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丰子恺又被下放到上海郊区，从事田间劳动，乐观的丰子恺瞒着家人，称，管教的人看他年纪大了，很照顾他，因此自己过得很好。
直到有一年冬天刚下过大雪，女儿丰一吟去给他送御寒的衣服，女儿是在一个一望无垠的田野里找到丰子恺的，他孤独地站在寒风飕飕的地里，胸前挂着一个蛇皮袋，正在一点点地摘棉花，全身冻得直发抖。
之后，在丰一吟的一再要求下，丰子恺才带着她去了自己的住处——一间破得不能再破的旧牛棚茅草屋里，因为屋顶年久失修，女儿清楚地看到在父亲床上的草枕边上，还有一堆没融化的积雪……
即便是在如此简陋的卧室里，老人也很难睡上一个踏实的觉——管教他的人，经常会半夜三更，突然吹响集合号。
丰子恺年纪大，手脚又不灵活，自然每次起床都不能像其他人一般麻利，于是被推搡被斥骂成了常有的事情，后来，他干脆睡觉不脱衣服。
虽然遭受到如此非人般的不公虐待，但丰子恺依然没有任何的抱怨，从没想过要放弃绘画，从不敢忘记对恩师的那句承诺。
“护生即护心，慈悲在心，随处皆可作画”，劳动改造期间，他以苦为乐，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想方设法继续《护生画集》的绘画，并完成了第5集的90幅画。

但环境的恶劣最终还是击倒了老人。患上严重肺炎的丰子恺被允许回家养病，此时的他已经76岁的古稀老人了。
回到家中的丰子恺便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相反，他甚至偷偷扔掉医生开的药，全身心地扑到绘画上去。
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开始着手画《护生画集》的第6集。此时与恩师约定的最后一集还有6年时间，但丰子恺似乎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世，于是才拼命画。
儿女们怕他累坏身体，把他的笔和纸都藏起来了。丰子恺就向他哀求道：“你们这是要我的老命呀，快还给我吧。”
儿女们只好作罢，晚上即便睡在一个需要蜷缩起双腿才能睡下的小床上，他也一点感觉不到不便。他的所以心思都沉浸在画作中，《羔跪受乳》、《首尾就烹》等名画就是这个时候完成的。
1973年底，丰子恺终于完成了恩师的重嘱，画完了《护生画集》的最后一集的100幅画，这与他送给恩师第一集《护生画集》时，整整相隔了45年。两年后，老人与世长辞。
“在他之前，没有人画过，之后也没有人画过。”后人这样评价丰子恺独特的漫画。

【延伸阅读】文/牧徐徐
《护生画集》出版之后，有人认为，丰子恺的护生画是过于天真烂漫和过于理想主义的。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细菌病毒也有生命，若要彻底护生，人类就无法生存了。
对这个问题，丰子恺是这样回答的：“护生者，护心也。”
所谓“护生”，主旨在于“去除残忍之心，长养慈善之念”，然后拿这种对待其他生命的良善之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念，同体之悲，来待人处事。
因为残忍的心，是一切暴行和灾难痛苦的直接起源，所以，要控制一切暴行和灾难，要消除不幸，就要首先从护持其心，令其少生、乃至不生残暴之念开始。
“护生”者，就是一种对心念的自觉与自控，是对残忍成性的预防，是对为了自己的欲望对其他生命任意施加暴行，对其他生命的痛苦毫不顾念的预防，是在残暴生起的萌芽状态，就把它化解掉，是对这种于自我无限爱惜与娇惯，于其他生命无比冷酷和狠毒的预防，只有心内没有恶念，世界才能减少恶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护生”，其实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善护念”。
它在外在形式上，是延续了其他生命的寿命，减轻了其他生命不必要的痛苦，在根本上，则是长养了天地的和谐之气，削弱着人间恶行暴力产生的那个内因。
在桂林讲话中，丰子恺进一步阐述说：“我们所护惜的，不仅是雪地本身，不仅是野花本身，不仅是蜻蜓本身，不仅是蚂蚁本身，而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动手毁坏或者残杀的人的心。”
为了不遭遇残忍的对待，不经历残暴的事情，就要在一切事情上来护持、增强、滋养我们的良善之心。
这是治本之策。

林语堂：中国人的冷漠
如果说中国人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地冷漠。我认为这同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里有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作为对照。英国名著《汤姆求学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汤姆·布朗临行前，母亲嘱咐他“要抬头挺胸，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对儿子的临别嘱咐却往往是“少管闲事”。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身处一个法律不保障个人权益的社会，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则难以认同。
但我觉得这种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中华文化相适应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并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则接受着这种旧观念的熏陶。Taine（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译者注）曾说过恶行和美德好比硫酸和砂糖。若非持有这种绝对的观点，我们仍会认同多数人的看法，即认为任何美德都是“好的”，值得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推崇，并极有可能将它作为生活中的一般准则。
中国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这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换言之，中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一样都热心公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热血志士，他们也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但等这些年轻人到了25~3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大家全都变聪明了（中国人叫做“学乖了”），变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老练和有教养的重要标准。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冷漠，有的人则是在手指被灼伤一两次后才习的的。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谨慎，因为所有曾经行为不羁的老家伙都已经受益于冷漠，他们要在这个个人权益不受保障的社会里生存下去，在这样的社会里，把手指头烫伤一次已经是足够倒霉了。
因此，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冷漠也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一个人太热衷于公共事务（或者中国人所谓的“闲事”）是非常危险的。邵飘萍和林白水这两位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在1926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译者注）枪毙，甚至都没经过任何审判，其他记者自然会从中学会冷漠，开始“变聪明。”在中国，所谓的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对生活，特别是对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记者。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人们只有在个人权益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会热心公益，这时，大家只需注意诽谤法（国外把保护名誉的法律通称为“诽谤法”，译者注）。但当公民权益都得不到保护时，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会告诉自己，莫谈国事才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护。
换言之，冷漠并非一种高尚的美德，而只是一种社会态度，人们因为得不到法律保护而把它当作必需。冷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同乌龟进化出龟壳。中国人的漠视眼神举世闻名，但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自我约束。中国的强盗和土匪就是这一论断的事实依据，强盗和土匪无需仰仗法律的庇护，因而没有进化出冷漠的外壳，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最具侠义心肠和公益精神的一个群体。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骑士精神，以“豪侠”为名义，与白话小说《水浒》有着必然的联系。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感受着这些好汉的生活与冒险，通过小说间接得到快感。这就像Elinor Glyn（英国小说家，性爱小说的先锋，译者注）受到追捧是因为她背后有大量美国老处女作为她的拥趸一样。因此，强者是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敢承担管闲事的后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数，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搀和时事。

野夫：残忍教育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地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地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
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七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语词，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致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延安，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所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于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她的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这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毕淑敏：幸福是一种内心的稳定
我到40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那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
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
我刚才说过，我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一个小的故事：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的一个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在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了病后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划上句号的作家。
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身上其实都已经历过。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海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堆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也给自己作品划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我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它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二年级语文里面。

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40多岁才明白了幸福。我现在看年轻时候写的日记，怎么能有那么多痛苦，但现在其实已经全忘记了。我原来觉得幸福是毫无瑕疵的，它应该没有任何阴影，应该那样纯粹和美好。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简单地说，幸福其实是灵魂的成就。
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能明白所有的困苦都是生命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的。20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多好，你们会减少很多苦闷。当然，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
在我明白了幸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要去费气力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把能改变的那部分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地增强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有灾难，因为世上不可能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知道一定会有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四面八方存在着，而当我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反倒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泥沙俱下，但我依然对它充满希望，依然可以安然面对。
我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是接受人本主义的流派，我特别喜欢马斯洛说过的一句话：“做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我觉得人本主义流派有两大重要的出发点，一个是人性本善，另一个是人是可以改变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个和我们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观点天然吻合；关于第二个，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世界和自己看得太悲观，我们应该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希望。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流派。
我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听过许多苦难、挫折、沮丧、悲哀甚至仇恨的诉说。这让我感动于人世中相依为命的信任感和生命处于困境仍寻求解脱之法的韧性。这会让我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念，即我在这种危机的时刻要和他们在一起，要尽我的力量，以我内心的温暖去帮助他们。但我仍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手里，而我会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收获的经验与之分享，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走过生命中非常泥泞而混乱的时期。当然，我也会确保自己内心的坚定，而不被那种滚滚的浊流所吞没，我们只是助人自助，最终的力量还是要来自对方的内心。

头疼，来这里踩一脚

【母亲】舍得
慈怀读书会
一
父亲去世10年后，在我的“软硬兼施”下，母亲终于同意来郑州跟着我——她最小的女儿一起生活。这一年，母亲70岁，我40岁。70岁的母亲瘦瘦的，原本只有一米五的身高，被岁月又缩减了几厘米，看起来更加瘦小，面容却仍然光洁，不见太多沧桑的痕迹，头发亦未全白，些许黑发倔强地生长着。
我们借了一辆车回去接她。她早把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收拾妥当，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那些行李中有两袋面，是她用家里的麦子专门为我们磨的，这种面有麦香。但那天，那两袋面我决定不带了，因为车的后备箱太小，我们要带的东西太多。母亲却坚持把面带着，一定要带，她说。她这样说的时候，我忽然愣了一下，看着她，便想明白了什么，示意先生把面搬到里屋，我伸手在外面试探着去摸。果然，在底部，软软的面里有一小团硬硬的东西。如果我没猜错，里面是母亲要给我们的钱。
把钱放在粮食里，是母亲很多年的秘密。十几年前，我刚刚结婚，在郑州租了很小的房子住，正是生活最拮据的时候。那时，我最想要的不是房子，不是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只是一个像样的衣柜。就是那年冬天，母亲托人捎来半袋小米。后来先生将小米倒入米桶时，发现里面藏着500块钱，还有一张小字条，是父亲的笔迹：给梅买个衣柜。出嫁时，母亲给我的嫁妆中已有买衣柜的钱。后来她知道我将这笔钱挪做他用，便又补了过来。那天晚上，我拿着10元一张厚厚的一沓钱，哭了。
那些年，母亲就是一次次把她节省下来的钱放在粮食里，让人带给我，带给大姐二姐，在我们都出嫁多年后，仍贴补着我们的生活。但那些钱，她是如何从那几亩田里攒出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一次，即使她随我们同行，也还是将钱放到了面袋里，在她看来，那是最安全的。
面被带回来后，我把钱取出来交还母亲，母亲说，这是我给童童买车用的。童童是她的外孙，这段时间他一直想要辆赛车，因为贵，我没有给他买，上次回老家，他许是说给母亲听了，母亲便记下这件事。2000块，是她几亩地里一年的收成吧，我们都不舍得，但她舍得。
记忆中，母亲一直是个舍得的人，对我们，对亲戚，对左邻右舍，爱舍得付出，东西舍得给，钱舍得借，力气也舍得花。有时不知道她一个瘦小的农村妇人，为什么会这样舍得。
二
母亲住下来，每天清晨，她早早起来做饭，小米粥、小包子、鸡蛋饼……变着花样儿。中午下班我们再也不用急赶着去买菜，所有家务母亲全部包揽。阳台上还新添了两盆绿莹莹的蒜苗，有了母亲的家，多了种说不出的安逸。
母亲带来的两袋面，一袋倒入桶里，另外一袋被先生放到了阳台上。过了几天，我却发现阳台地板上的那袋面被移到了高处的平台上晾晒。先生是个粗心的人，应该不会是他放的，我疑惑地问母亲，她说，啊，我放上去的，晒晒，别坏了。我一听就跟她急了，那平台，一米多高，那袋面，六七十斤，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不足90斤的母亲，竟然自己把它搬了上去。我冲她大喊，你怎么弄上去的?那么沉，闪着腰怎么办?砸着你怎么办?出点儿什么事怎么办……一连串地凶她。她却只是笑，围着围裙站在那里，等我发完脾气，小声说，这不没事吗?有事就晚了!我还是后怕，但更多的是心疼。直到母亲向我保证，以后不再干任何重活，我才慢慢消了气。
母亲来后不久，有天对先生说，星期天你喊你那些同学回家来吃饭吧，我都来了大半个月了，没见他们来过呢。
先生是在郑州读的大学，本市同学的确很多，关系也都不错，起初还会在各家之间串门，但现在，大家都已习惯了在饭店里聚会。城市生活就是这样繁华而淡漠，不是非常亲近的，一般不会在家里待客了。我便替先生解释，妈，他们经常在外面聚呢。母亲摇头，外面哪儿有家里好，外面饭菜贵不说，也不卫生。再说了，哪儿能不来家呢?来家才显得亲。然后，母亲态度坚决地让先生在周末把同学们带回家来聚一聚。我们拗不过她，答应了。先生分别给同学中几个关系最亲近的老乡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来我们家。
周末一整天，母亲都在厨房忙碌。下午，先生的同学陆续过来了，象征性地提了些礼品。我将母亲做好的饭菜一一端出，那几个事业有成、几乎天天在饭店应酬的男人，立刻被几盘小菜和几样面食小点吸引过去。其中一个忍不住伸手捏起一个菜饺，喃喃说，小时候最爱吃母亲做的菜饺，很多年没吃过了。母亲便把整盘菜饺端到他面前，说，喜欢就多吃，以后常来家里吃，我给你们做。那个男人点着头，眼圈忽然就红了，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他也已经很久没回过家乡了。
那天晚上，大家酒喝得少，饭却吃得足，话也说得多。那话的内容，也不是平日在饭店里说的生意场或单位里、社会上的事。很少提及的家事，被慢慢聊起来，说到家乡，说到父母……竟是久违的亲近。

五
母亲是在跟着我第三年时查出肺癌的。结果出来以后，有个做医生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如果为老太太好，不要做手术了，听天命尽人事吧。这是一个医生不该对患者家属说的话，却是真心话。和先生商议过后，决定听从医生的安排，把母亲带回了家。又决定不向母亲隐瞒，于是对她讲了实情。母亲很平静地听我们说完，点头，说，这就对了。然后，母亲提出要回老家。
母亲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我陪在她身边。药物只是用来止疼，抵挡不了癌症的肆虐。她的身体飞快地憔悴下去，已经不能站立，天好的时候，我会抱她出来，小心地放在躺椅上，陪着她晒晒太阳。她渐渐吃不下饭去，喝口水都会吐出来，却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痛苦的神情，那些许黑发依旧倔强地蓬勃着，面容消瘦却光洁，只要醒着，脸上便漾着微微的笑容。
那天，母亲对我说，你爸他想我了。妈，可是我舍不得。我握着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想握牢，又不敢用力，只能轻轻地。梅，这次，你得舍得。她笑起来，轻轻将手抽回，拍着我的手。但是这一次，母亲，我舍不得。我说不出来，心就那么疼啊疼得碎掉了。
母亲走的那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村头排到村尾，除了亲戚，还有我和先生的同学、朋友、同事，我们小区前后左右的邻居们……很多很多人，里面不仅有大人，还有孩子，是农村罕见的大场面。队伍缓缓穿行，出了村，依稀听见围观的路人中有人议论，是个当官的吧?或者是孩子在外面当大官的……
母亲这一生，育有一子三女，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不官不商。母亲本人，更是平凡如草芥，未见过大的世面，亦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她只是有一颗舍得爱人的心。而她人生最后的盛大场面，便是用她一生的舍得之心，无意间为自己赢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