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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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太太写自传（译者按：即《一个女人的自传》，传记文学丛刊之七——《杂记赵家》第一卷），写到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尚未开始连贯撰写我的早年生活，只有一些散乱而难于辨认的记载和1906年后的逐日日记。所以后来她决定以《一个去国回国的人》（见《一个女人的自传》第三十四章——译者按：实为第三十三章）为标题，为我写了一篇传记。不错，她写的是我，可是，她只写了短短的四页，总还有许多事情值得一提，最好由我从头说起。下面便是我的自传。
<<关于我的姓和名>>
     我家姓赵，我是宋朝（960—1279）始祖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孙，名叫元任，“元”字是排行，堂兄弟名字的首字都是“元”，“任”是我自己的本名。中国人的姓，比较说起来不算多，要是二音名字（译者按：指英文名）用一个第一字母简写，结果将极为混淆不清，如Y．Chao，八亿人口中约有七十万人的姓名可以写作Y．Chao，要是YuenRen（元任）两字分开，（像外国人的姓名）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混淆的程度便可减少二十六倍，在八亿人中只有两万七千人同名。因此在美国的华人通常将二音名字分开，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我被人们称为“元”，而非“元任”，就是这么来的，惟我太太在第三卷中仍称我为“元任”。

我后来就留心听听，听他们到底有没有成心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前前后后的总听了有不少次吧。因为我祖父虽然不喜欢用刑罚，可是他也做了不少时候儿的官，在冀州也做过两任，所以我听打板子的机会的确是不少，可是我听来听去听他们没有一回数错了的，也没有一回数漏了的。后来我告送他们大人们说我听得出来打板子的并没有乱数乱叫，可是他们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还有一样儿我做了许多回可是记不清哪一回的事情，就是天亮起来看太阳——有时候儿天不亮就起来了。我也不记得是怎么起头儿的。睡睡睡够了就一人儿轻轻儿起来到院子里玩儿了。我那时候儿很小，可是我很小就会自个儿穿衣裳，所以一点儿也不用大人照应。早晨看早霞，觉着好像比晚霞还好看。其实晚霞多半儿比早霞的颜色还浓一点儿，可是我当时觉着早晨的天更好看。看着太阳一点儿一点儿的现出来。我就眼睛盯着那么看，看到眼睛都花了。后来大人知道了说：“你不能对着太阳那么看，回头会把眼睛看瞎了的！”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眼睛一点儿也没坏。后来过了好几年，大概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儿，害过两年的眼睛（大概是沙眼），不过也许是从别人过来的，不一定是看太阳看的吧？
     后来不记得谁给了我一个三寸来大的一面放大镜。有了这个玩意儿天亮看早霞看太阳就更有的玩儿了。玩儿了不久也没人教我，也没人告送我，我就找出了好几种法子来玩儿。比方拿放大镜看远东西就糊涂，可是把他拿的离眼睛远一点儿，东西就变成了倒的了，房子咧、云彩咧、树咧、人咧，什么都是倒的，并且都小得好玩儿。后来我又会拿一张报纸搁得放大镜底下，那么那些东西的倒影子就都现得报纸上了。这里头有一样儿不是我自个儿试出来的，大概是跟吕爷学来的。因为吕爷抽旱烟④。从前洋取灯儿⑤少，抽烟的身上总带着打火石跟纸，用一个铁东西打出火星儿来取火。可是有时候儿吕爷就用个放大镜把太阳的影子照得纸上，那纸就着起火来了。我学会了这个玩儿法就到处烧东西玩儿。幸亏没烧了什么要紧的东西或是闯了什么祸。还有一样儿真是运气的事情，就是我拿着那个放大镜照东西看正的看倒的，不知道怎么没拿他对着太阳看太阳在眼面前倒过来。要是那样儿一试的话，没准儿会把个眼睛烧瞎了也说不定呐。也许因为我已经对着灯光或是别的亮东西试过，已经觉着亮的不得了，所以不敢再对着太阳那么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差不多玩儿放大镜的那阵我又试出一种看东西玩儿的法子。北边房子的墙上不是多半儿用花纸糊的各种花样儿吗？我在离墙三四尺的地方儿老看着那些花样儿，看久了不望近看望远看，忽然那些花样儿一分一合变成了又远又大的花样儿了。又有时候儿眼睛往近里看，那些花样儿又一分一合变成了离墙只一半儿远的小花样儿临空那一层飘着了。按光学上说起来，这是眼睛望两边儿分或是眼睛望里做对眼儿就会看成这种一层一层的花样儿。不过当时我自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喜欢这么玩儿就是了。可是好几年以后，回到常州我大叔从哪儿带了些重目镜的画片儿来给大家看。他们抢着用那副双镜头看，我就会不用东西，拿着照片儿把眼睛望两边儿一分就看成起鼓的了。
     又有一样儿我小时候儿常干可是又不记得哪一回的事情，就是喜欢看雷雨。我哥哥姐姐他们比我大，听了打雷都有点儿害怕，可是我不光是不害怕，还喜欢看打闪听打雷，要是下大雨那更好。院子里有一点儿湿，我就盼望着那水快点儿积起来，到满院子都是水看不见地就好玩儿了。那时候儿北边的房檐子也不大用隔漏的。所以一下起雨来，解房顶儿上一排一排的瓦就流出一长条儿一长条儿的水下来，到了地下就打出一个圆圈儿套一个圆圈儿的水波浪儿来。要是晚上下大雨自然就没得这些看的，可是我小时候儿就喜欢睡得被窝儿里听外头打雷下雨。因为北边的夏天不算顶热，碰到下雨的时候儿晚上还盖得住被。我每次总觉着外头越是又湿又凉，我在被窝儿里就睡的又干又暖和。所以看太阳听雷雨都是我一小儿常干常爱干的事儿。


二、我的家跟我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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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半天小时候儿东一片儿西一段儿的回忆，有的是一景一景的不动的景致，有的是一幕一幕的有点儿变动的事情，有的是常常儿有过好些回的事儿——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接不起头儿来的。除了我生在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那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还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看月蚀——那是人家新近才给我查出来的——别的事情不管是哪件是什么年月日都说不上来，连谁先谁后有的也弄不清了。可是有一样儿能帮我分得出先后的，就是我小时候儿老搬家，祖父在哪儿做事家就搬到哪儿。这些地方儿的先后我都记得，那么在哪儿的事情就记得是什么时候儿的了。可是还没讲我住过的家在哪儿在哪儿，我得先说说我们一家子都有些谁。
     我一小儿跟着祖父跟父母，还有哥哥姊姊，这么样儿一家子三代一块儿过的。我们算是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的人。（后来民国把阳湖武进合并了，我们就算武进人了。）祖父跟我们说话都说北边话，可是总带点儿南方口音，我们孩子们有时候儿就学他，他就假装儿生气对我们说：“哼！你敢ㄒ一ㄛ夷夷啊！”就是说“敢学爷爷啊”——因为我们都称他“爷爷”——可是他很少真骂我们的。
     祖母生了我父亲很早就死了。所以不只是我们孙子辈没见过祖母，连我父亲都不记得她了。
     祖父下来家里顶大的是我的伯父伯母。他们都死的早。我就记得伯父有时候儿喜欢跟我逗着玩儿。可是他不常住家里，因为多半儿都在别处儿做事，所以见的日子不多。伯母死的更早。我就光记得他装殓好了躺在床上那一景。他别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伯父母一房生了有两女一男。大姊比我大十岁，哥哥比我大六岁，二姊比我大四岁。因为我们总住得家里一块儿过一块儿玩儿，又因为他们的父母死的早，老跟着叔叔婶娘长大的，所以我跟他们就都像亲兄弟姊妹似的。
     我伯父跟父亲当间儿有一个姑母，嫁给了常熟杨家。他们都住得南边家乡。赶我讲到“我小时候儿说的话”的时候儿再说他们的事情。
     现在我把家里人的名字、号，跟我对他们的称呼说一说：我祖父的名字——我正要说“上字‘执’”，“下字‘诒’”——因为照老规矩，长辈的名号不能就这么说的，得分开了说上字是什么，下字是什么。可是现在这一辈年轻人都不管那一套了。你要是那么样儿说法，他们还不知道你在那儿干嘛呐。所以我就照新样子把家里人的名字都一个一个的直说出来吧，可是说的时候儿总还觉着在那儿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似的。
     那么现在再说回头——索性再说远一点儿回头吧！我们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宋朝，我们一辈是宋太祖下来的第三十一代，我们是德昭那一枝的后裔。到我六世祖欧北公，因为他做过许多事，到过许多地方，著过许多书，所以我们家里总拿他当个榜样。我们连他的名字“翼”——单音字的名字，说倒是许说——可是写“翼”字的时候儿，比方写“不翼而飞”，第二个字就得缺末笔写成这样：翼，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就不大管了。欧北公下来到他孙辈的老四是我的曾祖，名字是曾向，号叫朗甫，我后来回到常州住的房子就是曾祖下来三房同住的一所儿三进的大房子。这是后来的话了。那么我祖父的名字是执诒，号仲固，因为他排行第二，起号的时候儿常常儿用伯仲叔季当第一个字，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老大、老二、老三，还是老四了。祖母姓陈。除了他是常州陈家的，他的名字我们这一辈的人都不知道了。我伯父名字叫仪年，号棣威。伯母我们就光知道他姓史。他过去了以后，我伯父又续弦的姓左。这位第二个伯母我跟他住过好几年呐。这是后来回到南边去的事情了。我父亲的名字是衡——呃——也是年字排行，号叫君权。母亲姓冯，名字叫莱荪，这个我最记得，因为有时候儿人家送他扇子上的题款有名字在上头。大姊名字叫婉紃，二姊叫婉什么我可记不起来了。哥哥叫元成，号敬谋。我叫元任，号宣重。在小学中学时候儿同学们都是彼此叫号的，后来到外国念书的时候儿嫌罗唆就一直没用号。回了国以后，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儿，有人请客在知单上用了我的号——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查出来的，我就在上头当着送信人的面前在“赵宣重先生”几个字的底下签了一个“已故”。后来就没有人再管我叫宣重了，我的号不记得是谁起的。可是我记得我祖父给我又起了个号叫重远。这个号我老没用过，一直到了三十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在南京中央饭店住着，为着要躲客人，就把我的名字写了个“赵重远”。结果真的没人来找——一直到有一天吴稚晖老先生因为我要找他没找着，他找了来了。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儿——因为那些旅馆常常儿把客人的名字都登得黑板上——他一看就知道赵重远就是赵元任，因为论语上不是说“任重而道远”吗？


我们住的房子的样儿虽然记不清了，可是我老记得我们搬家上路的情形，因为我们差不多儿每年都搬一次家，不是吗？我已经讲过有一回动身前一晚上我妈先睡着了我就哭起来了。我们凡是快要上路的前几天大伙儿就忙着齐行李，捆箱子，装网篮，就是铺盖自然非得赶动身的那天才能打。我看看他们用人捆箱子打铺盖很好玩儿，就留心他们怎么捆的法子。到现在我捆东西打包的本事比我朋友们的本事好，有时候儿大铺子里专门打包裹的人都没我内行——除了他们比我的劲儿大。从常常儿齐行李上，我又养成了一种喜欢齐东西的脾气。一看见大人们齐行李了，我就归置我的那些小玩意儿了，归置好了就交给我母亲装得哪个箱子网篮里。后来弄惯了有时候儿连不是动身上路也常常儿归置东西。归置的时候儿总要一堆一堆的分这一种那一类。这样子又弄出个喜欢给样样儿东西归类的脾气。后来过了许多年我念哲学的时候儿想拿科学分类作我的论文题目，可是我的先生若伊思（JosiahRoyce）说这题目太干燥。后来若老师过去了，我就跟着协佛（H．M．Sheffer）教授做了一个方法论，里头讲连续性的一个题目。可是后来我见东西乱了还是喜欢齐，说事情的时候儿还是老爱说第一层怎么第二层怎么。这脾气难道都是从小时候儿常常儿上路得来的吗？
     从前上路真是件苦事情。可是我倒怪喜欢上路的——也许为着过久了把苦的都忘了只记得好玩儿的地方儿了吧？可是一样儿我顶怕的，就是坐得车里会碰脑袋。北边地方河流少，上路多半儿得起早坐骡车。那时候儿的车毂辘儿自然没有橡皮包着，都是铁的，还有一个一个的大钉儿。道儿又不平。所以走起来车左一歪右一晃，坐得里头的人的脑袋就右一碰左一撞。我记得有时候儿我碰的两边儿都是大包，赶走走摇晃惯了就知道顺着那车歪来歪去的就不会碰头了。
     我们回南边以前每次上路也就是在直隶省的中段儿那几处转转，可是因为骡车走的那么慢，就是一二百里地的路程也得走几天。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来打铺盖吃点心，赶天一亮就动身。天不黑就住店。因为天黑了怕地方不安静，所以总是亮着走，黑了歇。晌午找着了合适的地方了停下来打尖——打尖就是半路上停下来吃饭的意思。那些牲口自然也得喂啊。到晚半天儿住下店来，是一天顶舒服的时候儿。盘着腿坐了一天车，现在能伸伸腿走动走动，在炕上躺躺多么好受啊！还有我老记得的是在那些店里吃的摊黄菜②、家常饼、小米儿粥。这些东西其实比平常家里吃的饭菜粗多了，可是那时候儿我觉着他好吃的不得了。
     我们搬起家来，坐船的时候儿少，因为北边河道少，可是有两回坐船上路的时候儿我觉着更好玩儿。一上船看，净是——不对！他们不说上船，得说下船、上岸。因为岸高船低，你从岸上走到船上，那跳板是望下斜的。到后来有了大轮船比旁边儿的岸高，才起头儿说上船，可是还是说上岸，没有说下岸的。我刚才说一走到船上，看见样样儿都是好玩儿的。撑篙的撑篙，扯篷的扯篷，把舵的把舵。碰到顶风的时候儿或是往上水走的时候儿还得拉纤。拉纤顶好玩儿了。一排人在岸边儿上拉着走，后头一根儿长绳子把船绁着慢慢儿望前跟着来，有时候儿一头儿拉着还一头儿唱歌儿呐。
     我们住家的事情除了上书房念书我待会儿再说以外，我就记得过年过节跟害病。过年的事情我已经讲过了——不是我一年到头闹“老不过年”吗？过节么，顶大的是端午跟中秋了。可是我们小孩儿们什么节都要过，因为过节就甭上学了，并且还有过节的东西吃。清明吃什么我倒是不记得，也许没有一定的清明吃的东西。清明顶要紧的事情么，就是放风筝的最后一天。照规矩打年三十起头儿放风筝，一直可以放到清明，一共有一两个月的日子，过了清明就不许放了。到了那一天大家都拿风筝出去放的高高儿的，拿剪子把绳子一铰，就跟风筝说再见了。我喜欢放风筝喜欢迷了，晚上做梦都梦见放风筝。有时候儿放的风筝比我人还高——这是说真事情，不是说做梦——那么放了一季的风筝每次到了清明割线的时候儿，呼——！飞的又高又远，好玩儿是真好玩儿，可是看着老觉着舍不得，总像是怪可惜了儿的！


五月五端阳是纪念古时候儿屈原的，可是我们就记得吃粽子。家里上上下下的娘儿们儿都忙着包粽子：肉馅儿的，火腿的，我顶爱吃澄沙馅儿的。五月节是个大节，在南边还有赛龙船的。北边因为河少，所以不大赛船。
     七月半是鬼节。这是小节，有时候儿我们连学都不放，可是有茄饼吃。晚上顶好玩儿的是在院子里地上插香，好让那些鬼认得路走。这些说法大人们不太当真——半信不信的，所以插香那些事儿也都让我们小孩儿们干的，把一股一股的香点着了分开了一个儿一个儿的在砖地的缝儿里头插成各式各样儿的回文。晚上那些香看不清棍儿，只有上头的许多亮的红点儿，连起来就成好看的花样儿。那些长棍儿的香且点且不灭呐。我们总是等大人催了好几遍才肯上床去睡觉去。
    

八月半又是个大节，那是一定放学的。八月节么，家家儿吃月饼了。月饼家里不做，都是外边儿买的，枣泥馅儿的，澄沙馅儿的，也有咸馅儿的，可是澄沙的什么东西我总喜欢，我说的这么有滋味因为我现在还喜欢——连外国样儿的澄沙豌豆汤都喜欢喝。
     八月半晚上么，在院子里摆起桌子来供月亮。这些事儿也是留给我们孩子们半玩儿半当真的对月亮磕头，大人们都不大管的，我记得我哥哥最爱张罗这些事儿。
     九月九叫重阳节，又是个小节。大伙儿出去找高地方儿去“登高”。北边山少，所以总找个宝塔或是跑得城墙上头去玩儿去。吃的么，有重阳糕，我们总是家里做的。是一种松松儿的米粉做的糕。这也是我小时候儿顶爱吃的一种点心。九月节过完了，那就一直要到过年就有的大玩儿大吃了。这个我上头已经讲过，现在就不用重说了。
     我刚才说我小时候儿住得家里，除了念书跟过节过年时候儿放学，还记得常常儿害病。我一小儿身体不好，动不动就是伤风、发烧。我害过痢疾，小肠疝气；还有伤寒，喉痧害过没有，我就记不大清楚了。我总记得，发烧发的高的时候儿常常儿有个说不出来的病症。我一点儿不记得发烧头疼不头疼，只记得一闭眼睛就觉着自个儿的头像房子那么大似的，上下的牙咬在一块儿的时候儿觉着像咬着一块好像比磨子还大，也许有房子那么大的大石头在那儿转似的。赶转了几转转过来——大概要好几分钟吧——就觉着全世界轻松了一点儿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来转了。这种病症我有过好几次，可是大了以后就是发烧的时候儿也没有了。我后来讲给别人听他们都说没有过。我想不是没有过，是我解说的不够明白——我怕我现在还没解说明白到底那是怎么一个滋味。不是我说过，滋味是尝的，不是能解说的。
    

我害小肠疝气大概是我六岁的时候儿。我就光记得老肚子疼。我们家里多半儿是病了找中 医，可是碰到外科的病就找西 医了。那时候儿我们住保 定。我父亲带着我到天津去看大夫。那回上路是坐车呀，是坐什么，我一点儿不记得了。带着那样儿病动身，不像是能禁得起坐骡车里那么颠的，可是我又不记得坐什么船来着，就记得天津地方样样儿都新的很。

这是我第二次到天津——要是可以管头一次叫“到”的话，可是我这次才记得一点儿那地方。这是我第一次记得看见自行车儿。说到记得事情的话，一个人的记性真靠不住。我这回看了自行车儿过后啊，我老记得一个自行车儿拐弯儿的时候儿就像一张纸牌似的，一翻就翻到左边儿，一翻就翻到右边儿，老是一闪一闪的很快的那么变。后来好几年没看见自行车儿，我就老记着他是那么样儿拐弯儿的——一直回到南边在上海再看见自行车儿才看出来自行车儿拐弯儿跟别的车一样，是弯弯儿的慢慢儿的那么拐的。我还记得那么清楚，你瞧！给我看病的大夫是个西   洋 人，是什     么   国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怕得开刀。后来他给了我一种带子戴起来，戴了大概有两年的样子就那么好了。


我刚才说我管“吃”叫“雌”。凡是ㄓ，ㄔ，ㄕ，ㄖ起头儿的字我们小孩儿们都说ㄗ，ㄘ，ㄙ，ㄥ。他们都笑话我们“大舌头”，我爹也这么样儿说话，就是他们谁也不敢当着他面前笑。可是妈就一点儿不这么大舌头。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小，还没学会，还是因为常州话没这种声音。横是我记得大姊跟我最先学会，哥哥跟二姊比我们会的晚。
     我们说京话说的字眼儿咬不真的第二个来源是我们上辈说话都是常州话的底子。刚说的把ㄓ念成ㄗ，把ㄔ念成ㄘ什么的，一半儿是因为我们还小，一半儿也许因为除了妈妈以外别的大人也那么样儿说话。还有一样儿明明是南边口音的就是不分因、英，不分恩、鞥。照常州音念起来宾兵都念兵，根羹都念羹。在这个上头我想连我妈都分不大清楚，我们家里恐怕没人会分的。并且在一个字尾上，我们自己连听都听不出有什么不同来——这真是所谓叫说话“带尾子”的又一个讲法儿了！因为我自个儿并没觉出来我说的声音跟北京话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对于恩、鞥跟因、英的分别一直到很迟很迟，一直到我回了常州，到南京念了书，又回到北京，差不多儿十年过后，我才起头儿觉到我说的不对，才起头儿把所有的那一类的字重新学一道：一个人的心是ㄒ—ㄣ：天上的星星是ㄒ—ㄥ，做活的针是ㄓㄣ，做馒头就得拿蒸笼来ㄓㄥ，这么样儿一个字一个字得从头儿再认一遍，那已经是在我会了两三种江苏话以后的事情。可见得学一种新的话的时候儿你知道是得学一点儿是一点儿，可是要把你自己的话改正一点儿——尤其是要把先不分的字要分成不同的来，那可真费劲儿了。到今天我说话说急了的时候儿还有时候儿把因、英，恩、鞥说混了的呐。可是有一样儿我的口音跟京音不同的地方儿，一半儿是跟南边音，一半儿也是跟着保定、冀州那些地方的口音学来的，就是凡是ㄋ音碰到跟—、ㄩ拼起来的时候儿，就说成一种黏不哜的广音，像“你，女，年，娘”那类的字，我都念成了像法国话Compagnie的声音，不会用真正京音拿舌头尖儿发的n（ㄋ）音来说。这个我起头儿压根儿没觉出来有什么不同。还是到了十几岁时候儿才听出来改过的。
     还有第三个来源我说的话跟京话不全是一样的，就是有些所谓入声字在北边都分着归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了，可是哪些字归到哪儿，各处归的法子不一样。大半儿说起来，北京比别处归去声的多，别处比北京归上声的多。可是我家里大人说话除了眼面前的入声字儿，像一，六，七，八，十会京音以外，别的稍为冷一点儿的字就只会照常州音念入声，那么我们小孩儿们听得出那不是北边话，所以碰到四周围的用人啊，街上的人啊，他们说话的时候儿要是用到那些字，我们就跟着学来了。比方鲫鱼我小时候儿说几鱼，不必我说不比，会客室我说会客史。要是说蛐蛐儿那个虫子的名字我会说，可是你要问我蟋蟀两个字怎么念啊，那我就只会用常州音干脆把他念成入声的ㄙ—ㄙㄜ了。还有我小时候儿读书用南边音，说话用北边音，等我讲到我上学的时候儿再慢慢儿来讲。
     我小时候儿除了说不顶地道的京话以外，我喜欢听也喜欢学各地方儿的口音。保定话跟着周妈差不多儿学会了，就是不好意思说。我第一次学会了说一种别处的话不是常州话，是江苏常熟话。常熟是苏州以北江阴以东的一个县。那儿的话有些字别处人听起来觉得很怪。比方说：“叫他跑去拿一条鱼给他，”要是用常熟话说就变了：“ㄜㄛㄍㄅㄛㄎㄋㄨ—ㄜㄉ—ㄛ兀ㄅㄜㄍ。”可是多半儿的字没那么怪。懂苏州或是常州话的人听起常熟话来都不太难懂。我怎么还没会说我自己家乡音的常州话，倒先学起常熟话来呐？这是因为我五六岁的时候儿我的姑母解常熟回家来住了一阵，带了小孩儿跟女用人都说常熟话。我管姑母叫大寄爹，因为他还没嫁以前我们都认他作干娘，南边话都说“寄娘”。可是没出嫁的女人不能称娘，所以就管他叫寄爹了。那一次我的姑夫杨辛孟在南边没一块儿出来，我们背后就管他叫大奇娘，可是后来见了他不敢当面叫他大寄娘。（没想到过了好些年我的太太的侄女杨若宪小时候儿管他叫大干老子，赶大干老子嫁了，若宪叫管我叫大干娘了。他也是不敢当面叫，可是写信的时候儿写。）我的大寄爹说起北边话来跟我爹说的一样好坏，就是用北京的四声，可是带入声，不分ㄓ、ㄗ，不分ㄣㄥ、什么的。他跟他的两个小孩儿跟用人就全用常熟话，因为他们初次出门就只会说家乡话。这是我学话的一个好机会了。我要跟两个表弟玩儿非得说他们的话才行，所以很快我就学会了有什么“我俚，能笃，其ㄍㄝ笃，好来！海外好笃！”就是说：“我们，你们，他们，好咑，海外好呐，”海外好就是好极了的意思，横是什么字儿上都喜欢加个“海外”。这是我生平学全了的第二种话。我学常熟话学的这么容易是有几个缘故。第一是小孩儿跟小孩儿学话比跟大人学的快。定宝（后来叫杨蓬士）比我大概只小一岁，我们一天到晚一块儿玩儿，所以容易学。第二是我一小儿对于各种口音向来留心，所以什么声音一学就会。第三是那时候儿我已经起头儿念书了。我们念书是完全用常州音念的，所以稍微把声音憋一点儿就憋成了常熟音了。这样子么，我五岁的时候儿说一种不顶纯正的京话，说一种地道的江苏常熟话，可是念书就只会用江苏常州音念。现在回想想那是一种很古怪的格式，可是当时觉着是很自然的事儿。


五、变乱跟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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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儿一直到庚子住得北边的时候儿，外头的事情也不懂也不管。所谓“甲午之战”，就是1894年跟日本打仗打败了，把台湾割让了给日本，听是听人说过，可是一点儿不懂怎么回事儿。后来大了一点儿闹“戊戌政变”，就是1898年光绪皇帝信了康有为跟梁启超的主张预备要维新，慈禧太后把他关得瀛台里，把权柄整个儿的拿了过来，那些事情当时都是不许言语的，我们是过了好几年快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儿才知道清楚一点儿。那时候儿谁都不敢提一个字儿。可是有一件事儿我总记得，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儿叹口气说：“唉！天下这么乱，怕要换朝代了吧？”母亲听了这类的话就小声儿打喳喳儿说：“嘿！不能这么样儿说话！回头给外头听见了！”这些还都是平常闲谈时候儿说的。可是赶外头的变乱闹到成了切身的事情了，我才起头儿觉着外头的事情跟家里的事情有时候儿是分不开的了。我第一次觉到这样儿是庚子那年的大乱。可是还没讲庚子的事情以前，我得回头先讲我小时候儿家里经过的些变故。我们家里人住得北边的第一个先过去的是阿姆娘，就是我的伯母。这是我头一回看见过死人。我就记得装殓的很整齐的躺得一个床上，还看得见穿着一双小脚儿绣花鞋。我那时候儿只“四五岁”，也不太懂死是有多么重大的意思，看着大家哭我也就跟着哭就是了，以后不能再看见了自然要哭了。
     我伯父死我已经“七岁”了。那回事情出了，我们家里很受打击。两个姊姊跟哥哥是他自己的儿女，他们伤心不用说了。我祖父更是一天到晚的叹气，因为他对于这个大儿子的指望很大。那时候儿我伯父刚续了弦，在别处接了很好的差事。我还记得忽然来了个电报大家就吓了一跳。从前哪儿像现在一点儿小事儿动不动就打电报打电话，都不算回事？总是有了不得了的事情才会打电报。我只听见他们大家用常州音念那个电报念“ㄅ—ㄥㄨㄞ”。我以为是“病回”两个字，因为常州话“危，回”都念“ㄨㄞ”，我想病了回家来为什么大家都急得那样儿呐？哪儿知道第二天坏消息就到了。一家子都哭得不像样子，连我母亲都跟着哭。为什么我母亲不应该哭呐？因为照老规矩一个小婶子跟一个大伯子压根儿不兴见面的，就是碰见了也不说话的。这规矩在我们家守的虽然不那么严，他们当中离的多少总远一点儿。可是一家的悲伤是人人的悲伤的事情，所以甭说小婶子，连没很见过的用人都跟着哭的时候儿也并不是假哭。顶伤心的是大姊。他是我们一辈的顶大的，所以比我们岁数儿小一点儿的都懂事的多。我记得他还解释给人听，他说天下的事情真是都注定了的。前不久他就做过一次梦，梦见给我伯父做鞋，做的双双都是反的，里儿是面儿，面儿是里儿。这不是明明的凶事的兆头吗？大家听了都觉着这个道理一点儿不错，我当时也觉着真是个很明显的兆头。可是后来大了一点儿再回头想想那句话，又觉着没起头儿那么明白了似的。我伯父去世过后这续弦的伯母就跟他娘家回南边去了。所以我到以后才见着他的。
     我们家里再出的一个事件就是先生死了。我说“家里”，因为我祖父总拿他当家里人，并且他又是很近的亲戚。我们不管他叫“表伯”——哦，哥哥得叫他“表叔”，要是那么叫的话，因为他比我父亲大，可是大概比我伯父小——我们管他叫“先生”是对他尊敬的意思。先生病了，头几天甭上学了，我们还觉着高兴呐。等他病重大家都着急，连我们学生也着急了。一天大早用人进来报，说：“先生去了！”这种字眼儿我很少听见过，可是从那个用人说话的声音里，不管他怎么说我们也懂了。先生死了我们才起头儿知道想他，更是觉着跟后来再请的一位先生比起来，那第二个先生差远了。


我们在北边跟过的第二个先生，跟他念了不久我们就回南边了，所以我连他姓什么都忘了。就记得他是北边人，因为一时来不及解南边请先生来，所以临时只好找了一个北边人来教我们。我背书给他听的时候儿自然只会背常州音，所以有时候儿背错了一点儿他也听不大出来。可是碰到上新书教新字的时候儿就常常儿没办法儿了。顶麻烦的是入声字。别的字我听了他的念法瞎猜还猜得出常州音是怎么念，可是没法儿知道哪些字该念入声哪些字不。我顶记得有一次在家里背一段儿书给我父亲听，有一句说：“庶兄毓立”，就是说给一个堂房的哥哥名字叫毓的立为皇帝的意思。我不知道这个“毓”字是入声字，常州音念“·一ㄛ”，我就拿他当去声念成“庶兄裕立”。我父亲说：“什吗？”我又说了一遍。父亲说这个先生要不得了。可是还没等到再找到别的先生，世界大乱起来了。我们家里也出了大事，我们过的日子也整个儿的变了。
     我一小儿跟祖父跟的很多。虽然没像后来我的外孙女儿昭波跟我们长大的跟的那么近那么久，可是因为我是孙子辈最小的小孩儿，所以常常儿跑到爷爷屋里去玩儿书桌儿上的文具什么的。他每天晚上总喝一杯虎骨酒。有时候儿他给我抿一口，我觉着辣的简直咽不下去，我就不懂为什么人要喝酒。
     我祖父教我的《大学》跟小学——想起来了！——小学是我四叔教我的，不是我祖父或是父亲教的。我祖父行二。四叔是大房的老四。他岁数儿跟我哥哥相仿，我们在北边时候儿他在我们家住过一阵，所以随便就教过我的书。这是在我跟陆家的先生以前。
     我记得我第一个照相是跟哥哥跟祖父一块儿照的——我现在还留着有底子呐。照相以前，那个照相的人蒙着一块黑布，看磨光玻璃上的倒影子，他给我看，我觉着非常好玩儿，因为跟我玩儿放大镜时候儿看的影子很像。
     祖父大病是在一个很热的夏天。好像得的是痢疾。医生给了好几个方子吃都不见效，最后好像只给生姜的汁吃，看着知道是不行了，让全家人围着床大声儿的叫，好像是叫了就可以把灵魂叫住了不走似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儿的规矩，因为后来我父母去世的时候儿（都在1904）大家都是很静的，赶断气以后自然大家都放声大哭了。祖父一死，我们冀州衙门不能住了，就搬到保定去，从那儿就预备回南边了。


六、回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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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小时候儿国家大事也不问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庚子大乱才觉得是有事了。可是起头儿我们小孩儿们一点儿也不知轻重，还拿了椅披子围着头披得身上玩儿“义和团”，觉着是好玩儿的呐。我们那时候儿叫他们“义和团”是跟着他们自己用的名字那么叫的，后来通行的说法儿管他们叫“拳匪”，那是我很晚才知道的。我们不光是小孩儿们，连大人对外头事情恐怕也隔膜，大概是因为祖父死了，忙着回南边的事儿，外头打了败仗，国都差不多亡了，我们还是混哩混沌的。可是闹的那么利害我们始终没看见打仗，连炮声都没听见。照我记得，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儿我们在保定，可是按历史的记载，保定也是失守过的，怎么我们不在那儿，恐怕是我把有的事情前后弄颠倒了。横是赶我们动身坐船回南边的时候儿，外头已经安定下来，可是又是一个天下了。
     我们这回没起早，整个儿是走内河的水路到大沽海口的。同行的除了自己家里六个人就是父亲、母亲、哥哥、大姊、二姊跟我，还有就是我们的丫头灵儿，也算是家里人一样。此外就是船家的做饭的、撑船的、打杂儿的，——哦，还有两个保镖的护送我们到天津。一路没事，可是走过一个地方停下来，有两个兵走上船来看见我们船上一边儿挂着一管枪，就问我们要“借”用，说为着要保卫国家用的。保镖的还想撵他们走，可是看样子不像打得过他们的，我父亲就说让他们拿走得了。他们拿走了也就没再麻烦我们，好在也就快到大城了，地方上也安静一点儿了。还有一样是我们船上载着有我祖父的灵柩，预备运回常州安葬的。在中国哪怕就是强盗，他们对死人比对活人要恭敬一点儿似的，横是他们没跟我们麻烦，拿了那两枝枪就走了。
     我刚才说不大觉着外头的变乱，可是有两回有外国人来查船就有点儿觉出来庚子时候儿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了。快到天津的时候儿有几个人叫我们停下来查船。那个头儿是个东洋人，他不会说中国话，得要有个通事给他翻译。听说总得塞钱给通事，好让他说说好话。又有一回来查船的是个西洋人，也有个通事。我们被查了大约有三四回的样子。
     我们这回过天津停没停下来进城，我也不记得了。也许我父亲上岸去张罗买轮船的船票，横是我不记得上岸。我顶记得的就是我们最后一两天解天津开到塘沽再赶到大沽口，大家都急的不得了，生怕赶不上轮船。幸亏那天是顺风。我们本来一路多半儿是撑篙走的。可是顺风一来，我们把船篷扯得高高儿的，走的快极了，所以赶到了海口的时候儿还能很从从容容的从小船转到大轮船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过海的大轮船，根本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过海。平常总说海面上是“无风三尺浪”，并且那天还是有点儿风的，所以我们的船一出了海口就觉着颠的不得了了。我远远儿就看见我们搭的那个大黑轮船，又高又大，赶到了跟前儿看起来简直像一堵城墙似的。船头儿旁边儿有“新丰”两个大字，那就是这船的名字了，是什么公司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人跟行李上大船很不容易，因为颠，走不稳，又得走那么高的上船的梯子，可是看他们把祖父的灵柩搬到大舱里头，好像并不难似的，自然他们大半儿是用机器的力了。
     上了大船又觉着上了岸似的，一点儿也不摇晃了。刚才说船外头看着像城墙，现在看见里头就像个城，走来走去，人多的就像街上似的，也有点儿像天津，因为看见的西洋人多得很。我记得我们住的舱房又小又挤。我跟母亲跟灵儿在一间，大姊二姊在一间，哥哥跟父亲在一间，好像是这么样儿。第一第二间当间儿有个窟窿，刚搁得下一个电灯泡儿，这样一盏灯两间屋子用。这是我头一回看见电灯看的这么近。还是从前老式的炭丝在泡子里弯一个弯儿的那种十六瓦的泡子吧，所以每间房舱就只分到八瓦的亮儿——也许还不只八瓦吧？可是我们并不觉着那个灯太黑，因为比我们家里平常用的灯或是蜡已经亮多了。船上的饭挺好，都是开得我们屋里来吃的，可是我没吃了几顿好饭，就晕起船来了。起头儿觉着船稳的像平地一样，是因为船大浪头小。等到夜里开到大海上面，船就大摇晃起来了。谁说“小孩儿不晕船”？我那时候叫名儿“十岁”，其实还不到八足岁，可是我跟他们大人们晕的一样利害。可是过了两天摇晃惯了我就不晕了，又走到船上到处儿玩儿了。船上顶好玩儿的是机器房。从门口儿望里看都是又光又亮的大机器，屋子当间儿有三个大圆桶，每个桶子正当中有一根大粗棍子，上上下下的动的那么热闹，三个老是先先后后的不是一块儿动的。我站得那儿看着简直不想走，可是他们不许人老在那儿看，待的太久了他们就撵我走了。我记得船上的旅客里头有几个外国人常常儿围着一张桌子打纸牌。他们说的什么国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他们说的有一句话像“迷阿迷啊波洛波咯”说了总不止一次。他们有时候儿对我说话，声音好像是有点儿像中国话，可是我一点儿听不懂。


我一小儿是留心人说话的声音的。到了上海就觉着有好几种不一样的声音。拉车的跟做粗工的多半儿说江北话，就是扬州那一类的南方官话。那种话我觉着很好懂，因为除了他们有入声，还有把“天，清，山，高”那类所谓阴平字念的低的不得了以外，别的声音跟北边话就差的不太远。上海自然说上海话的人最多了。上海话我听起来觉着很像常熟话，可是没常熟话好听，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会说常熟话，不会说上海话的缘故。可是我听的最多的还是我家里人，我舅舅，还有别的在上海的亲戚说的话。他们跟我们小孩儿们说带常州口音的北边话，他们自己当中有时候儿也说那种话儿，有时候儿说常州话。常州话我虽然还不会说，可是一小儿也听惯了的。所以我在上海那几天还不觉着太生得慌，因为地方虽然生，可是家里人从爷爷过去了下来我们都还在一块儿，所以总还觉着是在家里。
     我记旧时候儿的事情，顶叫我想起从前景况的滋味的，就是当时常念的诗歌儿或是常听见的乐器的调儿。比方我练大字的时候儿念杜牧的“赤壁”那首诗，一想起来就想到己亥那年的风光。这回到上海呐，是舅舅给我的一个八音匣子里头的调儿，好像是这样儿的：
     
     这个调儿完得有点儿怪，也许是过了这么久了记不太真了，也许本来是这么样儿的，我不敢说。横是我想到这调儿就想到刚回到南边头几天的那种日子。


七、到了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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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海住了没多久就搭内河轮船经过苏州到常州了。那时候儿上海南京当中还没通火车，顶快的走法儿是搭小火轮。本轮上头很少搭客的。接着本轮就拖着一只公司船，可以搭单人或是两三个人一家儿的旅客。我们因为人多行李多，所以雇了整个儿的一条民船，拖在公司船后头第三也不第四只船，这么样儿像一条龙似的在内河里那么夫嗤夫嗤的整天整夜的走。那些拖着走的船谁先谁后，大概看半路上谁先到了地点谁在后头可以先甩下来——我记得好像是这么样儿的。我们这回过苏州没停下来到外婆家去，因为行李又多，又有祖父的灵柩得运回家乡预备安葬，所以就一直到了常州。时候是前清光绪辛丑年（西历1901）——日子可惜不记得了，我想是春天。我那时候儿叫名儿十岁，还没到九足岁。在常州这一住下来就住了九年——除了在庞家大寄娘家住过一年，跟上学的日子在南京念了三年的书以外。那么我现在说的在北边过的最早的回忆算是说完了。第二个九年，从回常州起到宣统二年（西历1910）出洋到美国留学，那一段儿的事情我盼望不久再有功夫儿写点儿出来。现在我就把我刚到常州的情形大略说说做个结束。
     我们常州的房子在城里中间儿的青果巷，是从我曾祖下来三房一块儿住的一所儿大房子。不算顶外头一排门房儿，有五进房子，五个院子。顶外头是轿厅，是存轿子的——那时候儿连洋车都没有，除了拿脚走只有坐轿子——里头是客厅，两边儿有书房，是先生教书的地方。再里头一进是前进，是大房住的。然后是中进，本来是给二房住的，我祖父就是行二，可是因为我们一家在北边多年，所以给三房住着。我们回来了就住后进。这几进大厅跟住的三进房子的旁边儿有一条又长又窄又黑的过道儿，差不多两个胳臂一揸开就摸得着两边儿的墙似的。我们每房的人各有各家的厨房，在过道儿的反边儿，就是东边儿。各家也有各家的井。我们住的后进没楼，就是一排平房。顶里头，就是西边儿的一间，有一个单独的院子，里头一棵独核儿枇杷树。当间儿四间前头有个长院子。隔一道月门又有两间做书房，在那条长过道儿的东边儿。厨房跟下房儿在书房院子的南对面儿。我为什么给这房子说的这么详细呐？因为我在这个家住了这么久，过了多少年还常常儿做梦梦见在那长黑过道儿里跑，或是睡得后进第二间屋子里的床上听外头下雨的声音。我在常州这个家住的其实并不是住的最长的：我在麻省剑桥的行者街廿七号住了也差不多有在常州那么长——要是刨掉了到苏州跟南京念书的几年的话，最近在加州柏克莱的岩石道一○五九号住了已经二十年了，更像个家了；可是一个人小时候儿经过的事情住过的地方印在心里头比什么都深。醒的时候儿觉着从前的事情好像远的不得了，可是做起梦来旧地方又活像在眼前了。
     我拿回到常州当早年回忆的结束，除了大搬了一次家以外，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外头说的话变了南边话了，我也学会了说常州话了。以前我只会说北边话，只会用常州音念书。常熟话我倒是学会了，可是大寄爹家不在我们那儿的时候儿我也没机会说，也就生了。到了常州，除了我们的丫头灵儿，过了两年保定的周妈又回到我们这儿来——除了他们两个用人说北边话以外，别的用人都是说常州话的，到处街上铺子里自然都是说的常州话。还有顶要紧的是跟我同辈份的从堂姊姊哥哥们（在青果巷那时候儿，我是我们那一辈的最小的。）都得说常州话，所以过了没几个月我就说的一口家乡话，这才起头儿觉着我是个道地的常州人了。那么除了我们这一房刚从北边回来自己跟自己还说北边话以外，跟大房三房的些长辈不说常州话吗？不。我不跟他们说常州话。长辈当中只有三叔公会说北边话，他们那房还有二叔老要跟我学着说北边话，可是学不好。其余的只会说常州话。我起头儿因为只会说北边话，就跟他们说我的北边话。这样一来弄弄弄惯了，赶我学会了常州话以后，我仍旧跟他们说北边话。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成了这么一个规矩：跟长辈说话的时候儿，我说我的北边话，他们说他们的常州话；跟平辈（除了哥哥大姊二姊），跟用人，跟外头人说话我就说常州话，要是跟长辈说常州话，我觉着好像对他们不恭敬似的。
     我们在常州住定了下来，就请一位姓张的先生来教我们的书，用外头大客厅东边儿的一间书房。这回自然不难找常州先生了。我的四书已经快念完了，最后念的是《中庸》。天天儿还是吃完了饭写大字。我还没“开笔”，可是已经起头儿临帖了，临的是欧字，用的是欧阳询的碑。写完了一张，先生叫我们把日子也写上。我记得起头儿写的是“壬寅新正”，就是说壬寅新年正月，算起来应该是西历1902年的2月。那么我的“早年回忆”就写到这个时候为止。下回再讲常州住了九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