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明史讲义——孟森

弘治元年三月，始用吏部侍郎杨守陈言，遵祖制开大小经筵，日再御朝。大经筵，正统初所定，月之二日举行，一月三次，其实成礼而已。明初经筵，原无定日，小经筵正符进讲初意，除开讲日外，皆常服进讲，谓之日讲。朝会，除元旦、节日等大朝行礼外，余为常朝，早朝受四方奏事，午后事简，君臣之间得从容陈论，永乐间谓之晚朝。景泰初定午朝仪，皆以别于早朝也。守陈言：“大经筵及早朝，但如旧仪；若小经筵，当择博雅端介之臣以次进讲，必于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讲之明而无疑，乃行之笃而无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谟训，百官章奏，皆当贮文华后殿，退朝披览，日令内阁一人、讲官二人，居前殿右厢，有疑辄问。一日间，居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则欲寡心清，临政不惑，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则御文华门，大臣台谏，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举崖略口奏，陛下详问而裁决之。在外文武官来觐，俾条列地方事，面陈大要，付诸司评议。其陛辞赴任者，随所职任而戒谕之。有大政，则御文华殿，使大臣各尽其谋，勿相推避，不当，则许言官驳正。其他具疏进者，召阁臣议可否以行。而于奏事辞朝诸臣，必降词[辞]色，详询博访，务竭下情，使贤才常接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为聪明，则资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纲举矣。如或经筵常朝，只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内臣调旨批答，臣恐积习未革，后患滋深。”疏入，帝深嘉纳，遂于月之丙子（十二日）开经筵（此是每月二日之大经筵），翼[翌]日丁丑，命儒臣日讲，越六日壬午，视午朝。
日再朝以听政，又无日不讲经史治道以资法戒，接士大夫之时多，对宦官宫妾之时少，荒怠之主必不能行；果能行之，败事鲜矣。孝宗能嘉纳此言，可谓有志图治。
是月，起用言事谪降诸臣，凡宪宗时得罪于阉人佞幸而迁谪者皆起，唯尚有为刘吉所挠间者。四月，厘正祀典，宪宗时，用方士僧道言，多所崇祀，烦渎不当，糜费不赀。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奏请厘正，礼臣周洪谟条议革诸淫祀（洪谟并议谓玄武七宿，不当信道家武当山修炼之说；城隍非人鬼，不当有五月十一日诞辰之祭；东岳泰山，既专祭封内，且合祭郊坛，则朝阳门外东岳庙之祭实为烦渎。帝以崇祀既久，不尽从也）

四年春，以陕西方用兵，罢织造绒毼中官。五年二月，以陕西巡按御史张文言，减织造绒之半。又明制，苏、杭等府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英宗天顺四年，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增造坐派自此始。弘治四年八月，以水灾停南畿、浙江额外织造，召督造官还。既而帝纳诸大臣言，并召还中官之监苏、杭织造者。中官邓瑢固请，帝又许之。而以工部尚书曾鉴言，减岁造三之一（事在十六年，见《曾鉴传》）。十七年五月，终以刘大夏言织造中官当罢。悉召还，令镇巡官领之。
凡此见孝宗不难于节用以恤民，而难于却阉之请，然犹卒以大臣之语而撤阉，则恭俭尚有天资也。后来变本加厉，决非能长保孝宗之德意，要此自见弘治朝保存明代盛时元气之美。
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洪、永间定制，法司断狱，一依律拟议。英、宪以后，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条例由此日繁。八年，以鸿胪少卿李请，命刑部尚书彭韶删定问刑条例。十三年，给事中杨廉复言：“高皇帝命刘基、陶安等详定律令，百三十年来，律行既久，条例渐多。近令法司详议，革其繁琐。臣以为非深于经者，不足议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议例。望特选素有经术深明律意者，专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贵简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杂之例，俾以例通律之穷，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嘉纳之。尚书白昂会九卿定议，择条例可行者二百九十余条，与律并行，诏颁之中外。帝所任刑官，前后如何乔新、彭韶及昂与闵珪，持法皆平，会情比律，一归仁恕，天下翕然称颂。至廷杖诏狱等惨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据《刑法志》：“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不报。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锦衣卫使，在弘治中亦有可称者二人，初年为朱骥（《明史》无骥传。骥为于谦之婿，因谦获谴。谦传言骥自有传，而卒无之。此亦《明史》之前后失照也。《明史稿》有《骥传》），《刑法志》谓骥持法平，诏狱下所司，独用小杖，宪宗尝命中使诘责，不为改。《史稿·骥传》，遇重狱，苟可生者，必为之解。迄明世，论典狱之使，率以骥称首。弘治三年卒官。同时又有牟斌，《刑法志》：“牟斌者，弘治中指挥也。李梦阳论张延龄兄弟不法事，下狱，斌傅轻比，得不死。”牟斌，《明史稿》与朱骥合传。后入正德朝，不容于中官，夺职死。是知废东厂非帝所能，而终帝之世，厂、卫皆循职不为恶，且历朝为中人鹰犬之锦衣卫，于弘治朝即累有贤指挥使可称，亦见“上好仁，则下好义”。经训自不易也。

弘治一朝，多用正士，然初年则首辅刘吉未退，颇受沮挠，至宦官则仅免肆恶。帝于奏请裁抑之臣，率不能用，或且罪之。其间用事者有一李广，《宦官传》：“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十一年，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日者言：‘广建亭犯岁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广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诸交结广者走寿宁侯张鹤龄求解，乃寝弗治。时司设监已为广请祠额祭葬，及是，以大学士刘健等言，罢给祠额，犹赐祭。”时更有守备南京太监蒋琮，以前成化间，奸民指濒江补坍沙滩，投献中官，中官收其利，而坍地赋责之民。帝立，诏：“势家悉返投献地。”民乃愬[诉]于朝。下御史姜绾等覆勘，琮胁绾右己，绾劾琮罔民利，因及其侵渔诸不法事。琮与绾互讦，累勘卒为宦者所持，其先为守备受投献之太监黄赐，并同时私垦后湖为田之太监陈祖生，并奉使两广道南京之太监郭镛，因大学士刘吉共谮绾等，至下御史十人于狱，贬为州判官，而宥各阉不问。后琮以僭侈杀人，掘伤皇陵气得罪，充孝陵净军。则帝之不能不为阉人所蛊，可考见矣。唯其时亦多贤中官，怀恩、覃吉贻自先朝；有何鼎者，更以得罪张鹤龄兄弟，为皇后所怒，竟由后使李广杖杀鼎。盖孝宗张后，不能法前代诸贤后，纵其兄弟多作过恶，请乞无度，败坏盐法，至废中盐法不行，而投献闲田，明知禁止而不能绝，张氏实蠹政之尤。此亦帝之不得贤后为助，又不能裁制外戚如祖宗时，皆仁而不断之现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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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英宪孝三朝之学术
宣宗时始开讲学之风，公卿士庶，翕然信向，为天下是非标准，始于月川曹氏，前已言之。英宗时则有薛瑄。瑄有学行，人称为薛夫子，初为山东提学佥事。王振问杨士奇：“吾乡有可为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对，召为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谒振，瑄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宣德中，瑄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至是士奇反欲令见王振，辅臣之仰振积威久矣）。一旦会议东阁，公卿见振皆趋拜，瑄独屹立，振知为瑄，先揖之，自是衔瑄。会指挥某死，振从子山欲强娶其妾，诬指挥妻毒杀其夫，处极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旨]，劾瑄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奏瑄受贿，下狱论死。将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曰：“闻薛夫子将刑也。”振感动，会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瑄系狱待决，读《易》自如。既免，景泰间以荐起，历官大理寺卿。苏州大饥，贫民掠富家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英宗复辟，重瑄名，拜礼部右侍郎入阁。王文、于谦之狱，唯瑄力争，为减极刑一等，得弃市。瑄见石亨、曹吉祥用事，叹曰：“君子见几[机]而作，宁俟终日！”遂致仕去，在阁数月耳。告归后七年，天顺八年卒，赠尚书，谥文清。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道其所得，学者宗之。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
薛文清虽亦为达官，世自尊为薛夫子，其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以学行名节著者甚众，皆见《儒林传》，杨廉亦见《儒林》。《明史·儒林传》皆躬行自重之贤，不似《清史·儒林》，专重考据，稍习《说文》小学，辄尊之曰儒，而其所以敦品立行者不问也。盖清之国史馆传体已如是，末流遂无以品行为意者。文清殁后百余年，卒从祀文庙。吾国昔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至抉此藩篱而欲为人类设新训条，至今彷徨未知所向，吾辈谈历史，只能就史实中经过者言之。

英宗朝专以讲学名而门弟子极盛者，为吴与弼。与弼，字子传，世称康斋先生。父溥，即靖难时与王艮、胡广等同居，断定胡广、解缙不能死节者。溥亦在建文时已为国子司业，永乐中复为翰林修撰。康斋门人，明代从祀文庙者乃有二人：一胡居仁，一陈献章。讲学之风，斯时极盛。君相侧席，愿见大贤，康斋以处士蒙召，创意者为石亨，后来颇受指摘。尹直《琐缀录》谓康斋跋石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又为其弟所讼，或谓地方官忌康斋，募人教其弟为之。右康斋者并辨《琐缀录》之诬。但康斋之于世论，颇未能如薛夫子之一致推服，则可见矣。今读其《集》，屡言梦见孔子、朱子，纵或为结想所成，要亦无当于为学实用。虽大儒尽出其门（明儒从祀止四人，薛瑄在前，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三人同以万历间从祀。胡、陈皆康斋弟子），然世所景仰，对康斋不及对胡、陈，而胡尤平实可为人师法也。
居仁闻吴与弼讲学崇仁，往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序，鹑衣箪食，晏如也。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皆告之曰：“学以为己，勿求人知。”曰：“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绝思虑以求静，不知唯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务于空虚与溺于功利者均失，其患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工夫间断。”承学之士，皆佩之为笃论。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其身，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陈献章，字公甫，举人未第。从吴康斋讲学，尝自言：“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浩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世称白沙先生。白沙实大近禅悟，胡敬斋亦言之，后皆从祀。则门弟子等盛，学说等行，出大儒之门者，终身服膺师说，服官皆有名节，不负所学。亦多有已通籍而解官受业于门者，《儒林传》中不少其人。一时学风，可见人知向道，求为正人君子者多，而英挺不欲自卑之士大夫，即不必尽及诸儒之门，亦皆思以名节自见。故阉宦贵戚，混浊于朝，趋附者固自有人；论劾蒙祸，濒死而不悔者，在当时实极盛，即被祸至死，时论以为荣，不似后来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帝以为罪人，无人敢道其非罪。故清议二字，独存于明代，读全史当细寻之，而其根源即由学风所养成也。

第四章 议礼
大礼之狱，为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示。议礼之所由来，以由外藩入嗣，必欲追尊其所生，廷臣持之，遂拂帝意。其入嗣之故，则以武宗荒惑，以致无后。不能效法孝宗，明运已大可危，赖世宗起而振之，尚得为中叶守文之世。晚年虽惑于奉道，放弃万几，一意玄修，能助其玄修者即为忠爱，遂致奸人专国，荼毒正士。然世宗究属英主，日久亦终除权相，贻穆宗以未坏之丕基。故以正德、嘉靖、隆庆三朝为一段落，此尚未入危亡之限也。至万历之世，乃当别议明之所由亡矣。
第一节 武宗之失道
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初六日），帝大渐（帝于四月二十九日甲申不豫。四月小尽，甲申晦日），召刘健、李东阳、谢迁至乾清宫，曰：“朕承统十有八年，今三十六岁，遘疾殆不兴，故召卿辈。”健等皆慰藉。帝曰：“朕自知命也。朕守祖宗法度，不敢怠荒，天下事重烦卿辈。”又曰：“东宫年十五矣，未选婚，可急令礼部行之。”皆应曰：“诺。”时司礼太监跪榻下，帝口授遗旨，命就榻前书之。执健手曰：“卿辈辅导良苦，朕备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卿辈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越日辛卯（初七），召太子谕以法祖用贤。午刻崩。壬寅（十八日），太子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孝宗于太子，临终以其年幼好逸乐为言，固知武宗将来之纵欲败度矣，然只此一子（孝宗二子，其一蔚王厚炜，三岁已殇），早正东宫，自无不立之理。既即位，即有东宫旧竖刘瑾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八人俱用事，谓之八党，亦谓之八虎，日导帝游戏。自是怠于政事，遗诏中当兴罢者，悉废格不行。八月，京师淫雨，大学士刘健等上言：“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诏书所载，徒为具文。阴阳所以不调，雨旸所以不若。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朝廷养军匠费巨万计，仅足供其役使，宁可不汰？文武臣旷职偾事虚糜廪禄者，宁可不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宁可不罢？内承运库累岁支银数百余万，初无文簿，司钥库贮钱数百万，未知有无，宁可不勾校？至如放遣先朝宫人，纵内苑珍禽奇兽，皆新政所当先，而陛下悉牵制不行，无以慰四海之望。”帝虽温诏答之，而左右宦竖日恣，增益日众。帝出，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健等极陈其弊，谓勤政讲学，报闻而已。十一月，命太监韦兴分守湖广。兴自成化末得罪久废，至是夤缘出守。科道官言：“诏革天下镇守内官非旧额者，墨犹未干，乃复遣兴，无以示信。”尚书刘大夏等再三争执，皆不听。

正德元年二月，大学士刘健等以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为宦官所挠，传示帝意，令阁臣调旨，健等不奉命，别拟以奏，帝不听，健等力谏，不报。居数日，乞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数日，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贵戚近幸尤切，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详议。健等知志终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而失利者咸切齿。四月，罢吏部尚书马文升，以侍郎焦芳代之。芳深结阉宦以干进，廷议以国用不足，劝上节俭，芳知左右有窃听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须用度，何况县官？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多逋租匿税，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帝闻大喜。会文升去，遂代为尚书，至十月遂入阁。先是，五月兵部尚书刘大夏罢。文升、大夏皆以承遗诏汰传奉官及武臣，为帝所不悦，求去，遂许之。十月，罢华盖殿大学士刘健、武英殿大学士谢迁。健等辅臣皆承孝宗遗嘱辅帝。时刘瑾以内官监兼督团营，日与马永成等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导帝佚游。又劝帝令镇守内臣各进万金，奏置皇庄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论劾，章下阁议。健等持当从言官奏甚力。先是户部尚书韩文以八党用事，每朝退与僚属言，辄泣下。郎中李梦阳进曰：“公泣何为？比谏官疏劾诸阉，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人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纵事弗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令梦阳草疏，既具，文读而删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览弗竟。”遂率诸大臣伏阙以上，略曰：“伏睹近日朝政益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唯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穷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害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疏入，帝惊泣不食，乃遣司礼中官李荣、王岳等至阁议，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迁欲遂诛之，以为处之未尽，健推案哭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健、迁声色俱厉，唯李东阳语少[稍]缓。王岳者，素刚直嫉邪，慨然曰：“阁议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诸大臣入，至左顺门，健迎谓曰：“事垂济，公等第坚持。”尚书许进曰：“过激恐生变。”健不应。有顷，李荣手诸大臣疏曰：“有旨问诸先生，诸先生言良是，但奴侪事上久，不忍即致理，幸少宽之，上自处耳。”众相顾莫言，韩文乃抗声数八人罪，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乱本不除。”荣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宽之耳。”鏊直前曰：“设上不处，奈何？”荣曰：“荣颈有铁裹耶？敢坏国事！”遂退。健约文及诸九卿诘朝伏阙面争，王岳从中应之，因允诛瑾等。焦芳驰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环泣，以首触地，曰：“微上恩，奴侪磔馁狗矣。”帝色动，瑾进曰：“害奴侪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结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岁？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礼监，永成、大用掌东西厂，各分据要地。及旦，诸臣入朝，将伏阙，知事已中变，于是健、东阳、迁俱上章求去，瑾矫旨听健、迁归，而独留东阳，岳充南京净军，追杀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权悉归于瑾。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哭为？使当日多出一语，与我辈同去矣。”东阳嘿然。

《刑法志》：“正德元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邱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两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南康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身死家籍。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而卫使石文义亦瑾私人，厂卫之势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尚宝卿顾浚、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辈，并不免濒死而后谪戍，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
刘、李、谢三相同心辅政，皆为贤相，刘、谢去位，李稍依违，遂为同时所诟病。阉党以尽逐阁员为有所却顾，乐得一不甚激烈者姑留之。其后李遂久为首相，誉之者谓其留以保全善类，善类之赖保全者诚有之，要其不与刘、谢同退之初，未必遂为将来之善类计也，故嘲之者曰“伴食”，曰“恋栈”，未尝无理。特李卒以廉谨和厚自处，又文学为明一代冠冕，其所著《怀麓堂集》，所居之西涯，皆足动后人景仰矣。
初，许进辈以年资推焦芳入吏部，刘健不悦，曰：“老夫不久归田，此座即焦有，恐诸公俱受其害耳。”及健、迁去位，芳果附刘瑾谋柄政，而廷议独推王鏊，瑾迫公论，令鏊与芳同入阁。芳裁量章奏一阿瑾意；鏊虽持正，不能与抗，事有不可，与李东阳弥缝其间，多所补救。东阳虽为首辅，常委蛇避祸，芳嫉其位在己上，日夕构之于瑾，会《通鉴纂要》成，瑾以誊写不谨，欲因是为东阳罪，东阳大窘，芳为解乃止，除誊录官数人名，东阳得无事。
东阳之保全禄位，至不惜求解于焦芳以自容于刘瑾，其气骨之不如刘、谢可见，但终非为恶者耳。《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即清代御批之所本，改名为《通鉴辑览》，后又增益明代，并于《纂要》原书亦有以意更定，而其上古至元并为一书，中包温公《通鉴》及朱子《纲目》并金履祥之《前编》、陈 之《续鉴》统为一书，实自东阳《纂要》发之。

给事中刘、吕翀请留刘健、谢迁，不报。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亦以为言，并、翀俱杖于廷，并削其籍。兵部主事王守仁论救铣等，杖四十，谪龙场驿丞。时南京御史蒋钦与铣等同被罪，出狱甫三日，独具疏劾瑾，请急诛瑾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越三日，复具疏请杀瑾，且言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言尤激切。既入，复杖三十。后三日，卒于狱。
蒋钦《传》言：“钦属草时，灯下微闻鬼声。钦念疏上且掇奇祸，此殆先人之灵，欲吾寝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厉声以告。’言未已，声出壁间，益凄怆，叹曰：‘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复坐，奋笔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声遂止。”
王守仁为明一代伟人，讲学开别派，为大师，世所称阳明先生，以平宸濠功封伯爵。
瑾恨韩文甚，日令人伺文过，不得，十一月，有以伪银输内库者，以为文罪，诏降一级致仕。给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责其党护，更削文职，并除昂名。文出都，乘一骡，宿野店而去。又矫旨谪李梦阳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复抚他事下之狱，将杀之，赖康海救得免。

梦阳以文学为一代宗，始李东阳负重望，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李者，梦阳字献吉，有《空同集》。何者，景明字仲默，有《大复集》。王者，世贞字元美，又字凤洲，有《弇州山人集》。李者，攀龙字于鳞，有《沧溟集》。李、何七才子，谓之前七子；王、李时，李先芳、谢榛、吴维岳、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谓之后七子。后又摈先芳、维岳而以王、李为七子之魁，是为后七子。七子才名，风靡一世。后又有讥梦阳辈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
康海与瑾同乡，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瑾慕其才，欲招致之，不肯往。梦阳下狱，书片纸致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倒屣迎海，因诡词说之，梦阳遂得释。后又为张敷华解于瑾。瑾败，海坐党落职，遂以声伎自放。
二年三月，刘瑾憾刘健、谢迁，及建言留健、迁劾己者，矫诏列健、迁及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戒之。其中有任诺、王蕃，鞫狱时抵不与知。虽仍列五十三人之数，识者耻道其名。又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
宣德中，有各布政使之镇守太监，其职权当同此。凡镇守太监，干预刑名政事，本无人能禁之，是时加以特敕，则列入职掌矣（后瑾诛，从兵部言令缴敕悉如旧制）。
帝惑于群阉，二年八月，于西华门外别构院御，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谓之豹房。初帝令内侍仿设廛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算喧诟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张酒肆也，坐当垆妇其中，帝至，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处。杨守随疏言之。至是既作豹房，朝夕处其中，称之曰新宅。日召教坊乐工入新宅承应，久之，乐工愬[诉]言：“乐户在外府多有，令独居京师者承应，不均。”遂敕礼部，檄取河间诸府乐户，精技业者遣送。教坊人日以百计，于时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教坊矣。

刘瑾每奏事，必伺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挥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大小事瑾皆专决，不复白帝。翰林学士吴俨家多赀，瑾求金，啖以美官，俨峻拒。御史杨南金清鲠，瑾党都御史刘宇恶其不阿己，笞辱之，南金愤甚告疾去，宇谗于瑾。三年正月，大计外吏，瑾忽批奏尾勒俨致仕，黜南金为民。奏出，中外骇异。瑾不学，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松江市侩张文冕相参决，聪、文冕不能文，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已而瑾权威日盛，内外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都察院奏谳，误名瑾，瑾怒甚，都御史屠滽率属跪谢乃已。公侯勋戚以下莫敢均礼，每私谒，相率跪拜，其熏灼如此。
三年六月壬辰（二十六日），午朝退，有遗匿名书于御道数瑾罪者，瑾矫旨召百官跪奉天门下，及日暮，尽收下锦衣卫狱，凡三百余人，而主事何等三人已暍死。明日，大学士李东阳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类所为，众获免。时瑾恣行凶暴，庶官以荷校死者甚众，亦赖东阳等申救，间有释而戍之者。八月辛巳（十六日），立内厂，瑾自领之，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矫旨悉逐京师客佣，命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辇下汹汹。又创罚米法，以困所憾尚书韩文等五十余人。又索巡盐官赂，不当意，责令补偿商课，追论及前任者。御史彭程，孝宗时巡两浙盐，久物故，家止遗一孙女，罄产不足偿，则并女鬻之，行道皆为流涕。九月，逮前兵部尚书刘大夏下狱。大夏于孝宗时改广西土司田州、思恩为流官，因二土司岑猛、岑浚相仇杀，诛浚而徙猛福建。及是，猛贿瑾求复故地，瑾许之，欲坐大夏激变论死，阁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云激变？”都御史屠滽亦言刘尚书无死法，乃戍之极边。初拟广西，焦芳谓近大夏家（大夏，湖北华容人），是送之归，乃改肃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门下，叩首而去。观者叹息泣下。大夏至戍所，遇团操辄就伍，所司固辞，大夏曰：“军固当役也。”瑾犹摭事罚米输塞下者再，后遇赦归。及瑾诛，复原官致仕。四年二月，又黜前大学士刘健、谢迁为民。四月，罢大学士王鏊。六月，以吏部尚书刘宇兼文渊阁大学士，以吏部侍郎张彩为吏部尚书。初，宇介焦芳以结瑾，自宣大总督入为左都御史，以万金为贽谒瑾。瑾始通贿，望不过数百金，得此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遂转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时许进为吏部尚书，宇谗进于瑾，遂代其位。吏部文选郎张彩，为瑾私人，权势出宇上。文吏赠遗又不若武弁，宇虽为六卿长，而颇悒悒。至是，瑾欲用彩代宇，乃令宇入阁，宇宴瑾阁中极欢，明日将入阁任事，瑾曰：“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容再入。”宇不得已，乞省墓去。彩初矫饰声誉，为马文升等所爱，被劾移疾归，焦芳力荐于瑾，瑾大敬爱，称为神人。彩自是一意事瑾，由郎署三迁，遽长六卿。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见。彩故徐徐来，直入瑾小阁，欢饮而出，始揖众人，众益异彩，见彩如瑾礼。彩与朝臣言，呼瑾为老者，所言瑾无不从。彩恣意变乱旧格，贿赂肆行，海内金帛奇货，相望衢巷间。性尤渔色，其乡人抚州知府刘介娶妾美，彩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贺曰：“子何以报我？”介惶恐谢曰：“一身外皆公物。”彩曰：“命之矣。”即使人入内牵其妾舆载而去。又闻平阳府知府张恕妾美，索之不得，令御史张禴按致其罪，拟戍，恕献妾始得论减。其横如此。《明史》立《阉党传》，阉以党名，始于刘瑾时之焦芳、张彩、刘宇、曹元、韩福等。前此公卿或屈于阉，不过不敢相抗，若李东阳之于瑾而已，未有阁部大臣公然为阉效命者也。党瑾者以张彩为最著，其先结于瑾之焦芳、刘宇俱为所倾，宇先罢，至五年五月，焦芳亦罢。芳入阁五年，凡瑾浊乱朝政，荼毒缙绅，流恶海内，皆芳导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门下”。凡所可否，与瑾出一口。四方赂瑾者先赂芳。芳子黄中亦傲狠不学，廷试必欲得第一，李东阳、王鏊为置二甲首，芳不悦，言于瑾，径授检讨，俄进编修。芳以子黄中故，时骂东阳，瑾亦以黄中才绌笑之。始张彩由芳进，比彩为尚书，芳父子鬻爵荐人无虚日，彩颇厌之，遂有隙，尽发芳阴事于瑾，瑾大怒，数于众中斥责芳，芳不得已乞归，黄中匄阁荫，以侍读随父归（芳以先去，瑾后败，转得良死。唯为盗火其居，发其藏金，掘其先人墓，杂烧以牛羊骨，求芳父子不获，幸免盗手。此自阉等激成民变，芳食其报也）。

五年八月，刘瑾伏诛。瑾于八党中尤狡猾，为七人所推，及专政，七人有所请，瑾俱不应，咸怨之。又尝欲逐张永南京，永于帝前殴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为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先是四月间，安化王寘以讨瑾为名反，朝议以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军务，张永为督军，讨寘，平之。方永西征，帝戎服送之东华门，宠遇甚盛，瑾愈忌永，而帝方向之，不能间。永至宁夏，一清与永结纳甚密，知永与瑾隙，乘间扼腕言曰：“赖公来定反侧，然此易除，国家自有内患，奈何？”遂促席画掌作瑾字，永难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请间论军事，因发瑾奸，上必听公诛瑾，诛瑾，公益柄用，悉矫弊政，安天下心，吕强、张承业暨公，千载三人耳。”永曰：“脱不济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济，万一不信，公顿首据地泣请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为公动，苟得请，即行事，毋须臾缓。”永勃然起，意遂决。既入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密白瑾反状（瑾信术士俞日明言，谓其从孙二汉当大贵，遂谋不轨。会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将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乱。永捷疏至，请以是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欲事成并擒永，或驰告永，永遂先期入），且出袖中奏及寘檄，数其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奴负我。”永曰：“此不可缓，缓则奴辈当齑粉。”马永成等亦助之，乃命执瑾。夜启东华门，系瑾菜厂，复分遣官校封瑾内外私第。明日出永奏示内阁，谪瑾奉御，凤阳闲住。帝犹未欲诛之，已亲籍其家，得金银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及衮衣玉带甲仗弓弩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于是言官请亟赐诛戮，都给事中李宪，瑾私人也，至是亦劾瑾，瑾闻之而笑，曰：“宪亦劾我！”鞫之日，刑部尚书刘璟犹噤不敢发声，瑾大言曰：“公卿多出我门，谁敢问我？”皆却避。驸马都尉蔡震曰：“我国戚，得问汝。”使人批瑾颊曰：“公卿皆朝廷用，何云由汝？汝何藏甲？”曰：“以卫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语塞。狱具，磔于市，族人逆党皆伏诛，张彩狱毙，磔其尸，阁臣焦芳、刘宇、曹元而下，尚书毕亨、朱恩等共六十余人，皆降谪。已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前敕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至是乃令缴敕，西厂及内行厂亦均革。

刘瑾既诛，内监以张永为最用事，然颇不欲效瑾所为，帝亦自豹房起后别有所昵，不尽昵宦官。正德中叶，导帝失德者又一变。阁臣自瑾党败后，所用亦非甚不肖，时士大夫风气未坏，循资擢用，所得亦多正人，而帝之不可与为善，则童昏其本质也。正德七年九月丙申（二十五日），赐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国姓。帝所悦中官奴卒并及亡虏，辄收为义子，赐姓朱氏。有钱宁者，不知所出，幼鬻太监钱能家为奴，能嬖之，冒钱姓，得为锦衣百户。曲事刘瑾，得幸于帝，赐国姓为义子。累迁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言无不听，其名刺自称皇庶子。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诸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明通鉴》：七年十月甲子，增建豹房，增修房屋二百余间），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太监张锐领东厂，缉事横甚，而宁典诏狱，势最炽，中外称曰厂卫。
先是正德六年，畿内贼起，京军不能制，调边兵，有江彬者，以大同游击隶总兵官张俊赴调。七年，贼渐平，遣边兵还镇，大同、宣府军过京师，帝闻彬与贼战，被三矢，其一着面，镞出于耳，拔之更战，壮之，遂并宣府守将许泰皆留不遣。彬因钱宁得召见。貌魁硕有力，善骑射，谈兵帝前，帝大悦，擢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尝与帝弈，不逊，千户周骐叱之，彬陷骐榜[搒]死，左右皆畏彬。彬导帝微行，数至教坊司，进铺花毡幄百六十二间，制与离宫等，帝出行幸皆御之。宁见彬骤进，意不平，彬知宁不相容，欲借边兵自固，因盛称边军骁悍胜京军。言官交谏，大学士李东阳疏称十不便，皆不听。于是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号外四家，纵横都市。每团练大内，间以角抵戏，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镫甲相错，几不可辨。彬旋兼统四镇军，帝自领群阉善射者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帝时临阅，名“过锦”。彬既心忌宁，欲导帝巡幸远宁，因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帝然之。十二年八月，急装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关，为御史张钦所遮，乃还。数日复夜出，先令太监谷大用代钦，止廷臣追谏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府第（设四镇军时已改太平仓为镇国府，帝自称镇国公，至今其地犹名西帅府胡同），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未几，幸阳和，迤北入寇，诸将御之，至应州，寇引去，斩首十六级，官军死数百人，以捷闻京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所驻跸称“军门”。中外事无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岁。廷臣前后切谏，不省。十三年正月，还京，数念宣府，彬复导帝往，因幸大同。闻太皇太后崩，乃还京发丧。将葬，如昌平祭告诸陵，遂幸黄花、密云，彬等掠良家女数十车以随，有死者。下诏称：“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而命彬为威武副将军，录应州功，封彬平虏伯，子三人锦衣卫指挥，其余三镇军将，许泰安边伯，彬所荐之李琮、神周俱都督，升赏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赏赐亿万计。彬又导帝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还。由西安历偏头关，抵太原，大征女乐，纳晋府乐工杨腾妻刘氏以归。彬与诸近幸皆母事之，称曰刘娘娘。初，延绥总兵官马昂罢免，有女弟善歌，能骑射，解外国语，嫁指挥毕春，有娠矣，昂因彬夺归，进于帝，召入豹房，大宠，传升昂右都督，弟炅、昶并赐蟒衣，大珰皆呼为舅，赐第太平仓。尝幸昂第，召其妾，昂不听，帝怒而起，昂复结太监张忠进其妾杜氏，遂传升炅都指挥，昶仪真守备。昂喜过望，又进美女四人谢恩。十四年正月，自太原还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团营。及还京，复欲南幸，廷臣伏阙谏者百余人，彬激帝怒，悉下狱，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议得寝。而宁王宸濠亦于是时反。

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然竟外御强虏，内平大乱，卒晏然死于豹房。虽荒淫无嗣，迎立宗藩，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气初无亏损也；以是见明初诸帝遗泽之厚，最要者，扶植清议，作养士气。正德间，初以刘瑾挟帝用事，几乎尽逐正人，遍引邪佞当要地，幸而阉权未能统一，以阉图阉，遂殄巨憝。至江彬、钱宁辈之导帝淫荒，转于朝事不甚过问，于是祖宗所贻之纲纪，仍托士大夫之手，遇无道之事，谏诤虽不纳，亦不甚摧折朝士，唯于十四年帝欲南幸时，正邪相激，多有被祸，而佞人卒为夺气，公论益见昌明，此即国祚未倾之征验也。稍详其曲折如下。
正德十四年二月，帝降手敕谕吏部曰：“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又谕礼部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今往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复谕工部：“急修黄马快船备用。”阁臣及科道官皆切谏，不报。兵部郎中黄巩抗章言：“陛下即位以来，纪纲法度，一坏于刘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乱本已生，祸变将起，因陈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学，二通言路，三正名号，四戒游幸，五去小人，六建储贰。”时员外郎陆震草疏将谏，见巩疏，毁己稿与巩联署以进。修撰舒芬亦邀同官崔桐等七人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协律度，同量衡，访遗老，问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诸侯畏焉，百姓安焉。陛下之出，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博浪、柏谷，其祸可鉴。西北再巡，四民告病，哀痛之声，上彻苍昊，传播四方，人心震动。一闻南幸诏书，鸟惊兽散，而有司方以迎奉为名，征发严急，江、淮之间，萧然烦费，万一不逞之徒乘势倡乱，为祸非细。且陛下以镇国公自命，苟至亲王国境，或据勋臣礼以待陛下，循名责实，深求悖谬之端，则左右宠幸无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刘濞之衅，大臣怀冯道之心，以禄位为故物，以朝署为市廛，以陛下为弈棋，以革除年间为故事，左右宠幸，无能以此言告陛下；使陛下得闻此言，虽禁门之外，亦将警跸而出，尚敢轻骑慢游哉？”陆完迎谓曰：“上闻有谏者辄恚，欲自引决，诸君且休。”芬等不应而出（芬等所论之大臣即完耳。各疏皆指宸濠必反，芬等尤明言之。完前督师讨刘六、刘七，江彬、许泰等皆其所部，后彬等大得幸，而完辄倚之，又与宸濠有交通，遇事将顺，非大奸也）。吏部员外郎夏良胜及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复连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张衍庆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继之，而医士徐鏊亦以其术谏。帝与诸幸臣大怒，下巩、震、良胜、潮、九川、鏊诏狱，芬等百有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等三人连名疏又相继上，并下诏狱。俄令与巩、震等俾跪阙下五日，加梏拲焉。至晚系狱，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重囚，道旁观者无不叹息泣下。廷臣自内阁及尚书石玠疏救外，莫有言者。诸嬖幸扬扬得意，士民愤恨，伺诸大臣出入，争掷瓦砾诟詈之，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请下诏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金吾卫指挥佥事张英肉袒戟刃于胸，持疏谏，当跸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满地。卫士夺其刃，缚送诏狱，诏杖之八十，遂死。诸臣跪既毕，仍杖之于廷，陆震、余廷瓒及工部主事何遵等十一人皆死，鏊戍边，余除名贬黜有差，而车驾亦不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