了法兰西国民咨政会，六年一选，拥有一定土地或财产的人进行直接选举，产生200名议员，拥有批准开征新税的权力，和对政策的建议权。后者实际上是对土地贵族的妥协——让他们得以在财政议题上获得补贴。由首席大臣，称法兰西总理大臣，主持法兰西政府，由国王任命、对国王和行政会议负责。
1816年举行了第一次行政会议并国民咨政会选举，在行政会议中，温和保守派、商界和理性启蒙主义者取得巨大胜利，而在国民咨政会中，则由保守贵族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同情虔信主义的教士也为数不少。
拉瓦锡内阁庆祝这一胜利，1817年财政部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来强化法兰西银行的央行只职能，使法兰西央行不直接对财政部，而对行政会议负责，以强化行政会议的信誉——此时欧洲大陆的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已经和18世纪产生了倒置，只有国家债券能够不对全体国民负责、或不对代表全体国民的代议制度负责，才能赢得对其不会违约的信任。这一法令使得法兰西的银行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保守派贵族得以通过年金体制来获得稳定的收入，而拉瓦锡内阁努力通过的几个社会开支法案，则在一定程度上救济了民众——或者说，救济了陷入贫困的下级贵族。
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被缓和，在巴黎北部的工业地带，虔信主义者的影响无处不在。法国的教会立于虔信主义者、教廷和巴黎之间，并没有完全倒向虔信主义，却又以此为潜在的威胁，让法国政府无法削弱教会的力量。夏尔·波斯狄拉克大主教巧妙地通过虔信主义的威胁挫败了罗伯斯庇尔试图获得教会财富的努力。而在法国的农村，不满仍然蔓延。
可法兰西无可置疑地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煤、铁、纺织、制糖、五金、木材工艺、船运、金融……法兰西的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北美的小麦、羊毛、木材；埃及、印度和弗吉尼亚的棉花；印度的烟草、茶叶、黄金、象牙……原材料在地球上滚滚流动，财富进入巴黎，巴黎和沿海商业城市的人口迅速膨胀，一个富有而自信的阶层支配着这个国家的巨大权力，职业技术人员，如医生、律师、职业经理人、会计、官僚提供了让知识分子不断上升的渠道。“欧陆稳定器”仍然控制着欧陆的稳定，虔信主义者仍然不能威胁巴黎的王座，俄罗斯有心而无力，英国陷入了自我毁灭，奥地利满足于现状，西班牙是同一王朝的盟友，浪漫的保守派拥戴君主，理性的启蒙主义者是法兰西进步的称颂家。
这是法兰西的黄金时代！财富永远流动，进步绝不停息，增长永无止境，理性指导着骄傲的巴黎。1819年6月30日，法兰西伟大的国王，“哲人君主”路易十六驾崩，享年65岁，其子路易继承王位，是为路易十七，他自信地宣誓，“以上帝之名、为法兰西理性、进步与繁荣，朕，加冕为法兰西国王”，踏上了黄金铺就的又一个新时代。77岁的拉瓦锡伯爵年事已高，法兰西现在的内阁也并非没有内在矛盾。但这完全不要紧——因为法国的发展已经不可能走上其他的轨道，波旁王朝君臣一心，向着最美妙的未来前行！
效果：开放法兰西王国，玩家扮演君主路易十七。

【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天】
“可惜的是，德意志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
在西班牙满心想着转向，而法国与俄罗斯为了近东的霸权拼得你死我活时，弗兰茨二世皇帝的重心永远放在内政上。1807年初的市民与农民大会见证了虔信主义在哈布斯堡领地的洪水，维也纳宫廷急需一道堤坝来限制虔信主义的影响力。在外莱塔尼亚地区的农业补贴和曾经的解放农奴运动成功保证了匈牙利农民的忠诚，但内莱塔尼亚的情况完全不同。利奥波德二世的改革之后，内莱塔尼亚的人身束缚和限制经济发展的法令几乎被全部废除，奥地利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德意志-莱茵兰关税协定后，通过多瑙河和莱茵河的河运，和法兰克福等地的商人与皇帝之间的传统关系，内莱塔尼亚的手工业、轻工业和矿业有了长足发展，维也纳、布拉格等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从海外输入的廉价粮食也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在让内莱塔尼亚的市民、商人和新贵族分享财富的同时，却也激怒了内莱塔尼亚的农民。农民与市民大会中请愿要求限制犹太商人的投机行为、对内莱塔尼亚的农业进行保护、提高粮食售价或者限制城市扩张的声音比比皆是。
财政大臣霍尔格特和内政大臣施塔迪翁仍然对扩大开支来改善内莱塔尼亚农民的处境兴趣缺缺，但哈布斯堡家族有依靠天主教的神圣性团结人民的传统，弗兰茨二世在对虔信主义问题的立场上也相对摇摆，并不希望真得将他们赶尽杀绝。1809年4月，弗兰茨二世颁布敕令，宣言自己是一位天主教君主，试图安抚奥地利的虔信主义者，并通过宗教慈善工作来改善教会的形象。也许是为了战略利益，又也许是为了让波西米亚等地的工业化能够和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内部的经济产生密切联系，1812年维也纳和华沙达成了以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和一部分西里西亚交换萨克森领地的协议，矿业发达、资源丰富的波西米亚为西里西亚、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三个轻工业中心所围绕，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及相对均衡的经济增长缓和了波西米亚的焦虑与不满，波西米亚的新教传统也让更多人接受进入城市工作，而不是转向保守的地主和教会。
奥地利物产丰富，但没有庞大的殖民地，其识字率也比西欧的国家更低，这让奥地利正好介于欧洲发展的两个极端中心。一边是新反动主义的俄罗斯帝国，一边是快步奔向繁荣的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奥地利内部的经济流通超过其对外的经济流动，农产品、手工制品、奢侈品、纺织品和矿石的内部交易让帝国的人口流动始终是缓和的。荷兰经济学派认为外莱塔尼亚的农业补贴和分散的土地产权会导致大匈牙利经济增长的停滞——但美泉宫似乎满足于外莱塔尼亚强势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内部“出口”。内莱塔尼亚对匈牙利廉价粮食作物不满，可至少这是帝国体系内的作物，而不是殖民地或国外的粮食。农业补贴固然让内莱塔尼亚的农民感到不满，可是内莱塔尼亚掌握话语权的却是新兴的市民阶层。德意志其他地区的状况让新兴的市民和知识分子开始强调哈布斯堡的大帝国作为一个“缓冲器”的重要意义，人们开始称赞哈布斯堡帝国的多元一体、称赞哈布斯堡帝国体系内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的“联姻工程”，这一工程最早始于1801年弗兰茨二世缔结的城市“对子”，用升迁考核等方式避免地区间发展过度不均衡的现象。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一个蓄水池。哈布斯堡帝国的浪漫主义体现为对这种帝国的想象，而不是对德意志的期待，而理性启蒙主义者认为民族概念就和虔信主义者追寻的上帝一样虚妄。内莱塔尼亚的农民信奉虔信主义，但好在虔信主义和德意志浪漫主义并没有结合。海尔斯堡公爵失势后，新任帝国宰相、原掌玺大臣路德维希·冯·卡尔罗夫侯爵仍然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相信特蕾莎女王的改革就是极限。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哈布斯堡领地的大变动，而让施塔迪翁为首的改革派在经济领域日拱一卒。
法国和西班牙的农民骚乱让弗兰茨二世日益忧心，俄国的兵力也是奥地利东方沉重的压力，美泉宫尤其担心摩尔达维亚公国最终倒向俄罗斯。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收提升在行政改良后仍然存在结余，这笔钱是扩充军备还是对内莱塔尼亚的农业也进行一定补贴，激起了一系列争论。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将特兰西瓦尼亚公国赠予摩尔达维亚公国，摩尔达维亚公爵则向哈布斯堡的皇帝宣誓忠诚，并接受哈布斯堡家族对特兰西瓦尼亚领地一系列资源的优先所有权。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对奥地利帝国减免税收，而对俄罗斯帝国抬高了税收，这使得通过多瑙河下游的运输，匈牙利王国的经济也有所改善。1815年，皇帝得以强化行政机构在缩小了的匈牙利领地的直接管理，进一步推动了匈牙利保守派利用奥地利政协咨议会的平台构建全帝国范围内保守派桥梁的努力。霍尔格特侯爵感叹，谢天谢地，奥地利没有殖民地，使其农业补贴变得可行。
1818年6月，弗兰茨二世效法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在奥地利颁布了《国事宪章》，规定哈布斯堡各领地“永久性不得分割，并为哈布斯堡之永久领地”，而哈布斯堡皇帝“依奉政协咨议会与市民和农民大会之建议，谨慎执政”。皇帝执政依据“理性、信仰和仁爱的指引”，并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公正的民法和充满美德的传统”。市民与农民大会定为每八年召集一次，就财政和税收问题进行讨论。在扩大了进入奥地利政协咨议会的范围后，政协咨议会被授予了法律审议权，有权在法律颁布之前提出一次审议案，并交回由皇帝再次决定。进入19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时，奥地利帝国仍然光辉万丈。
但德意志就不一样了。哈布斯堡家族决定放弃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意义之后，德意志的邦国对大国而言甚至失去了拉拢的意义。德意志-莱茵兰贸易协定通过直接收买领主、骑士和主教们，在神圣罗马帝国得到通过，十五年来导致了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凋敝。内部的边界分割，传统的封建秩序，导致流动性是因为贸易的繁荣被强行提供，无数小邦国受到了致命的经济冲击，农民发现粮食价格下跌，导致他们无钱购买日用品，一两次灾害就可能导致土地的流转，贵族老爷们则只能增加租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莱茵、西德等地区有丰厚的行会传统，其手工业在数百年里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骄傲，现在却倒在了奥地利的原材料、矿业和制糖等行业，及荷兰高效率的轻工业下。传统行会的保护作用迅速丧失，他们多次进行请愿和呼吁，但没有邦君敢对奥地利和荷兰违约。西北德的行会在短短数年内陷入崩溃，经验丰富的匠人们沦落街头以乞讨为生，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整个西北德数百年经济的积累，很快却沦为产业上的不毛之地。荷兰的投资者和奥地利的贵族们开始投资这里的生产或土地，而本地人却发现，犹太人、自由市的奸诈商人，维也纳高高在上的贵族和荷兰的土豪们成为西北德的老爷，他们，和他们的封建领主，则逐渐沦为既没有尊严也没有未来的存在，在不安定中等待着命运的审判，挣扎于贫困、饥馑。耕种的技术迅速退步，许多农场被荒废，先进的金融流动方式进入西北德，让无数人因为债务问题失去了自己的不动产。无怪乎虔信主义在莱茵地区的蓬勃发展，无怪乎这里出现的是虔信主义最激进的一种形式，他们否定商业、否定工业、否定发展，某种程度上甚至否定自己的邦君，而渴望一种作为共同体团结在上帝之下的生活。
知识分子与有同焉，因为整个西北德的产业崩溃之后，以之为生的知识分子和职业阶层也开始在阶层上滑落。他们不再相信个人理性，将启蒙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这就让德意志浪漫主义在他们心头生根。他们相信歌德为首的一批浪漫主义诗人的叙事，神圣罗马帝国因其虔诚而神圣，而虔诚的德意志人拥有道德和感情的纽带，他们是一个共同体——不是什么虚幻的民族，而是被无耻的理性主义者和抛弃了他们自己安享富贵却忘记神的教诲的领主们出卖后，仍然坚信传统、坚守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为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而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他们的精神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远比那些堕落世俗的人更加高贵。
维也纳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梅特涅私下表示，西北德越是疯狂，奥地利的市民就越该知道自己应当拥护谁。外莱塔尼亚的贵族虽然嘴上保守，但看到在中德有兼并土地的机会时，却绝对不会放过。一批又一批的莱茵德意志人被赶入条件恶劣、工时超长而且缺乏保障的工场工作，而反正领主老爷们通过加税可以继续吸纳荷兰和奥地利的产品。1807、1811、1815、1817和1818年五次爆发马铃薯疫病，在西北德和中德意志地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饥荒，而领主为了维系生活不得不进一步增加租税，导致德意志地区的矛盾几乎像是坐在火药桶上一样。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罗马都表示了“同情”，只不过荷兰人只借不送，拿了救济粮就要去各种工场打工，劳动成本压低到极限；维也纳帮助的自然是落魄的骑士；而罗马，庇护七世教宗的“慈善机构”已经成为教廷仁爱的一个笑话，连带着巴登宫廷总管、庇护七世的亲信韦伯伯爵也在里面捞了个盆满钵圆。连续两年饥馑导致遍地饿殍，1819年秋天在科隆、特里尔等地都发生了民众试图抢夺教会财产的事件，基层神甫甚至对抗天主教廷加入到民众一方。在许多西北德的小邦和骑士领中，发生了农民以基督仁爱的旗号攻击领主，分其粮仓的现象，荷兰商人和奥地利贵族投资的工场或庄园也受到侵袭。1819年7月弗兰茨二世指示一支3万人的军队进入西北德协助领主进行镇压，对起义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审判和惩治——毕竟哈布斯堡的帝国的人身保护令不保护这些低贱的外国佬。到1819年底，在刺刀和枪炮的威胁下，起义被基本扑灭，但谁都很清楚，这不是火山的寂寥，而只是在等待下一次的喷发。值得一提的是，有数位小邦君和骑士在这次起义中同情了虔信主义，而弗兰茨二世以罗马会议的决议，剥夺了他们的统治权，扶持坚决反对虔信主义的继承人接替。梅特涅正在酝酿一个维也纳宣言，并希望得到荷兰和法国的支持，这一宣言将宣告，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任何向虔信主义屈服的邦君和骑士，将自动失去其对领地的一切权力——但很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不再享有皇帝的威权了。
效果：神圣罗马帝国（除奥地利领地）不满飙升、稳定度飙降、治安大幅下降、虔信主义、德意志新浪漫主义大规模传播、收入大幅下降、科技效率大幅下降、君主正统性大幅下降。
开放奥地利帝国，玩家扮演皇帝弗兰茨二世。
开放莱茵普法尔茨-巴登侯国，玩家扮演公爵路德维希七世。
开放黑森卡塞尔侯国，玩家扮演侯爵威廉九世。
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及自由市开放。

【不再稳定的稳定器】
“法兰西王国，应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友好约定，将不干涉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事物”——夏尔·德·塔列朗
瓦罗佩尔公爵所谓“欧陆稳定器”的设想存在三个结构性的困难。其一，法国因为在联合王国、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的利益而不得不被置于对抗俄国的前线，这消耗了法国的力量，并增加了西班牙和奥地利待价而沽的自由度；其二，西班牙王国正在全面转向美洲，这削弱了其在旧大陆投入精力的兴趣；其三，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了一个势力真空，但德意志-莱茵兰关税协定却使得法国不能充分享受这一庞大市场，而荷兰和奥地利得利更大。
维也纳、巴黎和圣彼得堡的宫廷陷入到不稳定的三角结构中，而神圣罗马帝国的变局却成为了一切的转折点。在西北德农民起义的高峰时期，1819年8月，一贯同情法国浪漫主义反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汉诺威公爵路易三世公开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联省共和国对“德意志”的盘剥。出身法国贵族的赫尔多特家族在汉诺威已历三代，并大量庇护从法国逃亡而来的马拉派启蒙主义者。正是其宫廷顾问，约瑟夫·福歇策划了路易三世的《抗辩书》。
《抗辩书》使得路易三世作为选帝侯（虽然现在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作为汉诺威公国的公爵和周边联署的126个自治城镇、骑士与男爵领地的代表，公开谴责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兰茨二世没有尽到帝国皇帝的本分，不再能够保护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等级，以及德意志的同胞。路易三世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一个月内召开帝国大会，商讨废除《德意志-莱茵兰关税协定》，并商讨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各等级、行会实施普遍的贸易和商业保护。
《抗辩书》刺激了诸多帝国等级和西北德的小邦。在中德意志地区，也有少数领主开始试图没收马扎尔贵族们购入的领地。维也纳和巴黎的相互误解达到了顶峰，维也纳宫廷认为一个法国出身的德意志诸侯公开挑战皇帝的权威，是法国终于开始试图解体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哈布斯堡的势力范围；凡尔赛宫则相信奥地利成功策动一个法国出身的贵族来推动神圣罗马帝国的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为了彻底夺取欧洲霸权，将法国限制在欧洲的西侧一隅。
塔列朗和梅特涅的代表在一个月内两次交换信件，但双方的态度却南辕北辙。在法国行政会议中，曾经接近马拉派但最终被理性启蒙主义者吸纳的那些议员们找到了抒发他们情感抱负的场所，他们呼吁协助路易三世和西北德的诸侯们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莱茵兰关税协定，为法国商品打开属于中欧的市场。拉瓦锡担心这会加剧虔信主义的潮流，并引发稳定器的彻底崩溃，从而不利于法国的远东布局。出身斯特拉斯堡的行政会议议员弗朗索瓦·米永则强调称法国最大的危机在于印度大陆上印度斯坦帝国的压力，而奥地利对解决这一困扰毫无帮助。
维也纳对西北德发生的一切盛怒不已，但国内政治的现实要求他们首先保护马扎尔贵族的利益。1819年10月，一支由卡尔大公率领的军队进驻中南德地区，以弹压试图剥夺马扎尔贵族土地的诸侯。这促成了路易三世的进一步行动。1819年11月6日，汉诺威公爵、萨克森-哥堡-科达公爵、梅克伦堡公爵、奥尔登堡侯爵及诸多西北德小诸侯在汉诺威相会，宣告成立“德意志自由邦国同盟”，宣言解禁一切思想罪行，允许虔信主义和激进民权主义者的活动，废除《德意志-莱茵兰关税协定》，组建公民军，实施保护主义关税，并罢黜弗兰茨二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位。这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激起了风起云涌的波澜，这具老朽的尸体终于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1819年12月10日，梅特涅正式援引法奥协约，要求法国协助镇压“虔信主义动乱”。无论是出于担心国内观点的分裂，还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外交策略，塔列朗最终宣布法国中立，并暗示称“凡尔赛宫将保护希望寻求保护的邦国君主”。美泉宫和凡尔赛宫互相指责背信弃义，弗朗索瓦·米永和卡尔罗夫都呼吁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神圣罗马帝国六十年的和平宣告终结了。
效果：
法兰西王国、奥地利帝国、联省共和国额外获得2点行动力，用于处理神罗危机。当前法兰西王国对神罗危机介入度为低，可投入4点行动力处理神罗危机；奥地利帝国对神罗危机介入度为低，可投入4点行动力处理神罗危机。增加介入度可能产生意料外的后果。
当前德意志自由邦国同盟成员：汉诺威公国、萨克森-哥堡-科达公国、梅克伦堡公国、奥尔登堡侯国、不莱梅公国、布伦瑞克公国。
德意志诸侯玩家开局可选择是否加入德意志自由邦国同盟。

【为了沙皇】
“西方虚幻的思想，不过只是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只有仁慈、光辉的沙皇陛下，才能用灵魂的纽带团结整个国家。” ——卡尔·涅谢尔罗迭
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灰飞烟灭，俄罗斯无法融入欧陆稳定器中，他们甚至被视为欧洲秩序的破坏者，而不被当下的欧洲所兼容和吸纳。在奥斯曼和法国战争，以及与荷兰商业利益的摩擦，终于让康斯坦丁一世将俄罗斯帝国带回到最保守、最黑暗的年代。新反动主义在俄罗斯崛起，同时带来的是所谓斯拉夫文化的复兴，和对一切说西欧语言的“西化贵族”的排斥。康斯坦丁一世公开宣言，俄罗斯有自己的信仰、灵魂，用封建但真诚的纽带团结整个国家的人民，而不会踏上法西奥等国的道路。
行政体制被改变，1785年叶卡捷琳娜一世推动的行政改革转变了方向，沙皇仍然通过控制警察机构作为绝对君主存在，但忠于沙皇的贵族将在地方上享有更强的权力。通过对东正教牺牲精神的强调，通过重新利用村社制度强化贵族对地方的控制力，康斯坦丁一世重新与保守贵族缔结了封建契约，以他们在地方的权力换取无条件的忠诚。一种通过贵族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村社而实践的新农奴制绝非没有在俄罗斯造成冲击，但俄罗斯庞大的土地和极高的文盲率使得这种冲击不会像西欧一样严峻。有零星的农民起义出现，但更普遍的现象是在贵族主导的村社影响，和对传统、安全与信仰的保证下，农民们唱着圣歌，歌颂那个终于说俄语而不是德语或者法语的沙皇父亲。
俄罗斯文化界兴起了一股斯拉夫化的潮流，从东正教传统中提取能够让人振奋的精神，取代了原本流行的文学方式。康斯坦丁一世身边不再是荷兰和法国顾问的声音，而是虔诚的东正教神父。民间一直有声音认为康斯坦丁一世堪称是一位圣人，但谦逊而敬神的康斯坦丁又怎么能接受这种说法呢？在海峡和法国人打成平手之后，俄罗斯宫廷被反法疑荷的保守派占据，费奥多瓦·罗斯托普钦公爵出任首席大臣，在伊里奇·帕宁的支持下改变了俄罗斯长年以来的外交政策。农业枢密大臣阿列克谢·阿列科切耶夫开始对荷兰在乌克兰的农场庄园动手，试图以贵族能够控制的村社制度，来对抗荷兰人的经营。通过东正教神父的影响，贵族们宣称村社能够给农民带来更公平更体面的分配方式，结果是荷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恶。只有稳重的罗斯托普钦公爵拒绝和荷兰彻底翻脸的情形，才拯救了已经摇摇欲坠的贸易同盟。通过增加农业税和其他类型的捐金，康斯坦丁一世认为俄罗斯可以不需要荷兰的资金，也能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
新反动主义的俄罗斯带来了保守的结果，而新柏拉图主义者艾莱利·范·斯布拉特则在俄罗斯帝国的宫廷成为康斯坦丁一世“德性政治”的鼓吹手。康斯坦丁一世聆听俄罗斯的人民，与俄罗斯的土地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那些西方导致一出出人间悲剧的邪恶思想的代言人。改革派完全被清除出政坛，1814年康斯坦丁一世降下敕令，一改彼得罗夫和斯佩兰斯基等人曾经的改革思路，重用东正教会，以东正教会和斯拉夫文化为中心，支持东正教会的基层组织在俄罗斯推广基础教育，从而让新反动主义的思想在俄罗斯土地上生根发芽。1817年，康斯坦丁一世移驾莫斯科，同时开始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帝国内部的商业流动——乌拉尔的铁矿开采由国家特许，一系列小生产也是由东正教斯拉夫人自己完成，而贸易同盟和荷兰商人进一步受到限制。阿姆斯特丹无法通过顾问和曾经的改革派网络来说服康斯坦丁一世的固执，为了保护“极易受到商业和不平等摧残的农民”，康斯坦丁一世极其谨慎地限制土地的流动、村社的对外经营，甚至剥夺荷兰商人对乌克兰农场的直接管理权，而由地方贵族和“村社”和荷兰商人议价。这削弱了俄罗斯与荷兰的商业纽带，却让东正教徒、农民和贵族称赞沙皇为圣君。
康斯坦丁一世维持这一只超过40万人的常备军队，而这只军队的补给和维护费用却远比西方低廉。康斯坦丁一世得到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称赞，甚至某种程度上得到虔信主义者的同情，俄罗斯和希腊在应对奥斯曼政权的问题上立场也确有可以共鸣的微妙之处。1813年康斯坦丁一世健康的合法继承人康斯坦丁王子出生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都为其祈祷。只不过，一个憎恨西方的、狂热的俄罗斯帝国，却被牢牢堵在各个出海口中，甚至丹麦王国试图使俄国在丹麦的驻军撤离。在和荷兰关系恶化后，俄罗斯的海军力量有所衰退，维持在丹麦的驻军对俄国来说至关重要。俄国能维系这只驻军么？俄国有办法突破奥地利和法兰西的封锁，而让整个欧洲颤抖吗？
效果：
开放俄罗斯帝国，玩家扮演沙皇康斯坦丁一世。

【滴水的堤坝】
“从波美拉尼亚到黑海，这道堤坝将防止野蛮的刺刀落在文明的土地上。”
——路德维希·冯·卡尔罗夫
自从俄罗斯为了施压而向西线调动大军威慑奥地利开始，维也纳就一直考虑如何在东欧建立一个隔离墙，好让自己不用日夜为了俄罗斯帝国的威胁寝食难安。在东欧有三个国家将奥地利和俄罗斯隔开，分别是萨克森-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摩尔达维亚公国和保加利亚大公国，可联合王国既有东进的可能，又有西向的可能，萨克森和波兰之间的西里西亚显然是个诱饵，而摩尔达维亚公国面对俄国的压力又太过孱弱，很有可能在俄罗斯恩威并施之下被拉拢。
1810年，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出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开始主持维也纳的外交政策，他提出的“东欧防疫带”计划得到了弗兰茨二世的首肯，虽然招致匈牙利贵族的腹诽，却被帝国的外交官僚忠实地执行。俄罗斯和荷兰关系的恶化让弗兰茨·奥古斯特四世和他的顾问们看到了取代俄罗斯成为荷兰贸易伙伴的机会。于是顺理成章地有了换地协议，不仅使联合王国全据波罗的海南岸夙愿得偿，而且几乎消弭和联合王国和奥地利的一切矛盾。1814年将特兰西瓦尼亚赠予摩尔达维亚则不仅换来了摩尔达维亚公爵的臣服，更是让新生的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事实上成为奥地利的势力范围。维也纳相信自己高枕无忧，但这道防疫线真的能够挡住俄罗斯帝国的压力吗？
广义的防疫线国家其实还应当包括北欧两国，考虑到俄罗斯在丹麦的驻军，情况就更是如此。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驾崩后，长期摄政的弗雷德雷克六世加冕为丹麦国王，在丹麦自由主义的原则下继续深化和荷兰贸易同盟的合作。丹麦的饼干、食品加工业和精品农业在贸易同盟分工的帮助下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弗雷德雷克六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南方的野心。1818年弗雷德雷克六世下令封锁南方边境，不许涌入两公国的饥民北上日德兰半岛，似乎已经说明了这个自安其富的小国现在的态度。丹麦并不想介入外交争端，但俄罗斯帝国在丹麦有一支数万人的驻军，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舰队也停泊在丹麦的港口，而丹麦还要负担俄罗斯的军费。1771年俄罗斯帮助丹麦从瑞典的侵略战争中存活下来，但是五十年过去，在贸易同盟的润滑下，丹麦和瑞典早已和解，而随着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日益恶化，俄罗斯驻军在丹麦的存在也变得日益危险起来。俄罗斯驻丹麦军主将谢湎尔采·沙里耶维奇中将是康斯坦丁一世身边新近崛起的保守派，他不断寻求将俄罗斯驻军的基地接近哥本哈根，并且将丹麦看作是伟大俄罗斯的战利品，已经让弗雷德雷克六世君臣忍无可忍。外交大臣马格努特·莱松斯子爵多次交涉希望俄国撤回驻军，却均如泥牛入海，再无下文。
瑞典则是俄荷交恶的另一个赢家。自从俄罗斯表现出怀疑和排斥荷兰的倾向，瑞典的发展就进一步走上了快车道。芬兰的木材业、造纸业；瑞典特罗尔海坦工业园区的精品加工业都称为荷兰斥巨资支持的对象，而因为荷兰和贸易同盟的影响，在瑞典多年占据上风的和平主义者再次提出了“武装中立”的概念，希望强化瑞典的国防力量，以避免俄罗斯帝国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对瑞典的安全造成威胁。外交大臣卡尔·瓦尔施德内仍然坚持波罗的海的军事合作和瑞典与俄国之间的和平，但是陆军元帅瓦洛斯·绍比侯爵和陆军大臣莱德洛·马格努斯伯爵已经合作提出了一份让陆军更加现代化的方案，包括购置更多的火炮、将农兵制度转型为职业军制度等。
当然，承担俄罗斯帝国最大军事压力的，始终是波兰-立陶宛-波美拉尼亚联合王国。弗兰茨·奥古斯特四世放弃了萨克森选侯的称号，多了波美拉尼亚公爵的头衔，随后将在奥地利治下已然发展成一系列贸易城市的波美拉尼亚整合进联合王国的领土。1815年，联合王国新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出身波美拉尼亚的弗里德里希·冯·维利尔伯格伯爵与贸易同盟签署了《尼德兰贸易同盟-联合王国全面合作协定》，使联合王国被整合入贸易同盟的原材料网络中。短短两年里，联省共和国从俄国进口的粮食减少了30%，转而以联合王国的王室农场产品作为替代。
王室农场作为联合王国奠定初期就被推广的制度，在波兰的土地上体现出别样的生机。但随着时间推移，王室对王室农场的实际控制能力渐趋衰弱，王室农场总监伊兹拉米尔·卡纳多齐纵有手腕，也只能感叹王室农场的管理人员在运作中逐渐“世袭化”的倾向。由于王室农场鼓励的是小农之间的互助和整合，而不是基于理性化原则的大农场运营，这种“世袭化”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在华沙，争论因而频繁生出：联合王国无法正式加入贸易同盟，因为其内陆的农业生产体制与贸易同盟对商会的要求格格不入，而且王室农场体制其实也使得几乎没有多少过剩农业人口进入手工业和加工业领域。强势的土地贵族同样不希望看到当前的经济经营模式发生改变，他们反而以法西奥等国都订立了宪法文件为理由，施压弗兰茨·奥古斯特四世尽快颁布同样性质的文献，并将王室农场体制的模式固定下来。这种观点在华沙的宫廷引发了激烈争论，财政委员会主任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一贯关注波兰的进步和现代化，他希望贸易同盟的进入能够成为联合王国经济理性化的契机，而改变实际上已经被地方贵族逐渐劫持的王室农场制度，释放更多劳动力投入农产品加工和其他行业。但内政委员会主任，年迈的路德维克·蒂希基维茨反对利用贸易同盟和俄国对峙的姿态，而现任王室委员会主任卡其米尔·萨米德雷斯基侯爵出身温和保守派的波兰大贵族，他强调王室农场制度是联合王国的根本制度，也是联合王国七十年政治稳定的根本，也使得联合王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免疫虔信主义的侵扰。王室农场还有利于在战时动员兵员，这在俄国威胁扩大的背景下也是难得的优势。年迈的弗兰茨·奥古斯特四世对此难下决心。法国在联合王国有象征性的驻军以展示保卫盟友的决心——可俄国的军事压力实在太过可怖。
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公国面对的是同样的压力。在1808年，因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压力，弗拉德三世·采佩什几乎要被俄国拉拢过去。但因为弗拉德三世的贸易组织“夜行马车”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联系，弗拉德三世·采佩什的中立立场坚持到了奥地利提出调停。此事之后，梅特涅加紧运筹防疫线计划，最终将特兰西瓦尼亚这份大礼送给了弗拉德三世·采佩什。公爵不可能拒绝这样的大礼，他在维也纳向哈布斯堡的皇帝宣誓忠诚，成为了特兰西瓦尼亚公爵，同时在接受奥地利驻军和于特兰西瓦尼亚享有若干特定权利的基础上，将特兰西瓦尼亚整合进自己的领地。奥地利的先进行政技术让特兰西瓦尼亚有着更好的经济发展和更平等的土地分配结构，而摩尔达维亚的农村仍然陷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大型地主-贵族的掌控。1817年弗拉德四世在雅西继位，他面对着这个一半富裕、一半贫穷的国家，和东方虎视眈眈的俄国，也只能庆幸还有父亲留下的“眷属”，一些属于吸血鬼公爵的、忠诚、能干而俊美的年轻贵族可以利用。
保加利亚大公国相对压力更大。路德维希二世，这个出身绍姆堡-利柏王朝的德意志贵族统治着这个依靠补贴才有一些上层贵族和商人、行政人员讲德语的国家。在1806年的海峡博弈中，与维也纳、巴黎关系良好的精明外交大臣米哈伊尔·鲍里索夫成功虎口夺食，取得了马尔马拉海北岸，从而让保加利亚的商品出口不再一定要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但这也意味着保加利亚大公国被推上了对抗俄国的最前线，而且和希腊、奥斯曼都无法保持良好的关系。希腊的军事压力和奥斯曼的野心都使得保加利亚大公国要守住马尔马拉海北岸相当困难。1817年，路德维希二世前往美泉宫拜见了弗兰茨二世，得到了弗兰茨二世对保加利亚的安全承诺——然而，如果保加利亚遇到的威胁不是俄国，而是其他觊觎的力量，这道防波堤又该怎么办呢？
效果：
开放丹麦王国，玩家扮演国王弗雷德雷克六世。
开放瑞典王国，玩家扮演国王古斯塔夫五世。
开放联合王国，玩家扮演国王弗兰茨·奥古斯特四世。
开放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玩家扮演公爵弗拉德四世·采佩什。
开放保加利亚大公国，玩家扮演大公爵路德维希二世。
开放塞尔维亚公国，玩家扮演公爵约瑟夫一世。
开放阿尔巴尼亚公国，玩家扮演公爵穆罕穆德·阿里一世。

第一回合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