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明史讲义——孟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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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门案至此，前之功人多为叛逆，而所杀以为名之于谦，公道已大彰，然终英宗之世不与平反也。《谦传》：“谦既死，而亨党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一年败，赃累巨万。帝召大臣入视，愀然曰：‘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对。俄有边警，帝忧形于色，恭顺侯吴瑾侍，进曰：‘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是年，有贞为亨所中，戍金齿。又数年，亨亦下狱死，吉祥谋反伏诛，谦事白。成化初，冕赦归（冕，谦子），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焉。弘治二年，用给事中孙需言，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岁时致祭。万历中，改谥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绝。”
陷谦诸人，唯徐有贞尚有小才，石亨、曹吉祥之流，若君主稍有常识，岂遂假以大权至迭起祸变？亨、吉祥何足道，英宗始终为庸稚之君而已。

第六节 成化朝政局
天顺八年正月乙卯（初二日），英宗不豫。己未（初六日），皇太子摄事于文华殿。己巳（十六日），大渐。庚午（十七日），崩。乙亥（二十二日），宪宗即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七月，立皇后吴氏。八月，废之。后立甫逾月，以万贵妃已擅宠，后摘其过杖之，帝怒，废居别宫。帝年甫十八，万贵妃年已三十五，宠冠后宫，帝终身眷之，成化一朝，佞幸竞进，皆凭万氏。帝于宦寺，倚任时无所不至，旋复厌之，即弃之如脱屣，嬖幸恃宫中为奥援，与万历间之郑贵妃略同，盖宵小犹非能专挟天子以行事也。
天顺八年二月，始以内批授官，帝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明代至是始以官爵为人主私物。
十月，始置皇庄，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自此始。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弗听。自是戚畹及中贵家多夺民地为庄田矣。按明太祖宽留田土以供养军蓄马之用，期不扰民。自宪宗笼田产以自私，上行下效，悉归豪强，始而就闲旷以为侵占，闲旷既尽，后起之豪强无尽，以渐而蹙及民生。其端盖造于此。
于是番僧扎实巴乞静海地为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数百顷，德王请寿张地四千余顷，皆予之。成化四年三月，户科给事中邱弘等上言：“国初，北直隶、山东地方土旷人稀，太祖、太宗屡颁明诏，许民耕种，永不科税。乃权豪怙势，专利病民，率指为闲田，乞奏至数十百顷。夫地逾百顷，古者百家恒产也，岂可徇一人之私而夺百家恒产哉？乞收前命还给下民，仍敕该部痛革往弊。”帝然之，诏：“自今乞请皆不许。”扎实巴等所乞还之于民。未几，周寿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余顷，帝不得已许之。自是翊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县地三百余顷，寿弟长宁伯彧求武强、武邑地六百余顷，皆予之。给事中李森疏谏，不复省。

案：成化间失政甚多，然奏乞闲田，事关永久民间舒蹙之故。所谓闲田，在太祖、太宗宽留以厚民生，历仁、宣暨英宗，未之有改。成化间唯以皇室庄田为倡，大动豪强贪欲之私，又可见祖宗积蓄之厚。先从近畿豪强遍布之地为始，各州县皆有罗掘，自后更及南畿，以及各处军卫留备兴屯之地，一切以闲田名之，祖宗所宽留者积久而尽。无论豪强代兴，日益无已，即边境有事，而以应额外之供，不得不悉索以责民供，民穷而为乱，乱起而民益穷，因果相生，遂成万历、天启之局。当宪宗时，民尚只觉恩泽之稀，未感煎熬之迫，后世言成弘之治，尚慨想以为太平，其实则前数代之遗泽，一朝不易枯竭耳。
再以史传证之，《陈镒传》：“正统七年，王翱调辽东，镒复出镇，岁满当代，以陕人乞留，诏仍旧任。时仓储充溢，有军卫者足支十年，无者直可支百年，镒以陈腐委弃可惜，请每岁春夏时给官军为月饷，不复折钞。从之。”凡此皆见正统以前天下积储之厚。祖制未改，在朝多法家弼士。明之君，自英宗为无道之始；明之民，则未尝感觉困苦。坏祖宗藏富于民之意，自宪宗始。顾祖宗所藏至厚，不至一时遽尽，故其大败决裂犹在百年以后也。
更举史传证之，《李贤传》：“尝言内帑余财不以恤荒济军，则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祷祠、声色之用。前后频请发帑赈贷恤边，不可胜计。”贤大用于景泰、天顺之间，至成化四年而卒，为一代贤相，其所主张如是，而景帝、英宗能任之，可知天顺以前，人主尚无甚与民争利之心也。贤以夺情为罗伦所纠不能无憾，与后之张居正为同病，然其为国家计久远，用才能，则皆功不可没也。

成化初对建州始有兵事，建州为清之旧受卫职，《明史》凡遇建州事，皆削不登。此为今日以后应为《明史》补正之一大端，别详《满洲开国史》。但以兵事论，则事役非巨，尚不及西南麓川、藤峡诸役，在本讲义原无足述之分量。唯荆、襄平乱为大事件，撮叙如下。
成化元年四月，荆、襄刘千斤起事。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有膂力，县治门有石狮重千斤，通手举之，因号为刘千斤。荆、襄上游为郧阳，古麇、庸二国地，元至正间，流民聚此起事，终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邓愈以兵临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间，又多旷土，山谷厄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以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罔禀约束，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长。汉中守臣以闻，请除之，英宗曰：“小民为饥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金敬抚辑，谪戍数人，余阳听抚，而为首潜伏不出，寻复纵，势益滋蔓。有锦衣千户杨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众，宜选良吏抚恤，渐图散遣。”词甚谆切。不报。三省长吏多诿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刘通纠党石龙，号石和尚，及刘长子、苗龙、苗虎等，聚众数万。自称汉王，建元德胜，署置将军、元帅。攻襄、邓境，指挥陈升等死者二十四人。时以副都御史王恕出为抚治，而未受征讨之命，因不受抚。恕闻于朝，五月，乃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发军会恕及湖广总兵李震进讨。至南漳，通等迎战败之。永以疾留镇，圭主军务，奏四路进军之策。至二年五月，迭战胜，斩刘通子聪及苗虎，通等退保后岩山，据险以守，圭督军四面围攻，通败被擒，苗龙等四十余人皆死。而石和尚、刘长子逸去。六月，石和尚聚众千余，转趋四川大昌，杀夔州通判王祯，圭分兵蹙之，并诱执石和尚等，遂班师，事少[稍]息，不数年复炽。
有可以养民之地，而禁民毋入，此明开国时之失策也。六七十年之后，而再有饥民屯聚之患。英宗之不轻用兵，是也，不选良吏抚恤解散，则非也；至成化初，而不能不用兵，兵力所加，即告荡平，其时将帅犹得力。然平定后即仍其故地，不以良吏辟作生聚之乡，亦犹是邓愈见解也。

六年十月，刘千斤余党李胡子等复聚众起事。初，白圭平荆、襄。而流民屯结如故，李胡子名原，始与石和尚等同伙。会岁大旱，入山者九十万人，李与其党王彪、小王洪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聚众为乱，称太平王，署其党为总兵、先锋等，又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官军屡战不利，荆、襄诸郡骚然。十一月，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忠先分军列要害，多设旗帜钲鼓，遣人入山招谕流民，来归者四十余万。王彪来觇军，出不意擒之。忠又请调永顺、保靖土兵，合二十五万众，分八道逼之。流民归者又数万。遂击擒李胡子、小王洪等。忠移军竹山，复招流民五十万。斩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万余人，户选一丁，戍湖广边卫，余令归籍给田。其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驱逼，不前即杀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给事中梁璟因星变求言，劾忠妄杀。白圭亦言：“流民既成业者，宜随所在著籍。”又驳忠所上功次互异。帝皆不听。进忠左都御史，荫子绶锦衣千户，诸将录功有差。忠上疏言：“臣先后招抚流民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入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俘获百人。皆首恶耳，今言皆良家子，则前此屡奏猖獗难御者伊谁也？贼党罪固当死，因不忍滥诛，故令丁壮谪发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余里，招聚无赖千人，争斗劫杀，若此者，可以久居不遣乎？臣揭榜晓贼，谓已杀数千，盖张虚声怵之，非实事也。且圭固尝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遗。先时中外议者，谓荆、襄之患何日得宁？今幸平靖，而流言沸腾，以臣为口实。”帝温诏答之。
《纪事本末》：“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既树《平荆襄碑》，或亦呼为《坠泪碑》以嘲忠云”（《坠泪碑》为荆襄故事，本为人思羊祜，今以形容项忠之残杀）。人揭忠之过，忠则自列其功，一时遂无定论。其实忠亦无善处流民之法，至多比之邓愈而已。

十二年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流民。初，项忠既平荆、襄，陈善后十事，不过增设营堡巡司，多方侦守，以厉入山之禁。不数年，禁渐弛，流民复聚，朝廷以为忧。祭酒周洪谟尝著《流民图说》，谓当增置府县，听附籍为编氓，可实襄、邓户口，俾数百年无患。都御史李宾以闻。帝善之，遂命杰出抚。
以上文见《原杰传》，而《周洪谟传》不载此事，《纪事本末》略详洪谟之说，其说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
杰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因相地势，以襄阳所辖郧县居竹山、房、上津、商、洛诸县中，道路四达，去襄阳五百余里，山林阻深，将吏鲜至，猝有事故，府难遥制，乃拓其城，置郧阳府，以县附之，且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而析竹山置竹豁，析郧置郧西，析汉中之洵阳置白河，与竹山、上津、房咸隶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阳，南阳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阳，各隶其旧府。制既定，荐知邓州吴远为郧阳知府，诸县皆择邻境良吏为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将还，以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事无统纪，因荐御史吴道宏自代。诏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寻以道宏为右佥都御史，开府郧阳，著为令。杰召为南京兵部尚书。劳苦成疾，南还，竟卒于驿舍，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涕者。

吾国古时往往有封禁之地，最为闭塞之见解，利弃于地，小之聚乱民，大之召外寇，荆、襄规画[划]，久而后定，足为明代一大事，故详之。郧阳抚治，以都御史开府，体同巡抚，终明世有之，清初尚然，至康熙初裁。旋吴三桂之乱，蔓延川、楚、秦、陇，郧阳复设抚治，康熙十九年终裁。嘉庆初又有川、楚白莲教之事，事平，以达州为绥定府，略如明之设置郧阳，此亦荆、襄上游明时未竟之绪也。
宪宗惑于万贵妃，在帝室则几倾皇嗣，而阉人当道，中旨授官，方士妖僧，滥恩无纪，皆以能结妃欢为进身之阶。成化中叶以往，朝政浊乱，然明运不遽倾颓，且后人述明时之太平，尚不能遗成化之世，则以得罪百姓之事尚少耳。综其失政如下。
宪宗后吴氏，立自天顺八年七月。以杖万贵妃故被废，帝下敕谓：“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太监牛玉辄以选退吴氏于太后前复选册立。”以此为罪，废居别宫。后父俊先授都督同知，亦下狱戍边。而牛玉止谪孝陵种菜。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朱宽、李翱、李钧等合疏言：“玉罪重罚轻。”帝怒徽等，皆贬边州判官。则知玉易后之罪非事实也。
万贵妃以四岁选入掖庭，为孙太后宫女（孙太后为宣宗后。万贵妃于天顺八年为三十五岁，则四岁入宫尚在宣宗之世。言孙太后，乃后来追称也）。及长，侍宪宗于东宫。宪宗年十六即位（《宪宗纪》：“成化二十三年崩，年四十一。”则即位年当为十八。此出《万贵妃传》，《史稿》亦同，当是此传之误），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帝遣中使祀诸山川，遂封贵妃。皇子未期薨，妃亦自是不复娠矣。当是时，帝未有子，中外以为忧，言者每请溥恩泽以广继嗣，帝曰：“内事也，朕自主之。”妃益骄，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掖庭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纪淑妃（孝宗生母）之死，实妃为之。佞幸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辈皆假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贵妃欢，奇技淫巧，祷祠宫观，糜费无算。久之，帝后宫生子渐多，芳等惧太子年长，他日立将治己罪，同导妃劝帝易储，会泰山震，占者谓应在东宫，帝心惧，事乃寝。二十三年春，暴疾薨。
妃诸罪状，类皆帝所谓内事，唯为阉宦佞幸之所凭依，则蠹政尤甚，然尚见帝不受制于群小，特以妃为之内主，故一旦意所不慊，弃之如遗，固不至如天启朝客、魏之祸耳。

万贵妃父贵，诸城人，诸邑掾史，坐事谪居霸州。以贵妃故，官锦衣卫指挥使，颇勤饬。贵子喜亦为指挥使，与弟通、达等并骄横。成化十年，贵卒。十四年，进喜都指挥同知，通指挥使，达指挥佥事。通少贫贱，业贾，既骤贵，益贪黩无厌，造奇巧邀利。中官韦兴、梁芳等复为左右，每进一物，辄出内库偿，辇金钱络绎不绝。通妻王出入宫掖，大学士万安附通为同宗，婢仆朝夕至王所谒起居。妖人李孜省辈皆缘喜进。朝野苦之。
成化十二年九月，令太监汪直刺事。直故大藤峡人。初，给事万贵妃宫，迁御马监太监。时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事发伏诛，帝心恶之，锐欲访外事，以直便黠，因令易服将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之知。明年正月，设西厂，以直领之。永乐中始置东厂，令宦官访缉逆谋大奸，与锦衣卫均权势。至是，又别设西厂刺事，所领缇骑倍东厂，势远出卫上。任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辄寘重法。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值者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凡西厂逮捕朝臣，不俟奏请，气焰熏灼。
锦衣卫之制，仿古司隶校尉、执金吾等官，职掌都城内外地方各事，以辇毂之下人众稠密，不免宵小混杂，故有缉事员役以靖奸慝。近世各国都市皆有警察侦探，在清则谓之步军统领衙门，古今中外大略相类，原不得为弊政。明以诏狱属锦衣卫镇抚司，遂夺法司之权，以意生杀，而法律为虚设，盖弊在诏狱，尚不在缉事也。至设东厂而以宦官领缉事，是即所谓皇家侦探，其势无可抵抗，诬陷栽赃，莫能与辨，其所谓有罪，即交锦衣卫治之。于是诏狱超法律之外，东厂缉事又绝裁抑之门。成化中以一东厂为未足，更益以西厂，而缇骑倍之，校尉所至，遍南北边腹各地，又绝非都城地方巡徼之事任。此所以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也。然细案之，皆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平民非其所屑措意，即尚未至得罪百姓耳。

五月，大学士商辂率同官劾直罪，且言：“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擅作威福，贼虐善良。陛下若谓擿奸禁乱为有益，则前此数年，何以帖然无事？近自直用事以来，人心疑畏，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急去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谁主此奏者？”命太监怀恩、覃吉至阁诘责，辂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辂等同心一意为天下除害，无有先后。”恩等以实覆奏。传旨慰劳。翌日，兵部尚书项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归御马监，调韦瑛边卫，散诸旗校还锦衣卫。中外大悦。怀恩、覃吉为明阉官之最贤者，亦方欲制直不使逞，故暂得此效。
西厂虽暂罢，帝眷直不衰，令密出外刺事。吏部尚书尹旻等附直，项忠劾直，以旻为六卿之长，请首署名，旻即驰报直。六月，忠以直诬构黜为民。御史戴缙颂直功，谓：“大臣群臣皆无裨于政，独有太监汪直擿发允协公论，足以警众服人。”疏入，遂复开西厂。大学士商辂引疾，帝听其归。于时大臣以次陈免者数十人。士大夫皆俯首事直，直势愈恣。
时西厂既复，东厂亦正横甚，东厂官校因发云南百户左升私事，词连掌通政使工部尚书张文质，锦衣卫遂执下狱，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请，帝乃知而释之，锦衣卫官以擅系大臣，停俸三月。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戴缙以颂直功，累进右佥都御史，不二年，以中旨擢副都御史，又进都御史，掌院事。于时御史王亿等竞效缙所为，相率媚直，谓：“西厂擿伏发奸，不唯可行之今日，实足为万世法。”依阿淟涊，台中纲纪扫地。后直宠衰，缙乃谋出为南京工部尚书，直败，黜为民。直以十四年六月，复出行辽东边。直年少喜兵，欲以边功自固，乃有此行。率飞骑日驰数百里，所过棰挞官吏，各边都御史皆服櫜鞬迎谒，供张甚盛，左右从者悉大通贿赂，远近为之驿骚。

此事见《汪直传》。其所谓行辽东边，正以巡抚陈钺掩杀建州夷人以冒功，激变启衅，朝议遣重臣抚安，已命兵部侍郎马文升往建州听抚，直思攘其功，固请行边。陈钺先赂直左右，令所过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钺出迓于郊，望尘蒲伏[匍匐]，盛供张以娱直。直至开原，再下令招抚，文升乃推功于直，直内惭，文升又与抗礼，不善事其左右，钺又日夜谮文升于直，直遂庇钺激变罪转罪文升。明年五月，下文升锦衣卫狱，谪戍重庆卫。钺更讽直请大发兵树边功，讨建州夷伏当伽。其冬，以抚宁侯朱永充总兵官，直监军，钺赞军务，帅[率]师出辽东塞，遇建州贡使六十人，掩杀之，更发墓斲[斫]髑髅以张级数。捷闻，封永保国公，增直岁禄，钺亦论功晋右都御史，寻代杨鼎为户部尚书。此事见《明史》。唯不载建州字。考《明实录》及明各家记载，此皆关清代先世种族中事，清修《明史》，一律删除。此事因无建州字，漏未删去。其详别见《满洲开国史》。
直因陈钺树边功于辽东，十五年又奉命行大同、宣府边，厨传供张，櫜鞬迎谒，并如辽东，左右索赂，各倾帑以给之，边储为之一空。直先以所善王越为兵部尚书，又用越言，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诏永同越西讨，直为监军。亦思马因实无意犯边，方移帐威宁海子，越乘其不意，偕直往袭，虏惊避，遂杀其老弱，报首功四百三十余级，获马驼牛羊六十。越封威宁伯，增直岁禄。于是人指王越、陈钺为二钺。小中官阿丑工俳优，一日于帝前为醉者谩骂状，人言：“驾至。”谩如故；言：“汪太监至。”则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为直状，操两钺趋帝前，旁人问之，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曰：“王越、陈钺也。”帝笑，稍稍悟。会东厂尚铭获贼得赏，直忌，且怒铭不告。铭惧，乃廉得其所泄禁中秘语奏之，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御敌，敌退，直请班师，不许，徙镇大同，尽召将吏还，独留直，直不得还。言官交章论直苛扰，请罢西厂。而大同巡抚郭铠复言：“直与总兵许宁不和，恐误边事。”帝乃调直南京御马监，罢西厂。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褫逐其党王越、戴缙、吴绶等，陈钺已致仕不问，韦瑛后坐他事诛，然直竟良死。帝亦无所谓政刑，意所不属即弃之，固犹未至为阉所制耳。西厂废，尚铭遂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帝寻觉之，谪充南京净军，籍其家，辇送内府，数日不尽。

宪宗朝内侍复有梁芳与韦兴比，而谄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妖人李孜省、僧继晓皆由芳进，共为奸利。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陕西巡抚郑时论芳，被黜，陕民哭送之，帝闻颇悔，斥传奉官十人，系六人狱，诏自后传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刑部员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继晓下狱。久之，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谓芳及韦兴曰：“糜费由汝二人。”兴不敢对，芳曰：“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帝不怿曰：“吾不汝瑕，后之人将与汝计矣。”芳遂说贵妃劝帝废太子而立兴王，会泰山累震，占者言应在东宫，帝惧乃止。
成化间，阉人之外，更有佞幸，以李孜省、僧继晓为首。孜省初为江西布政司吏，骫法受赃，既历京考得冠带，而赃事发，当褫为民，匿不归。时帝好方术，孜省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得幸。成化十五年四月，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杨守随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太常职司祭祀，厥选尤重，奈何用赃秽罪人，渎事天地宗庙？”给事中李俊亦以为言。帝不得已，为改上林苑监副。然宠幸日甚，赐以印章二：曰忠贞和直，曰妙悟通微。许密封奏请。孜省因与梁芳表里为奸，干乱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监事。初，帝践位甫逾月，即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及奸僧继晓辈皆尊显，与孜省相倚为奸。孜省旋迁左通政，言官交劾，暂贬秩，仍迁之。二十一年，星变求言。大臣、言官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颇感悟。贬孜省上林监丞，令吏部录冗滥者名，斥罢五百余人。中外大悦。孜省恨廷臣甚，构逐数人，益以左道持帝意。十月，再复为左通政，益作威福，假扶鸾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致仕卿贰缘以复进之江西人极多。密封推荐，缙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皆附丽之。华以江西人结孜省，用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与尹旻相恶，构旻及其子侍讲龙，龙下狱除名，旻致仕。旻籍山东，山东京僚坐旻党降调者多人。是为明季门户成习之始。孜省所排挤，若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皆被谴，朝野侧目。已复擢礼部右侍郎。是时以秘术干中官陈乞者无数，大学士万安亦献房中术以固宠，终宪宗之世，方士滥恩不绝。

继晓，江夏僧，以秘术因梁芳进，授僧录司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其母朱氏，娼家女也，继晓自陈乞旌。诏不必勘核，遽旌其门。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员外郎凌俊请斩芳、继晓以谢天下，几得重谴。宪宗朝，西番僧封法王及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皆锡诏命，服饰器用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锦衣玉食几千人。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给事中魏元等切谏，不纳。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玉庭为真人。其后，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立从。二十一年，星变求言，贬李孜省、罢传奉官五百余人时，亦革继晓国师为民。而帝忌诸言者给事中卢瑀等，密谕尹旻出之，且书璃等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迁则贬远恶地，于是言者相继贬斥。而方士等复官，有宠愈甚，诸番僧亦如故。二十三年八月，帝崩，孝宗即位后，乃尽黜成化时僧道杂流传奉得官之众（继晓至弘治元年十一月伏诛）。
凡此皆成化时朝政之秽浊，而国无大乱，《明史》称其时为太平，唯其不扰民生之故。

继晓，江夏僧，以秘术因梁芳进，授僧录司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其母朱氏，娼家女也，继晓自陈乞旌。诏不必勘核，遽旌其门。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员外郎凌俊请斩芳、继晓以谢天下，几得重谴。宪宗朝，西番僧封法王及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皆锡诏命，服饰器用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锦衣玉食几千人。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给事中魏元等切谏，不纳。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玉庭为真人。其后，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立从。二十一年，星变求言，贬李孜省、罢传奉官五百余人时，亦革继晓国师为民。而帝忌诸言者给事中卢瑀等，密谕尹旻出之，且书璃等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迁则贬远恶地，于是言者相继贬斥。而方士等复官，有宠愈甚，诸番僧亦如故。二十三年八月，帝崩，孝宗即位后，乃尽黜成化时僧道杂流传奉得官之众（继晓至弘治元年十一月伏诛）。
凡此皆成化时朝政之秽浊，而 无大乱，《明史》称其时为太平，唯其不扰民生之故。

第七节 弘治朝政局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己丑（二十二日），宪宗崩。九月壬寅（初六日），孝宗即位，以明年为弘治元年。丁未（十一日），斥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邓常恩、赵玉芝等。以言官劾诸人不法事论死，上以宅忧，谪芳南京少监，喜指挥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陕西边。芳等遇赦，复逮下狱，孜省不胜拷掠死，常恩、玉芝等仍徙边，芳废死。十月丁卯朔，汰传奉官。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论罪戍斥。罢遣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余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余人，并追诰敕印仗，遣归本土。丁亥（二十一日），万安罢。帝于宫中得疏一小箧，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帝令怀恩持至阁曰：“此大臣所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会庶吉士邹智、御史文贵、姜洪等交章列安罪状，复令恩就安读之，安数跪起求哀，无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惧归第，乞休去，时年七十余，在道犹望三台星，冀复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以附万贵同姓，及善进房中术媚上，遇试期必其门生典试，子孙甥婿多登第。安死无几，子孙相继死，安遂绝。
自明太祖废宰相不设，至正统初三杨秉政，内阁大学士已成真宰相。成化初李贤为贤相，自后彭时、商辂皆不失辅臣体。汪直用事，逐退正人，万安、刘吉、彭华、尹直辈入阁，无不依附权要。至孝宗立，首逐万安，用徐溥，继罢尹直，用刘健，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内召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彭华先已致仕，礼部左侍郎邱浚进《大学衍义补》，帝知其善，浚亦于四年入阁，一时正人多在列矣。唯刘吉尚久为首辅，吉知帝方求治，于溥、健所建白亦赞其成，而奏请则以首辅居前，颇掠新政之美。于其私意所不慊，则沮抑排构，屡兴大狱，逐正人。至五年，而帝欲封后弟伯爵，吉谓无以处太后家子弟，乃遣中官至其家讽令致仕，则帝之进贤退不肖犹少英断，且未能处以至公，固未能如宣德以前用人行政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