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你身心利益的人，未必算朋友。真正友谊的形成…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真正的友谊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没有这种愉快，随你如何直谅多闻，也不会有友谊。接触着你真正的朋友，感觉到这种愉快，你内心的鄙吝残忍，自然会消失，无需说教式的劝导。——钱钟书

C兄有空就多更更，很喜欢阅读你贴的文章。

这一生，至少做一次傻瓜！
慈怀读书会

一
朋友推荐我读一本书，讲一位叫木村秋则的日本果农坚持二十年种苹果的故事。这当然不是一本有关农林的技术书籍，准确地说，这是一本励志书。因为，很多人读完之后，都想哭，其中也包括我。书名叫做《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
二
“傻瓜”木村秋则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农民，当了上门女婿之后，因为妻子对农药过敏，又偶然接触了一本《自然农法》的书，于是下决心不用化肥和农药，栽种苹果树。
现代农业对农药已是全面依赖，苹果尤甚。在近代引入农药之后，所有的苹果品种都是人工培育的结果，一旦停止农药，对苹果树而言就是灭顶之灾。
木村的苹果树也不例外，从他开始尝试做实验开始，到他在整个果园里看到7朵苹果花，最终采摘到两颗苹果，足足用了10年。
这十年里，他穷困潦倒，数次坚持不下去，惟一的稻田也被拿去抵债。他不得不数次到城市里打工。他女儿在作文上写着，我的爸爸是农夫，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家里种出的果实。
想要放弃时，女儿给他打气，爸爸，一定要坚持下去，否则我们不就白穷了吗？
20年后，木村的苹果成了全世界最神奇的水果。他的苹果切成两半，放在空气中两年不腐烂，只是枯萎飘香成为水果干，专家连连摇头称不可思议。而东京的法国餐厅主厨则说，用木村苹果所作的料理，订位已经排到一年之后。他的苹果太好吃了，全日本人都在疯抢，“一生能吃到一次就好”。

三
木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种苹果。他所谓的只傻一次，其实是傻了一辈子。
不用农药和化肥，不除草，想种苹果树，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更傻的是，他还把苹果当自己的孩子，经常跟苹果树“交流”。
“我是靠种苹果生活的，我之所以这么穷困，是因为我让苹果痛苦，是我在折磨这些苹果。”木村说。因此，木村时常轻抚这些果树，向它们道歉，“让你们这么辛苦，我真的很抱歉。就算不开花也没有关系，不结果实也无所谓，千万不要死去。”
长不出苹果，他总觉得是他自己的错。那十年里，他不知道向苹果树倒了多少次歉。当然，有时也会有鼓励，“实在太了不起了，我知道你很努力。”
而在开花的那第一年，喜极而泣的木村带着烧酒到果园里，浇了些到地上，跟苹果树对饮起来。
在成功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赞扬，木村却自嘲：“可能是因为我太笨了，苹果树也受不了我，只好结出苹果了。”

五
在苹果树不开花的日子里，木村曾带着全家一起捉虫，虫子无穷无尽，每天捉了成百上千，果园里虫子的数量却丝毫没有减少。直到有一天，木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苹果树也想活下去啊！虫子到处都有，只有让苹果树自己变坚强了，才能真正抵御那些害虫。
木村的果园是一个丰富的昆虫世界，各种微生物、蚯蚓、蚂蟥、蝴蝶、飞虫，应有尽有。在不结果的时候，果园更像是一个植物园，各种杂草滋生，除了木村特意种植的黄豆。
木村种植黄豆来自于一个偶然的际遇。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决定爬到山上去寻死。到了山顶之后，却意外地发现一棵茂盛的榛子树，结满了果实。
山上也有害虫，为什么榛子树却能长这么好？木村通过观察发现，原来是泥土不一样，松软度、气味、温度乃至味道都不同。他豁然开朗，土壤才是种植苹果的重点，苹果树应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愚蠢的人类却用农药将树与自然隔绝开来。
通过不断研究与实验，他在果园中种植了大量的黄豆，改善了土壤中氮肥的含量，并让地面下的微生物变得丰富起来。
“没有任何生命是孤立的”，木村说。苹果树不能，人也不能。
一切形式的教育，如果将校园与社会隔离开来，这样的教育是注定没有生命力的。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现代教育制度岂不是跟人类使用并依赖农药一样的愚昧？

六
木村成了种植果树的专家。虽然他在果园里任由各种植物生长，但在秋天会割草，以让土壤温度降低，“这是要告诉苹果秋天来了”。他不用肥料，土壤仍旧能保持充足的肥力。即便是连修剪树枝这样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他都有自己的理论。
今天的世界充满着浅薄、功利的论调，有多少人会在坚持10年之后等到那7朵苹果花的盛开？这便是木村的意志，一如他的苹果坚定、执着，历经风霜而甘甜弥香。日本的脑科学家、也是NHK主持人茂木健一郎形容这种傻瓜的意志：他们拥有相信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力量。
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那便是用心专注地做一件事。种苹果如此，做教育也是如此，做任何事皆是如此。
在读这本书时，我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写下一行字：做事就是在做自己。在无数次强调客观困难的背后，我们反而要静下来反观自己的内心，就像木村与苹果树之间的对话一样：“实在太了不起了，我知道你很努力。”

七
这个世界最需要与培育对象建立情感联结的职业是教育。种苹果——我们承认是一个技术活，投入情感，有必要吗？
在最初的四五年间，木村几乎每天都会逐个抚摸他那四个果园的800多棵苹果树，并和它们说话。那是苹果树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有些树已经开始摇晃，甚至一推就倒。
有人取笑他，有人说，木村终于疯了，木村充耳不闻。木村的心里满怀愧疚，他觉得是他把那些苹果树推入谷底。当木村摸着苹果树并对它们说话时，明明没有风，他却感觉小树枝微微地摇晃，似乎是苹果树在对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有一个现象可能需要解释，被木村道歉恳求好好活下去的苹果树中，相当一部分最终存活了下来。有一片区域共82棵树，他没有说过话。那些树全部枯萎了。

张忠谋：谁的生命都有缺口，要学会自我谦卑、怜恤他人

在一个讲究包装的社会里，我们常禁不住羡慕别人光鲜华丽的外表，而对自己的欠缺耿耿于怀。
就我多年观察，我发现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多少都缺了一些甚么东西。
有人夫妻恩爱、月入数十万元，却遇到严重的不孕症；
有人看似好命、能干多财，情字路上却是坎坷难行；
有人家财万贯，却是子孙不孝；有人看似好命，可是一辈子却脑袋空空 所学无术。
每个人的生命，都被上苍划上了一道缺口贴了一个标签，你不想要它，它却如影随形跟着你。
以前我也痛恨我人生中的缺失，但现在我却能宽心接受，生活自如。
因为我体认到生命中的缺口，彷若我们背上的一根刺，时时提醒着我们要谦卑，要懂得怜恤他人。
若没有苦难，我们不知不觉会骄傲，没有沧桑，我们更不会以同理心去安慰不幸的人。
我也相信，人生不要太圆满，有个缺口让福气流向别人是很美的一件事，
你不需拥有全部的东西，若你样样俱全，你怎么会去管别人吃什么东西呢？
我也体会到每一个生命都有缺陷，所以我不会再与别人作无谓的比较，反而更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犹记得我那堪称为台湾阿信的企业家姑妈，在年近七旬遁入空门前告诉我：
「我这辈子所结交的达官显贵不知凡几，他们的外表高贵亮丽实在很令人羡慕，但深究其里，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甚至苦不堪言。」
所以，不必要去羡慕别人的如何如何，只要好好珍惜上天给你的那份恩典就好了，你会发现你所拥有的绝对比没有的要多出许多，而缺失的那一部分，虽不可爱，却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接受它并善待它，你的人生绝对会快乐豁达许多。
如果你是一个蚌，你愿意受尽一生的痛苦而凝结出一粒珍珠，还是不要珍珠，宁愿舒舒服服的活着？
如果你是一只老鼠，你发觉你已经被关进捕鼠笼里，而你前面却有一块香喷喷的蛋糕，这时，你究竟是吃还是不吃呢？
早期的扑满都是用陶磁作的，一旦存满了钱币，就要被人一声敲碎；
如果有这么一只扑满，始终没有钱币投进来，一直瓦全到今天，它就变成了一个贵重的古董，那你愿意做哪一种扑满？
你每想到一个问题就记下你的答案，直到有一天你的答案固定不再变动，那就是你已经成熟了。

他一生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视文凭如废纸，著名的国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称他是“教授的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大师吴宓称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等等。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恪”读作“克”(Kè)，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贻。被学界尊为“中国最后一位鸿儒通才。”

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他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这是中国文人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因为二战爆发交通断绝，牛津大学虚位等待陈寅恪多年，才另请他人。
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他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一惯狂横的康生竟然被陈寅恪堵在门外。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他让历史系的同学到中大图书馆为他借回了一堆弹词小说，其中有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助手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弹词小说。于是，他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把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有趣的是，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之创作过程，被陈寅恪谦虚地幽默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荡之，“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二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但使人深为遗憾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著作，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陈寅恪生前，中国学界便一直翘首以待陈寅恪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一时有“天命所归”之切望，但陈寅恪没有写出这种体系性的著述。直到今天，依然有学人认为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是不值得的。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曾预作挽夫人唐筲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身为一文史名家，不仅在治史上有卓越贡献，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提出与乾嘉学派治学风气不同意见，他认为若是要了解诗词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处)之外，还要找出作者当时的今事，这样才能古今融为一体，这种古典今典共鸣的新传记批评，实际上已经超越中国历来诗词评论的窠臼，乃陈先生晚年著作与早期著作的会通处，也就是陈先生的心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