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明史讲义——孟森

由雒于仁疏可见帝之昏惰。申时行遇事迁就，以成其过。留中之例开，言路无所施其匡救，于是庙堂争议，与君国不生效力，唯在臣僚间自为恩怨，朋党分歧，言论厖[庞]杂，任事者无所措手。其始公卿仰台谏之鼻息，其后清室日强，边氛日棘，而封疆之将帅亦颠踬于党论之交轰，其习惯皆此时所酿成也。时行、锡爵诸人，及身不见覆败，坐享太平宰相之荣，此皆祖宗所贻之泽。而万历一朝之遗殃，则虽有贤子孙且不易振刷，况重以至愚极不肖来承其后，犹必数十年而后亡，则明初之纲纪，毁坏亦正不易也。当时政局，莫善于宋之论，《明史·传》：“石星代 为户部（事在万历十八年三月），语 曰：‘某郡有羡余可济国用。’曰：朝廷钱谷，宁积久不用，勿使搜括无余，主上知物力充羡，则侈心生矣。’星怃然。有郎言漕粮宜改折。曰：‘宁红朽，不可匮绌，一旦不继，何所措手？’中外陈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辄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称帝宽大，愀然曰：‘言官极论得失，要使人主动心，纵罪及言官，上意犹有所儆省，概置勿问，则如痿痹不可疗矣。’后果如其言。”
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二十四年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言：“数月以来。廷推搁矣，行取停矣，年例废矣。诸臣中或以功高优叙，或以资深量迁，或服阕而除补，或覆题而注授，其生平素履原不在摈弃之列者，乞体因政设官之意，念国步多事之时，将近日推补官员章疏简发，间有注拟未当，亦乞明示别推酌补。”疏入不报。是时外官亦多缺不补，御史王以时奏言：“地方缺官之害，藩司、臬司等官，职掌各有攸司，每遇员缺，则抚按必择近便者一人使之摄理，职钱谷而摄军屯，职兵戎而摄盐马，夙昔未能娴习，旦夕岂能旁通？颠末未暇究心，晷刻难于判发。聪明少有未遍，宁免乖违；才力稍有不同，辄形愆谬。舞文者乘此弄其机械，玩法者借以恣其侵渔。文移之往来，狱讼之听断，近者数十里，远者数百里，又远者千有余里，道路奔走，岁月牵缠，费用不支，劳苦勿恤。或鬻卖其妻子，而事尚未完；或转死于沟洫，而冤莫可诉。司道缺官，废事病民，其为害既如此。至于郡县守令，最为亲民，民之倚命于守令，不啻赤子于其乳母，使郡县而可缺官，则是赤子而可断乳也；使守令而可使常署摄，则是亦子而可终岁寄养也。盖专官如柙椟之典守，故任劳怨而不辞；摄职若传舍之经过，谁肯竭心力以从事？乞行推补。”亦不报。

万历间官缺不补之事，略类叙之，则如三十年十二月，大学士沈一贯奏御史巡差缺员。时天下御史巡行诸差务凡十有三处，至是缺其九。一贯等奏请遣御史分往受事，庶监察有所责成，而纲纪可振。不报。明年正月，复营乾清、坤宁两宫（二十四年三月两宫灾），辅臣入视工程，乃得见帝，因亟言巡漕巡仓二差，及河南、陕西巡抚缺应补授差遣。三月，吏部奏天下郡守缺员。不报。时郡守缺者几十之五。是时两北六卿正贰亦多缺不补。三十二年二月壬寅，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沈一贯拟各御史敕以上。不省。四月，一贯等上疏催补科道，行取考选吴道行等四员，熊鸣夏等三员，散馆题授王元翰等八员。不报。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请补六部大僚，言：“臣昨同文武百官齐赴文华门候驾，见二品班内，止户部尚书赵世卿一员，其余尚书、左右侍郎，员缺甚多，官联废阙，一至于此，政务丛脞，谁为修明？理乱所关，良非细故。乞于前后会推人数内，亟赐点用，以慰中外之望。”不省。四十五年二月，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言：“今早入朝，有百余人，群聚长安门外，环跪号诉，询为镇抚司监犯家属，言：‘本司理刑缺官，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继。’是有罪者不得速正厥法，无辜者不得早雪其冤。乞即简补问官，以便审录。”不省。
官缺不补，而求去官者亦无得请之路。三十五年正月，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俟命，不宜听其自去。”不报。据《宪祥本传》：“江西巡抚许弘纲以父忧径归，广西巡抚杨芳亦以忧乞免代。宪祥极言非制，弘纲贬官，芳亦被责。”据《传》以证《纪》之言不报，亦非终不报，不候代者斯时尚有处分也。三十七年《本纪》书：“九月癸卯，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又书：“十月丁卯，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又书：“二月癸未，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九月庚戌，大学士李廷机拜疏自去。”四十一年又书：“七月甲子，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庚辰，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四十二年又书：“八月甲午，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然则其先犹以巡抚不俟代而贬与乞免代而被责，其继则阁部大臣相率拜疏自去矣。未去之先，章必数十上而不报，遂以拜疏自去了之。

帝既置朝事不问矣，谓即朝无一事乎？则又非也。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则无奇不有。帝之敛钱，皆用内监，而帝实非溺内监者。《明史·宦官·陈矩传》：“自冯保、张诚、张鲸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唯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观此知神宗之于内官，其员缺不补，亦与外廷之臣无异。外廷阙[缺]官为失政，内官缺额则为美德矣。而帝则用采榷之监，毒遍天下。此则唯知好货，其内外缺官实为惜俸给，其采榷必遣内监，利其非士大夫，不知法纪，而可以尽搜括之能事。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
采榷之祸，详于宦官《陈增》《梁永》两《传》，兹略举之。《陈增传》：矿税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其最横者增及陈奉、高淮。是为矿监。《梁永传》：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征收名马货物税。嗣有杨荣，皆为穷凶极恶，通都大邑，无不遍设。是为税监。又有两淮盐监，广东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入公帑不及什一，而天下生灵涂炭。撮举其最可骇异者言之：增在山东，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即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几死诏狱。兼征山东店税，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其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巡抚刘曰梧以状闻，盐务少监鲁保亦奏守训阻塞盐课。俱弗省。三十三年增死，肆恶山东已十年。陈奉以二十七年命征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使，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途，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黄州、荆州、荆门州数州府官煽乱，帝立为逮谪有差。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且悉发境内诸墓。巡按御使王立贤言：“所掘墓乃元吕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讦奏，语多不雠，请罢不治，而停他处开掘。”不报。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直入民家，奸**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继之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撤回。”帝皆置不问。奉复开谷城矿不获，胁其库金，为县民所逐。佥事冯应京劾奉，降应京杂职。奉又开枣阳矿，知县王之翰以显陵近，执不可。奉劾之翰及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缇骑逮讯，并追逮应京。应京有惠政，民号哭送之。奉列应京罪状于通衢，民切齿复聚围奉署，奉逃匿楚王府，众投奉党耿文登等十六人于江，以巡抚可大护奉，焚其辕门。事闻，内阁及言官请撤奉。不报。而内监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税，亦奏：“奉水沮商舟，陆截贩贾，征三解一，病国剥民。”帝始召奉归。奉去，挟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徒卫，导之出疆。以一贯请，始革可大职。

而言官陈维春、郭如星极言奉罪，帝不怿，降二人杂职。三十二年，始释应京归，之翰卒瘐死。马堂者，天津税监兼辖临清，始至，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产，抗者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罢市。民万余人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皆黥臂诸偷也。事闻，诏捕首恶，株连甚众。有王朝佐者素仗义，慨然出曰：“首难者我。”临刑神色不变。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民立祠以祀。廷臣自大学士而下，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诸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而以高淮及梁永为尤甚。淮采矿征税辽东，所委官激民变，淮诬系诸生数十人，巡按杨宏科疏救，不报。参随杨永恩婪贿事发，奉旨会勘，卒不问。又恶总兵马林不为己下，劾罢之。给事中侯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谪先春杂职。巡按何尔健与淮互讦奏，淮遣人邀于路，锢其奏事人于狱，匿疏不以闻。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余，张飞虎帜，金鼓震天，声言入内谒帝，潜住广渠门外。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皆劾淮擅离信地，挟兵潜住京师，数百年未有之事。御史给事中连疏劾淮。皆不报。巡抚赵楫劾淮罪恶万端，且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亦不报。淮因上疏自称“镇守关务”。兵部奏其妄，帝护淮，谬曰：“朕固命之。”淮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时清太祖日强，逼近辽东，淮为民驱除，大有力于清之发展。又以短抑参价为清口实）。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以淮夺饷，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孟阳（孟阳《实录》作获阳。《华钰传》亦作获阳）逐杀钦使，刼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总督蹇达再疏暴淮罪。乃召归，仍以通湾税监张晔兼领其事。孟阳竟死狱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释。

梁永为陕西税监，本不典兵，而畜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棰死县吏卒，斗牛愤恨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池，征其课。缘是帅[率]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复用奸人胡奉言，索咸阳冰片五十斤，羊毛一万斤，麝香二十斤。知县宋时际怒勿予。咸宁人道行遇盗，迹之，税使役也，知县满朝荐捕得之。永诬时际、朝荐劫税银。帝命逮时际，而以朝荐到官未久，镌秩一级。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朱赓请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不报，而亦释时际、朝荐。御史余懋衡方按陕西，永惧，使纲酖[鸩]懋衡几死。讼于朝，言官攻永者数十疏，永部下诸亡命乃稍稍散。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赍重宝，辎盈路，诈为上供物，持剑戟弓弩，结阵以行。而永所遣解马匹者已乘邮传先发，九功等急驰，欲追及与同出关。朝荐疑其盗，九功等后至又无验，逻兵与格斗，杀数人尽夺其装，御史懋衡以捕盗杀伤闻。永惧，使系书发中，入都讼朝荐劫上供物，杀数人投尸河中。帝震怒，曰：“御史酖[鸩]无恙，而朝荐代为报复。”立遣使逮朝荐，时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诏狱榜[搒]掠，遂长系。中外自大学士以下论救百十疏，最后四十一年秋万寿节，用大学士叶向高请，乃与王邦才、卞孔时并释归。而先一年三十四年，杨荣为云南人所杀。初，荣妄奏阿瓦猛密诸番愿内属，其地有宝井可岁益数十万，愿赐敕领其事。帝许之。既而荣所进不得什一，乃诬知府熊铎侵匿，下法司。又请诏丽江土知府木增献地听开采。巡按御史宋兴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兹土，限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远人心？”不报。荣愈怙宠，诬劾各府州官下狱，提问累累，百姓恨入骨，燔税厂，杀委官张安民。荣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至是榜[搒]掠指挥使樊高明，绝其筋，枷以示众。又以求马不获，系指挥贺瑞凤，且言将尽捕六卫官。于是指挥贺世勋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事闻，帝为不食者数日。欲逮问守土官，沈鲤揭争，且密属太监陈矩剖示，乃止诛世勋等。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史传所详，不能尽载也。

帝以溺郑贵妃故，矿税诸监率结郑氏，以妃为内主。既生常洵，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谋，众臣争言立储事，姜应麟等疏请被谪，李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内廷呼宫人为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皇长子由是不敢轻动。而请立储之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谓不能力定国本。帝以太后前语，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二十年，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偕六科诸臣疏请豫教，言：“元子年十一矣，豫教之典，当首春举行。”帝大怒，摘疏中误字，责以违旨侮君，贬官夺俸有差。科道诸臣各具疏救，俱谴责。给事中孟养浩语尤切，略言：“一字之误，本属无心，遽蒙显斥，臣愚以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请，为宗社计，不惟不听，且从而罚之，是坐忍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长幼定序，明旨森严，天下臣民，既晓然谅陛下之无他矣（上年廷臣争请建储，得旨于二十年春举行。至九月，工部主事张有德预以仪注请，帝又怒夺其俸。阁臣中申时行在告，许国、王家屏虑事有变，引前旨争，首列时行名。时行闻帝怒，密疏言实不与知。言官力诋时行，时行遂乞罢。国与家屏又请立储，遂罢国），然豫教册立，本非两事，今日既迟回于豫教，安知来岁不游移于册立，是重启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有益元子，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爱。不可者三。古者引裾（魏文时辛毗事）折槛（汉成时朱云事）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言及宗社大计，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万世，谓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献可等所论，实天下臣民之公言，加罪献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实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帝愈怒，谓养浩欺君惑众，命锦衣卫杖之百，削籍为民。是时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未几，大学士王家屏亦以救李献可罢。
神宗以有所私于郑贵妃，遂以请豫教元子为罪，以致元子长而失学。

二十一年正月，帝手诏王锡爵，欲待嫡子，令元子与两弟且并封为王。锡爵奉诏拟旨，举朝大哗，事得寝，而锡爵名大损。二十二年二月，皇长子始出阁讲学。二十八年十月，给事中王德完复以请立储，廷杖除名。至二十九年，皇长子年二十，册立冠婚并行，临时复令改期。阁臣封还谕旨力争，以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而封郑贵妃子常洵为福王，婚费邸第，十倍常制。嗣是福王不之国，而夺嫡之疑时起。三十一年，有妖书之狱。
先是刑部侍郎吕坤撰《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购入禁中，帝赐郑贵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其文托朱东吉为问答，东吉者，东朝也，以吕坤曾有忧危一疏，因借以讽。言坤书首载明德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意以重妃。而妃之刊刻，实借为夺嫡地。妃兄国泰，以给事中戴士衡尝纠坤，全椒知县樊玉衡并纠贵妃，疑出二人手，言于帝。帝重谪二人，事遂寝。至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复出《续忧危竑议》，朱赓于寓门外获之，其词假郑福成为问答，谓郑氏子福王当成也。略言帝立东宫，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其用朱赓为内阁者，赓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词极诡妄，时谓妖书。帝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贯与郭正域、沈鲤相嫌，欲因是陷之，遂兴大狱。东厂又捕获妖人皦生光。其他告讦纷起，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一贯与其党欲自所获诸人引正域以及鲤，卒不能得。而太子亦有言，谓：“何为欲杀我好讲官”（正域为太子出阁时讲官）？诸人惧，乃归狱皦生光，磔之。

嗣是又十年，福王仍不之国，洛阳邸第以二十八万造成。廷臣请王之国者数十百奏，不报。四十一年春，复交章请，叶向高、孙慎行争尤力。帝始以明春为期，已复传旨庄田非四万顷不可。向高因言：“《会典》载亲王禄米万石，养赡名目已是添设。各直省田土，大郡方有四万顷，少者止一二万。祖宗以来，封国不少，使亲王各割一大郡，天下田土已尽，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况圣子神孙源源未已乎？列圣遵守家法，岂无爱子？祖制不敢逾越，必如是而后万世可常行耳。福王所陈，不过引景府潞府事例，潞府就封时废府田地尚多，未尝括及民间。今田地已尽，而租银之入已过潞府，何更求多？至景府久不之国，皇考在裕邸常怀危疑，其后皇祖断然遣之，人心始安。景府屡请楚地，几至激变，当时皆讥皇祖过宠，非以爱之（景王封四年而薨，无子国除）。亦前事之鉴也。”
景恭王载圳，世宗第四子。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即帝同母弟。初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嘉靖以后，天子与民争利，皆亡国之象。《潞王传》：“明初亲王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间有以废壤河滩请者，多不及千顷。部臣得执奏，不尽从也。景王就藩时，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翊镠为口实。”凡此即叶向高之所云也。祖宗时之闲田，本留以赡军，实亦无所谓闲，但不直接夺之民耳。闲田既尽，乃复夺民，益思明祖创制之宏大，子孙日失其本意，犹久而后不支。国之兴亡，要以民之有无生计为断，此万世所可鉴也。

向高等又言：“福王庄田必足四万顷，则之国无日。王疏以祖制为言，臣不知所引祖制何指，唯景府以宠爱逾分致坏祖制，奈何尤而效之？今河南、山东抚按官搜括已尽，恐奸徒以投献为名，挟仇报怨，中州、齐、楚间，稍有土地者不安其生，天下从此多事矣。”又言：“东宫辍讲八年，且不奉天颜者久；而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会锦衣百户王曰乾与人相告讦，入皇城放炮上疏，讦郑贵妃内侍姜严山等用厌胜术，诅皇太后、皇太子，欲拥立福王。帝震怒。向高请别治奸人罪，而速定福王之国期。帝纳其言。贵妃又请留福王庆太后寿，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祝寿乎？”妃乃不敢言。四十二年二月，福王之国，历年税使矿使所进珍羡，悉以资之，押运刘孝，自虞城至洛阳，到处挟索，横逞杀人，抚按以闻，悉置不问。庄田则群臣请减，帝谕以王意奏辞，减半给二万顷，中州腴土不足，以山东、湖广田益之。王复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等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山东、河南、湖广抚按臣各疏言：“王府赐地，照《会典》应令地方官每亩征银三分，王府遣人关领，不便自行勘丈管业。”并言中使诸人不法状。俱不报。后湖广田不足，又减一千顷，实给一万九千顷。王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辄数倍。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扬盐故，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叶向高言以藩国之尊，下侵商贾之事，差官支取，滋夹带之奸；定价贸易，无两平之理。由是河东亏课，豫民食贵，公私交困，廷臣先后请停丈田、开市二事。俱不报。
《福王传》：“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独福藩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赋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李自成传》：“十四年（崇祯）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多藏厚亡，蕴利生孽，此之谓也。

福王既之国，而太子较定矣，未几又有梃击之案，是为明代后三案之一。后三案之反复，为邪正朋争报复惨杀之枢纽，明于是以亡。事历天、崇两朝，延及南渡以后，而在万历间，则先有此一案，亦郑贵妃所启夺嫡之嫌疑也。太子居慈庆宫，四十三年五月，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殿前檐下被执。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案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民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按其迹若涉风[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贵妃与兄国泰谋危太子。及差被执，举朝惊骇。廷元既以风[疯]癫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复讯，一如廷元指。按律当斩，加等立决。奏定未上，提牢主事王之寀私诘差，言由内侍引导，得口词甚悉。之寀备揭其语，因侍郎张问达以闻。疏入未下，廷臣连章趣之，而郎中陆大受疏有“奸戚”字，帝恶之，与之寀疏俱不报。御史过庭训言：“祸生肘腋，宜即翦[剪]除。”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斥之寀言谬，请详审。于是庭训遂移文蓟州踪迹之，知州戚延龄具言致癫始末，符原勘，遂以风[疯]癫为定案。越数日，问达以员外郎陆梦龙言，令十三司会鞫，众咸嗫嚅，梦龙独详讯之，谓系庞保、刘成主使。刑部乃行蓟州道，提差所供马三道等（差供详《王之寀》《陆梦龙》两《传》），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质。保、成皆贵妃内侍，中外藉藉，语侵郑国泰。国泰惧，出揭自白。给事中何士晋直攻国泰，且侵贵妃。疏入，上大怒，然不能无心动，盖其初王曰乾上变言巫蛊事，辞连刘成，至是复涉成也。乃谕贵妃善为计。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连贵妃，大惧，请帝速具狱，毋株连。帝乃于慈宁宫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入见，因执太子手，谓诸臣曰：“此儿极孝，朕极爱，使朕有别意，何不早更置？外臣何意，辄以浮言间朕父子耶？”因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曰：“朕诸孙俱已长成，更何说？”顾问太子：“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太子具言：“疯癫之人，宜速决。”并责诸臣，言：“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帝复谓诸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申谕再三，诸臣始叩首出，帝不见群臣已二十五年矣。帝寻谕三法司：“张差以疯癫奸徒闯入东宫，持梃伤人，罪在不赦。”因命决差于市。内官庞保、刘成，帝以涉郑氏，付外廷，议益滋，潜毙之于内，言皆以创重身死。马三道等五人，命予轻比，坐流配。时帝意在调护贵妃太子，念事似有迹，故于诸言者亦不遽罪。未几，何士晋调外，王之寀削籍，陆大受夺官，而陆梦龙以张问达力，独免。

四十四年正月，清太祖建元天命，称建州国汗，自承为金后，亦称后金，而明廷未深知也，愦愦如故。是年八月，太子复出阁讲学。辍讲已十二年，群臣谏疏凡数百上，始命举行，中外大悦，然一讲而辍，后不复更举矣。
第三节 决裂之期
万历四十六年，清兵克抚顺，明人记载谓之东事起。清太祖名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其祖及父为李成梁焚戮之后，起而诉其以忠获祸。盖太祖父祖实为明向导，以破建州酋阿台而致骈死也。明稍假借之，遂以所得之敕命，渐渐自立，以力吞并诸部，混一建州，旁及海西。李成梁始而狎之，继而畏之，且欲倚以消弭边衅。时犹称建州，亦颇自昵于明，取其尊官厚赏以自肥殖，兼并行之塞外。中朝不能顾内事，遑问边计？贡市频繁，犹以顺服视之。至抚顺陷而显然内犯，且有七大恨誓师之文。今于清与明之接触，本讲义中不求其详，别详《清史讲义》焉。

辽东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高淮为税使，朘削十余年，军民益困，而先后巡抚皆庸才，玩愒苟岁月，帝又置万几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边事大坏。四十六年春，朝廷之上，方昏卧未觉祸至。二月，吏部尚书郑继之以累疏乞休不允，稽首阙下，出郊待命。帝闻，命驰传归。兵部尚书崔景荣又封印出城。御史王象恒言：“十三道御史在班行者止八人，六科给事中止五人，而册封典试诸差，及巡方报满，告病求代者踵至，当亟议变通之法。”方从哲亦言：“考选诸臣守候六载，艰苦备尝，乞特允部推，令受命供职。”皆不报。至四月甲辰（十五日），建州兵陷抚顺（《明史》作：“大清兵克抚顺。”至《明纪》等书竟作：“我太祖高皇帝起兵克抚顺。”在清代文义如此。若论史实，则其时建州未自名为清，并无满洲之名），游击李永芳叛降，千总王命印死之。巡抚李维翰趣总兵官张承荫赴援，承荫急帅[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诸营并发。庚戌（二十一日），次抚顺，甫交锋，建州兵蹴之，大溃。承荫、世芳皆战死，廷相、汝贵已溃围出，见失主将，亦陷阵死，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继失。事闻，诏逮维翰，中外戒严，羽书日数十至，帝颇忧惧，章奏时下，不数月泄泄故。

闰月庚申（初二日），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周永春代李维翰，李如柏代张承荫，刘、柴国柱、官秉忠并佥书都督府事。杜松驰援辽阳，马林以故官从征。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李汝华累请发内帑，不得，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汝华乃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库藏余积，征宿逋，裁工食，开事例。会周永春请益兵加赋，八月，汝华再请发各省税银。不报。汝华乃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可得饷二百万有奇。”从之。九月辛亥，加天下田赋（是为万历间永加之第一次）。是年兵事，七月丙午（二十五日），建州兵又克清河堡，副将邹储贤、参将张旆俱死，部将二十人，兵民万余歼焉。诏赐杨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镐乃斩逃将陈大道、高炫，徇军中，征兵四方图大举。自九月以后，灾异迭见，御史熊化劾方从哲乞用灾异策免。从哲方独相，至是求罢，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慰留再三，仍视事。于是以师久饷绌，从哲及兵部尚书黄嘉善发红旗日趣杨镐进兵。四十七年正月，镐定议分四路出兵，号四十七万，以马林由开原出三岔口合北关军（北关即海西女真之叶赫部。时海西已由各卫并成四部之后，而为清太祖灭其三，止余北关，即太祖高皇后之母家，太祖非兼并不可，故为明廷效用）为北路，杜松出抚顺为西路，李如柏出鸦鹘关趋清河（时清河已失。清河即本溪地，建州在抚顺之东，本溪之东北）为南路，刘出宽甸合朝鲜军为东南路，师期为三月二日。镐无方略，中枢非但不知敌情，并不自知其所命之将，军事期会分布，先期尽泄。刘、杜松较勇锐，直入建州境，建州设伏以待，全军尽没；马林亦败，仅以身免；李如柏与建州有私交，自其父成梁以来，常扶助清太祖，又以李宁远（成梁封宁远伯）家世，为杨镐所倚赖而昵之，故独不出军救应，而称镐以令箭撤回；北关军亦未出；朝鲜军亦为建州所掳，从此不敢尽忠于明；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败书闻，京师大震。言官连疏劾李如柏，如柏自杀，而朝廷又用如柏弟如桢代镇，杨镐罪亦不问，马林谪充为事官，仍守开原。林恃兀良哈酋宰赛、暖图等许助兵，不设备。六月丁卯（十六日），建州又破开原，林及城守诸将副参游以下尽死。癸酉（二十二日），用熊廷弼代杨镐经略辽东，帝怠事婪财如故。甲戌（二十三日），廷臣伏文华门，请发章奏及增兵发饷，又候旨思善门。皆不报。

李如桢至辽，杨镐使守铁岭。李氏故铁岭人，乃预令其族迁避，留一空城。又以镐令还沈阳，而令参将丁碧等防守。七月丙午（二十五日），建州兵临铁岭城，如桢拥兵不救，游击哈成名等俱阵没，城又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熊廷弼之起用，朝廷倚望甚厚。廷弼受命于开原已陷之日，上言：“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开原必不可弃。虏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虏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虏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疏入，悉报允，且赐尚方剑以重其权。廷弼甫出山海关，闻铁岭陷，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如桢十不堪，罢之，以李怀信代；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八月癸亥（十三日），逮杨镐下锦衣狱，论死。
辽左饷绝，廷臣数请发帑。不报。会广东进金花银，户部主事鹿善继言于尚书李汝华曰：“与其请不发之帑，何如留未进之金。”汝华然之。帝怒，夺善继俸一年，趣补进，善继持不可，以死争，乃夺汝华俸一月，降善继一级调外。汝华惧，卒补银进。九月戊子，吏部尚书赵焕帅[率]廷臣伏文华门，固请帝临朝议政。方从哲叩首仁德门，跪俟俞旨。抵暮，帝遣中官谕之退，从哲复请帝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战守方略。焕《疏》云：“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帝终不报。自铁岭陷后，宰赛始以兵来战，为建州所擒，建州移兵攻北关，灭之。明所恃为“以夷制夷”之计者于是尽矣。
熊廷弼令严法行，守备大固，乃上方略：“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从之。初廷弼抵辽，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惮不肯行，继命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痛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官贺世贤以近敌沮之，廷弼曰：“冰雪满地，敌不料吾来。”鼓吹入，时兵燹后，数百里无人迹，廷弼祭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所至招流移，缮守具，由是人心复固。会帝从方从哲言，遣姚宗文阅视辽东军马，遂以意气相失，回京与言路数人相结倾廷弼。

是年十二月，再加天下田赋，亩三厘五毫，是为万历间二次加派。内库之积如山，帝不肯稍出，而责贡输不已。明年四十八年三月，再议增赋，复亩增二厘，三岁三增，遂为岁额。御史张铨疏言：“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五毫，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叫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不省。
四十八年五月，建州兵略地花岭，六月，略王大人屯，失亡将士四五百人，诸将贺世贤等亦有斩获，是为姚宗文等倾熊廷弼之口实。帝自四月癸丑皇后王氏崩，亦有疾，七月甲午大渐，召大臣入见宏德殿。丙申（二十一日），帝崩。诸臣出遗诏，有云：“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亲，朝讲稀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惟[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与天下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又云：“内阁辅臣，亟为简任（阁臣只方从哲一人，已逾三年）。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咨考选，并散馆科道官俱令授职。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悉停止。各衙门见[现]监人犯，俱起送法司查审，应释者释放。东师缺饷，多发内帑以助军需，阵亡将士速加恤录。”次日丁酉，皇太子即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后二日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