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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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太太写自传（译者按：即《一个女人的自传》，传记文学丛刊之七——《杂记赵家》第一卷），写到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尚未开始连贯撰写我的早年生活，只有一些散乱而难于辨认的记载和1906年后的逐日日记。所以后来她决定以《一个去国回国的人》（见《一个女人的自传》第三十四章——译者按：实为第三十三章）为标题，为我写了一篇传记。不错，她写的是我，可是，她只写了短短的四页，总还有许多事情值得一提，最好由我从头说起。下面便是我的自传。
<<关于我的姓和名>>
     我家姓赵，我是宋朝（960—1279）始祖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孙，名叫元任，“元”字是排行，堂兄弟名字的首字都是“元”，“任”是我自己的本名。中国人的姓，比较说起来不算多，要是二音名字（译者按：指英文名）用一个第一字母简写，结果将极为混淆不清，如Y．Chao，八亿人口中约有七十万人的姓名可以写作Y．Chao，要是YuenRen（元任）两字分开，（像外国人的姓名）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混淆的程度便可减少二十六倍，在八亿人中只有两万七千人同名。因此在美国的华人通常将二音名字分开，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我被人们称为“元”，而非“元任”，就是这么来的，惟我太太在第三卷中仍称我为“元任”。

我后来就留心听听，听他们到底有没有成心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前前后后的总听了有不少次吧。因为我祖父虽然不喜欢用刑罚，可是他也做了不少时候儿的官，在冀州也做过两任，所以我听打板子的机会的确是不少，可是我听来听去听他们没有一回数错了的，也没有一回数漏了的。后来我告送他们大人们说我听得出来打板子的并没有乱数乱叫，可是他们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还有一样儿我做了许多回可是记不清哪一回的事情，就是天亮起来看太阳——有时候儿天不亮就起来了。我也不记得是怎么起头儿的。睡睡睡够了就一人儿轻轻儿起来到院子里玩儿了。我那时候儿很小，可是我很小就会自个儿穿衣裳，所以一点儿也不用大人照应。早晨看早霞，觉着好像比晚霞还好看。其实晚霞多半儿比早霞的颜色还浓一点儿，可是我当时觉着早晨的天更好看。看着太阳一点儿一点儿的现出来。我就眼睛盯着那么看，看到眼睛都花了。后来大人知道了说：“你不能对着太阳那么看，回头会把眼睛看瞎了的！”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眼睛一点儿也没坏。后来过了好几年，大概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儿，害过两年的眼睛（大概是沙眼），不过也许是从别人过来的，不一定是看太阳看的吧？
     后来不记得谁给了我一个三寸来大的一面放大镜。有了这个玩意儿天亮看早霞看太阳就更有的玩儿了。玩儿了不久也没人教我，也没人告送我，我就找出了好几种法子来玩儿。比方拿放大镜看远东西就糊涂，可是把他拿的离眼睛远一点儿，东西就变成了倒的了，房子咧、云彩咧、树咧、人咧，什么都是倒的，并且都小得好玩儿。后来我又会拿一张报纸搁得放大镜底下，那么那些东西的倒影子就都现得报纸上了。这里头有一样儿不是我自个儿试出来的，大概是跟吕爷学来的。因为吕爷抽旱烟④。从前洋取灯儿⑤少，抽烟的身上总带着打火石跟纸，用一个铁东西打出火星儿来取火。可是有时候儿吕爷就用个放大镜把太阳的影子照得纸上，那纸就着起火来了。我学会了这个玩儿法就到处烧东西玩儿。幸亏没烧了什么要紧的东西或是闯了什么祸。还有一样儿真是运气的事情，就是我拿着那个放大镜照东西看正的看倒的，不知道怎么没拿他对着太阳看太阳在眼面前倒过来。要是那样儿一试的话，没准儿会把个眼睛烧瞎了也说不定呐。也许因为我已经对着灯光或是别的亮东西试过，已经觉着亮的不得了，所以不敢再对着太阳那么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差不多玩儿放大镜的那阵我又试出一种看东西玩儿的法子。北边房子的墙上不是多半儿用花纸糊的各种花样儿吗？我在离墙三四尺的地方儿老看着那些花样儿，看久了不望近看望远看，忽然那些花样儿一分一合变成了又远又大的花样儿了。又有时候儿眼睛往近里看，那些花样儿又一分一合变成了离墙只一半儿远的小花样儿临空那一层飘着了。按光学上说起来，这是眼睛望两边儿分或是眼睛望里做对眼儿就会看成这种一层一层的花样儿。不过当时我自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喜欢这么玩儿就是了。可是好几年以后，回到常州我大叔从哪儿带了些重目镜的画片儿来给大家看。他们抢着用那副双镜头看，我就会不用东西，拿着照片儿把眼睛望两边儿一分就看成起鼓的了。
     又有一样儿我小时候儿常干可是又不记得哪一回的事情，就是喜欢看雷雨。我哥哥姐姐他们比我大，听了打雷都有点儿害怕，可是我不光是不害怕，还喜欢看打闪听打雷，要是下大雨那更好。院子里有一点儿湿，我就盼望着那水快点儿积起来，到满院子都是水看不见地就好玩儿了。那时候儿北边的房檐子也不大用隔漏的。所以一下起雨来，解房顶儿上一排一排的瓦就流出一长条儿一长条儿的水下来，到了地下就打出一个圆圈儿套一个圆圈儿的水波浪儿来。要是晚上下大雨自然就没得这些看的，可是我小时候儿就喜欢睡得被窝儿里听外头打雷下雨。因为北边的夏天不算顶热，碰到下雨的时候儿晚上还盖得住被。我每次总觉着外头越是又湿又凉，我在被窝儿里就睡的又干又暖和。所以看太阳听雷雨都是我一小儿常干常爱干的事儿。


二、我的家跟我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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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半天小时候儿东一片儿西一段儿的回忆，有的是一景一景的不动的景致，有的是一幕一幕的有点儿变动的事情，有的是常常儿有过好些回的事儿——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接不起头儿来的。除了我生在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那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还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看月蚀——那是人家新近才给我查出来的——别的事情不管是哪件是什么年月日都说不上来，连谁先谁后有的也弄不清了。可是有一样儿能帮我分得出先后的，就是我小时候儿老搬家，祖父在哪儿做事家就搬到哪儿。这些地方儿的先后我都记得，那么在哪儿的事情就记得是什么时候儿的了。可是还没讲我住过的家在哪儿在哪儿，我得先说说我们一家子都有些谁。
     我一小儿跟着祖父跟父母，还有哥哥姊姊，这么样儿一家子三代一块儿过的。我们算是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的人。（后来民国把阳湖武进合并了，我们就算武进人了。）祖父跟我们说话都说北边话，可是总带点儿南方口音，我们孩子们有时候儿就学他，他就假装儿生气对我们说：“哼！你敢ㄒ一ㄛ夷夷啊！”就是说“敢学爷爷啊”——因为我们都称他“爷爷”——可是他很少真骂我们的。
     祖母生了我父亲很早就死了。所以不只是我们孙子辈没见过祖母，连我父亲都不记得她了。
     祖父下来家里顶大的是我的伯父伯母。他们都死的早。我就记得伯父有时候儿喜欢跟我逗着玩儿。可是他不常住家里，因为多半儿都在别处儿做事，所以见的日子不多。伯母死的更早。我就光记得他装殓好了躺在床上那一景。他别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伯父母一房生了有两女一男。大姊比我大十岁，哥哥比我大六岁，二姊比我大四岁。因为我们总住得家里一块儿过一块儿玩儿，又因为他们的父母死的早，老跟着叔叔婶娘长大的，所以我跟他们就都像亲兄弟姊妹似的。
     我伯父跟父亲当间儿有一个姑母，嫁给了常熟杨家。他们都住得南边家乡。赶我讲到“我小时候儿说的话”的时候儿再说他们的事情。
     现在我把家里人的名字、号，跟我对他们的称呼说一说：我祖父的名字——我正要说“上字‘执’”，“下字‘诒’”——因为照老规矩，长辈的名号不能就这么说的，得分开了说上字是什么，下字是什么。可是现在这一辈年轻人都不管那一套了。你要是那么样儿说法，他们还不知道你在那儿干嘛呐。所以我就照新样子把家里人的名字都一个一个的直说出来吧，可是说的时候儿总还觉着在那儿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似的。
     那么现在再说回头——索性再说远一点儿回头吧！我们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宋朝，我们一辈是宋太祖下来的第三十一代，我们是德昭那一枝的后裔。到我六世祖欧北公，因为他做过许多事，到过许多地方，著过许多书，所以我们家里总拿他当个榜样。我们连他的名字“翼”——单音字的名字，说倒是许说——可是写“翼”字的时候儿，比方写“不翼而飞”，第二个字就得缺末笔写成这样：翼，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就不大管了。欧北公下来到他孙辈的老四是我的曾祖，名字是曾向，号叫朗甫，我后来回到常州住的房子就是曾祖下来三房同住的一所儿三进的大房子。这是后来的话了。那么我祖父的名字是执诒，号仲固，因为他排行第二，起号的时候儿常常儿用伯仲叔季当第一个字，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老大、老二、老三，还是老四了。祖母姓陈。除了他是常州陈家的，他的名字我们这一辈的人都不知道了。我伯父名字叫仪年，号棣威。伯母我们就光知道他姓史。他过去了以后，我伯父又续弦的姓左。这位第二个伯母我跟他住过好几年呐。这是后来回到南边去的事情了。我父亲的名字是衡——呃——也是年字排行，号叫君权。母亲姓冯，名字叫莱荪，这个我最记得，因为有时候儿人家送他扇子上的题款有名字在上头。大姊名字叫婉紃，二姊叫婉什么我可记不起来了。哥哥叫元成，号敬谋。我叫元任，号宣重。在小学中学时候儿同学们都是彼此叫号的，后来到外国念书的时候儿嫌罗唆就一直没用号。回了国以后，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儿，有人请客在知单上用了我的号——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查出来的，我就在上头当着送信人的面前在“赵宣重先生”几个字的底下签了一个“已故”。后来就没有人再管我叫宣重了，我的号不记得是谁起的。可是我记得我祖父给我又起了个号叫重远。这个号我老没用过，一直到了三十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在南京中央饭店住着，为着要躲客人，就把我的名字写了个“赵重远”。结果真的没人来找——一直到有一天吴稚晖老先生因为我要找他没找着，他找了来了。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儿——因为那些旅馆常常儿把客人的名字都登得黑板上——他一看就知道赵重远就是赵元任，因为论语上不是说“任重而道远”吗？


我们住的房子的样儿虽然记不清了，可是我老记得我们搬家上路的情形，因为我们差不多儿每年都搬一次家，不是吗？我已经讲过有一回动身前一晚上我妈先睡着了我就哭起来了。我们凡是快要上路的前几天大伙儿就忙着齐行李，捆箱子，装网篮，就是铺盖自然非得赶动身的那天才能打。我看看他们用人捆箱子打铺盖很好玩儿，就留心他们怎么捆的法子。到现在我捆东西打包的本事比我朋友们的本事好，有时候儿大铺子里专门打包裹的人都没我内行——除了他们比我的劲儿大。从常常儿齐行李上，我又养成了一种喜欢齐东西的脾气。一看见大人们齐行李了，我就归置我的那些小玩意儿了，归置好了就交给我母亲装得哪个箱子网篮里。后来弄惯了有时候儿连不是动身上路也常常儿归置东西。归置的时候儿总要一堆一堆的分这一种那一类。这样子又弄出个喜欢给样样儿东西归类的脾气。后来过了许多年我念哲学的时候儿想拿科学分类作我的论文题目，可是我的先生若伊思（JosiahRoyce）说这题目太干燥。后来若老师过去了，我就跟着协佛（H．M．Sheffer）教授做了一个方法论，里头讲连续性的一个题目。可是后来我见东西乱了还是喜欢齐，说事情的时候儿还是老爱说第一层怎么第二层怎么。这脾气难道都是从小时候儿常常儿上路得来的吗？
     从前上路真是件苦事情。可是我倒怪喜欢上路的——也许为着过久了把苦的都忘了只记得好玩儿的地方儿了吧？可是一样儿我顶怕的，就是坐得车里会碰脑袋。北边地方河流少，上路多半儿得起早坐骡车。那时候儿的车毂辘儿自然没有橡皮包着，都是铁的，还有一个一个的大钉儿。道儿又不平。所以走起来车左一歪右一晃，坐得里头的人的脑袋就右一碰左一撞。我记得有时候儿我碰的两边儿都是大包，赶走走摇晃惯了就知道顺着那车歪来歪去的就不会碰头了。
     我们回南边以前每次上路也就是在直隶省的中段儿那几处转转，可是因为骡车走的那么慢，就是一二百里地的路程也得走几天。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来打铺盖吃点心，赶天一亮就动身。天不黑就住店。因为天黑了怕地方不安静，所以总是亮着走，黑了歇。晌午找着了合适的地方了停下来打尖——打尖就是半路上停下来吃饭的意思。那些牲口自然也得喂啊。到晚半天儿住下店来，是一天顶舒服的时候儿。盘着腿坐了一天车，现在能伸伸腿走动走动，在炕上躺躺多么好受啊！还有我老记得的是在那些店里吃的摊黄菜②、家常饼、小米儿粥。这些东西其实比平常家里吃的饭菜粗多了，可是那时候儿我觉着他好吃的不得了。
     我们搬起家来，坐船的时候儿少，因为北边河道少，可是有两回坐船上路的时候儿我觉着更好玩儿。一上船看，净是——不对！他们不说上船，得说下船、上岸。因为岸高船低，你从岸上走到船上，那跳板是望下斜的。到后来有了大轮船比旁边儿的岸高，才起头儿说上船，可是还是说上岸，没有说下岸的。我刚才说一走到船上，看见样样儿都是好玩儿的。撑篙的撑篙，扯篷的扯篷，把舵的把舵。碰到顶风的时候儿或是往上水走的时候儿还得拉纤。拉纤顶好玩儿了。一排人在岸边儿上拉着走，后头一根儿长绳子把船绁着慢慢儿望前跟着来，有时候儿一头儿拉着还一头儿唱歌儿呐。
     我们住家的事情除了上书房念书我待会儿再说以外，我就记得过年过节跟害病。过年的事情我已经讲过了——不是我一年到头闹“老不过年”吗？过节么，顶大的是端午跟中秋了。可是我们小孩儿们什么节都要过，因为过节就甭上学了，并且还有过节的东西吃。清明吃什么我倒是不记得，也许没有一定的清明吃的东西。清明顶要紧的事情么，就是放风筝的最后一天。照规矩打年三十起头儿放风筝，一直可以放到清明，一共有一两个月的日子，过了清明就不许放了。到了那一天大家都拿风筝出去放的高高儿的，拿剪子把绳子一铰，就跟风筝说再见了。我喜欢放风筝喜欢迷了，晚上做梦都梦见放风筝。有时候儿放的风筝比我人还高——这是说真事情，不是说做梦——那么放了一季的风筝每次到了清明割线的时候儿，呼——！飞的又高又远，好玩儿是真好玩儿，可是看着老觉着舍不得，总像是怪可惜了儿的！


五月五端阳是纪念古时候儿屈原的，可是我们就记得吃粽子。家里上上下下的娘儿们儿都忙着包粽子：肉馅儿的，火腿的，我顶爱吃澄沙馅儿的。五月节是个大节，在南边还有赛龙船的。北边因为河少，所以不大赛船。
     七月半是鬼节。这是小节，有时候儿我们连学都不放，可是有茄饼吃。晚上顶好玩儿的是在院子里地上插香，好让那些鬼认得路走。这些说法大人们不太当真——半信不信的，所以插香那些事儿也都让我们小孩儿们干的，把一股一股的香点着了分开了一个儿一个儿的在砖地的缝儿里头插成各式各样儿的回文。晚上那些香看不清棍儿，只有上头的许多亮的红点儿，连起来就成好看的花样儿。那些长棍儿的香且点且不灭呐。我们总是等大人催了好几遍才肯上床去睡觉去。
    

我害小肠疝气大概是我六岁的时候儿。我就光记得老肚子疼。我们家里多半儿是病了找中 医，可是碰到外科的病就找西 医了。那时候儿我们住保 定。我父亲带着我到天津去看大夫。那回上路是坐车呀，是坐什么，我一点儿不记得了。带着那样儿病动身，不像是能禁得起坐骡车里那么颠的，可是我又不记得坐什么船来着，就记得天津地方样样儿都新的很。

这是我第二次到天津——要是可以管头一次叫“到”的话，可是我这次才记得一点儿那地方。这是我第一次记得看见自行车儿。说到记得事情的话，一个人的记性真靠不住。我这回看了自行车儿过后啊，我老记得一个自行车儿拐弯儿的时候儿就像一张纸牌似的，一翻就翻到左边儿，一翻就翻到右边儿，老是一闪一闪的很快的那么变。后来好几年没看见自行车儿，我就老记着他是那么样儿拐弯儿的——一直回到南边在上海再看见自行车儿才看出来自行车儿拐弯儿跟别的车一样，是弯弯儿的慢慢儿的那么拐的。我还记得那么清楚，你瞧！给我看病的大夫是个西   洋 人，是什     么   国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怕得开刀。后来他给了我一种带子戴起来，戴了大概有两年的样子就那么好了。


我刚才说我管“吃”叫“雌”。凡是ㄓ，ㄔ，ㄕ，ㄖ起头儿的字我们小孩儿们都说ㄗ，ㄘ，ㄙ，ㄥ。他们都笑话我们“大舌头”，我爹也这么样儿说话，就是他们谁也不敢当着他面前笑。可是妈就一点儿不这么大舌头。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小，还没学会，还是因为常州话没这种声音。横是我记得大姊跟我最先学会，哥哥跟二姊比我们会的晚。
     我们说京话说的字眼儿咬不真的第二个来源是我们上辈说话都是常州话的底子。刚说的把ㄓ念成ㄗ，把ㄔ念成ㄘ什么的，一半儿是因为我们还小，一半儿也许因为除了妈妈以外别的大人也那么样儿说话。还有一样儿明明是南边口音的就是不分因、英，不分恩、鞥。照常州音念起来宾兵都念兵，根羹都念羹。在这个上头我想连我妈都分不大清楚，我们家里恐怕没人会分的。并且在一个字尾上，我们自己连听都听不出有什么不同来——这真是所谓叫说话“带尾子”的又一个讲法儿了！因为我自个儿并没觉出来我说的声音跟北京话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对于恩、鞥跟因、英的分别一直到很迟很迟，一直到我回了常州，到南京念了书，又回到北京，差不多儿十年过后，我才起头儿觉到我说的不对，才起头儿把所有的那一类的字重新学一道：一个人的心是ㄒ—ㄣ：天上的星星是ㄒ—ㄥ，做活的针是ㄓㄣ，做馒头就得拿蒸笼来ㄓㄥ，这么样儿一个字一个字得从头儿再认一遍，那已经是在我会了两三种江苏话以后的事情。可见得学一种新的话的时候儿你知道是得学一点儿是一点儿，可是要把你自己的话改正一点儿——尤其是要把先不分的字要分成不同的来，那可真费劲儿了。到今天我说话说急了的时候儿还有时候儿把因、英，恩、鞥说混了的呐。可是有一样儿我的口音跟京音不同的地方儿，一半儿是跟南边音，一半儿也是跟着保定、冀州那些地方的口音学来的，就是凡是ㄋ音碰到跟—、ㄩ拼起来的时候儿，就说成一种黏不哜的广音，像“你，女，年，娘”那类的字，我都念成了像法国话Compagnie的声音，不会用真正京音拿舌头尖儿发的n（ㄋ）音来说。这个我起头儿压根儿没觉出来有什么不同。还是到了十几岁时候儿才听出来改过的。
     还有第三个来源我说的话跟京话不全是一样的，就是有些所谓入声字在北边都分着归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了，可是哪些字归到哪儿，各处归的法子不一样。大半儿说起来，北京比别处归去声的多，别处比北京归上声的多。可是我家里大人说话除了眼面前的入声字儿，像一，六，七，八，十会京音以外，别的稍为冷一点儿的字就只会照常州音念入声，那么我们小孩儿们听得出那不是北边话，所以碰到四周围的用人啊，街上的人啊，他们说话的时候儿要是用到那些字，我们就跟着学来了。比方鲫鱼我小时候儿说几鱼，不必我说不比，会客室我说会客史。要是说蛐蛐儿那个虫子的名字我会说，可是你要问我蟋蟀两个字怎么念啊，那我就只会用常州音干脆把他念成入声的ㄙ—ㄙㄜ了。还有我小时候儿读书用南边音，说话用北边音，等我讲到我上学的时候儿再慢慢儿来讲。
     我小时候儿除了说不顶地道的京话以外，我喜欢听也喜欢学各地方儿的口音。保定话跟着周妈差不多儿学会了，就是不好意思说。我第一次学会了说一种别处的话不是常州话，是江苏常熟话。常熟是苏州以北江阴以东的一个县。那儿的话有些字别处人听起来觉得很怪。比方说：“叫他跑去拿一条鱼给他，”要是用常熟话说就变了：“ㄜㄛㄍㄅㄛㄎㄋㄨ—ㄜㄉ—ㄛ兀ㄅㄜㄍ。”可是多半儿的字没那么怪。懂苏州或是常州话的人听起常熟话来都不太难懂。我怎么还没会说我自己家乡音的常州话，倒先学起常熟话来呐？这是因为我五六岁的时候儿我的姑母解常熟回家来住了一阵，带了小孩儿跟女用人都说常熟话。我管姑母叫大寄爹，因为他还没嫁以前我们都认他作干娘，南边话都说“寄娘”。可是没出嫁的女人不能称娘，所以就管他叫寄爹了。那一次我的姑夫杨辛孟在南边没一块儿出来，我们背后就管他叫大奇娘，可是后来见了他不敢当面叫他大寄娘。（没想到过了好些年我的太太的侄女杨若宪小时候儿管他叫大干老子，赶大干老子嫁了，若宪叫管我叫大干娘了。他也是不敢当面叫，可是写信的时候儿写。）我的大寄爹说起北边话来跟我爹说的一样好坏，就是用北京的四声，可是带入声，不分ㄓ、ㄗ，不分ㄣㄥ、什么的。他跟他的两个小孩儿跟用人就全用常熟话，因为他们初次出门就只会说家乡话。这是我学话的一个好机会了。我要跟两个表弟玩儿非得说他们的话才行，所以很快我就学会了有什么“我俚，能笃，其ㄍㄝ笃，好来！海外好笃！”就是说：“我们，你们，他们，好咑，海外好呐，”海外好就是好极了的意思，横是什么字儿上都喜欢加个“海外”。这是我生平学全了的第二种话。我学常熟话学的这么容易是有几个缘故。第一是小孩儿跟小孩儿学话比跟大人学的快。定宝（后来叫杨蓬士）比我大概只小一岁，我们一天到晚一块儿玩儿，所以容易学。第二是我一小儿对于各种口音向来留心，所以什么声音一学就会。第三是那时候儿我已经起头儿念书了。我们念书是完全用常州音念的，所以稍微把声音憋一点儿就憋成了常熟音了。这样子么，我五岁的时候儿说一种不顶纯正的京话，说一种地道的江苏常熟话，可是念书就只会用江苏常州音念。现在回想想那是一种很古怪的格式，可是当时觉着是很自然的事儿。


五、变乱跟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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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儿一直到庚子住得北边的时候儿，外头的事情也不懂也不管。所谓“甲午之战”，就是1894年跟日本打仗打败了，把台湾割让了给日本，听是听人说过，可是一点儿不懂怎么回事儿。后来大了一点儿闹“戊戌政变”，就是1898年光绪皇帝信了康有为跟梁启超的主张预备要维新，慈禧太后把他关得瀛台里，把权柄整个儿的拿了过来，那些事情当时都是不许言语的，我们是过了好几年快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儿才知道清楚一点儿。那时候儿谁都不敢提一个字儿。可是有一件事儿我总记得，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儿叹口气说：“唉！天下这么乱，怕要换朝代了吧？”母亲听了这类的话就小声儿打喳喳儿说：“嘿！不能这么样儿说话！回头给外头听见了！”这些还都是平常闲谈时候儿说的。可是赶外头的变乱闹到成了切身的事情了，我才起头儿觉着外头的事情跟家里的事情有时候儿是分不开的了。我第一次觉到这样儿是庚子那年的大乱。可是还没讲庚子的事情以前，我得回头先讲我小时候儿家里经过的些变故。我们家里人住得北边的第一个先过去的是阿姆娘，就是我的伯母。这是我头一回看见过死人。我就记得装殓的很整齐的躺得一个床上，还看得见穿着一双小脚儿绣花鞋。我那时候儿只“四五岁”，也不太懂死是有多么重大的意思，看着大家哭我也就跟着哭就是了，以后不能再看见了自然要哭了。
     我伯父死我已经“七岁”了。那回事情出了，我们家里很受打击。两个姊姊跟哥哥是他自己的儿女，他们伤心不用说了。我祖父更是一天到晚的叹气，因为他对于这个大儿子的指望很大。那时候儿我伯父刚续了弦，在别处接了很好的差事。我还记得忽然来了个电报大家就吓了一跳。从前哪儿像现在一点儿小事儿动不动就打电报打电话，都不算回事？总是有了不得了的事情才会打电报。我只听见他们大家用常州音念那个电报念“ㄅ—ㄥㄨㄞ”。我以为是“病回”两个字，因为常州话“危，回”都念“ㄨㄞ”，我想病了回家来为什么大家都急得那样儿呐？哪儿知道第二天坏消息就到了。一家子都哭得不像样子，连我母亲都跟着哭。为什么我母亲不应该哭呐？因为照老规矩一个小婶子跟一个大伯子压根儿不兴见面的，就是碰见了也不说话的。这规矩在我们家守的虽然不那么严，他们当中离的多少总远一点儿。可是一家的悲伤是人人的悲伤的事情，所以甭说小婶子，连没很见过的用人都跟着哭的时候儿也并不是假哭。顶伤心的是大姊。他是我们一辈的顶大的，所以比我们岁数儿小一点儿的都懂事的多。我记得他还解释给人听，他说天下的事情真是都注定了的。前不久他就做过一次梦，梦见给我伯父做鞋，做的双双都是反的，里儿是面儿，面儿是里儿。这不是明明的凶事的兆头吗？大家听了都觉着这个道理一点儿不错，我当时也觉着真是个很明显的兆头。可是后来大了一点儿再回头想想那句话，又觉着没起头儿那么明白了似的。我伯父去世过后这续弦的伯母就跟他娘家回南边去了。所以我到以后才见着他的。
     我们家里再出的一个事件就是先生死了。我说“家里”，因为我祖父总拿他当家里人，并且他又是很近的亲戚。我们不管他叫“表伯”——哦，哥哥得叫他“表叔”，要是那么叫的话，因为他比我父亲大，可是大概比我伯父小——我们管他叫“先生”是对他尊敬的意思。先生病了，头几天甭上学了，我们还觉着高兴呐。等他病重大家都着急，连我们学生也着急了。一天大早用人进来报，说：“先生去了！”这种字眼儿我很少听见过，可是从那个用人说话的声音里，不管他怎么说我们也懂了。先生死了我们才起头儿知道想他，更是觉着跟后来再请的一位先生比起来，那第二个先生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