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明史讲义——孟森

胡狱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洪武功臣各本传中可辑也。其以名德特宥者，《宋濂传》：“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孝义·郑濂传》：“胡惟庸以罪诛，有诉郑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争欲行，濂弟湜竟往，时濂在京师，迎谓曰：‘吾居长，当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争入狱。太祖召见曰：‘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宥之，立擢湜为左参议。”宋濂为太子师先后十余年，太子敬礼之，言必称师父。以濂学术，实为开国儒臣之首。而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宋史》《元史》皆有传，仅乃得免。惟庸诛后十年，而李善长见法时，复有牵染。靖宁侯叶升之以胡党伏诛，更在洪武二十五年。所谓坐诛者三万余人，其名何可胜考。此为明初第一大狱。
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诏书编之《祖训》，略云：“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寘之重典。”太祖以置相为秦以来事，古三公论道不任职，六官任职而无总揽之柄，政事由君上亲裁，此法自亦不谬。以帝非怠政之君，而中书省为万几之所集，作奸者有专擅而无分掣，遂成惟庸之祸，故因噎废食如此。盖帝好便给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刘基即终不能深倚，其故可知。至小人积恶之久，非谋逆无掩盖之法，天下初定，戎马之士，反测易生。废相以后，嗣君能稍勤政，必无奸雄专弄之权。此太祖之特识也。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

以上节《玉传》所叙玉之功绩。当其北伐已建殊勋，敕书褒劳，而封国改梁为凉，赐券而镌其过（见下）。在玉为武人，不修行检，不能怨上之寡恩。逮平湖广诸土司，益禄而印诏还乡，明示以功成身退之义。玉若稍有学养，正急流勇退时，可以无多求矣。乃以西南多事，复起用之。既有功，复欲延长兵事，请讨朵甘、百夷。朵甘地为青海，百夷则缅甸所析之麓川、平缅等司。诏不许而班师，亦其时朵甘、百夷初不为患也。帝之不欲轻启边衅，识高于玉，而玉之不必复以军事自豪，亦可知矣。乃复愤愤争功，在英主之朝，宜其取祸，然至诛夷灭族，坐党者万五千人，则亦太过，非君臣相处之常理矣。
《玉传》又云：“玉长身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何真子）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藉田举事。’狱具，族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胡谓丞相惟庸也。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史家叙此事，云下吏鞫讯，狱辞云云，狱具，悉诛之。其意谓狱吏所具之文如是，其为事实与否，未可定也。《明通鉴》则据明代私家记载言：“初，玉征纳克楚（即纳哈出）归，言于皇太子曰：‘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盖玉为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无意，而语啧啧闻于燕王，遂衔之。及太子薨，燕王来朝，颇言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祸作。”（太子薨在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乃四月二十五日。燕王等来朝，在正月壬寅，乃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诛蓝玉，即二月初十日，越四日己丑，即颁《逆臣录》。其间经告发鞫讯，当更需时，玉之祸作，不得即在二月。至八月，《本纪》又书燕王等来朝。上年太子薨后，不书燕王复来朝。燕王处北平，颇任边事，亦决不能正月来朝，至四月皇太子死而未去，又未必以太子死一岁间再朝。则所言未必尽信，或进言猜忌功臣，不必在太子死后耶？此等记载，皆足为功臣不平之现状。《明通鉴》又云：“蓝玉之狱，詹徽从皇太孙录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实，毋株连人，玉大呼徽即臣党，遂并坐。”此语出《名山藏·臣林记》，亦皆不平于当时之事者所为。《明史》詹徽附其父同《传》，但言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蓝玉下狱，语连徽及子尚宝丞绂，并坐诛。且《玉传》徽之与玉谋变，为蒋 所告，非录囚时所攀。囚攀问官，明是狡供，以此井坐，并及其子，亦非情理。故未敢以为信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唯恐虐民，是以谨于守法而致成诸案。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史道同传》：“为番禺知县，番禺故号烦剧，而军卫尤横，数鞭辱县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未几，永嘉侯朱亮祖至（亮祖以洪武十二年出镇广东，见本传），数以威福挞同，同不为动。土豪数十辈，抑买市中珍货，稍不快意，辄巧诋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诸豪家争贿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从容言之，同厉声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脱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罗氏者纳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势为奸，同复按治，亮祖又夺之去。同积不平，条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讪傲无礼状，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诛同。会同奏亦至，帝悟，以为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鲠可用，复使使宥之。两使者同日抵番禺，后使者甫到，则同已死矣。”《亮祖传》：“亮祖诬奏同，同死，帝寻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与其子府军卫指挥使暹俱鞭死，御制圹志，仍以侯礼葬。”此等事，皆抑官威以伸民枉，唯失在太快，当亮祖一奏同无礼，即遣使诛同，不先一问虚实。而其时县令得自上奏，则权贵不能无所忌惮。若亮祖之武夫不学，不足深责，但使所诬者不死，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偿命，但优奖鲠直之县令，深斥恣势之上官足矣，然有此等事树之风声，勋臣不无相警。史家类记其事，有临淄县令欧阳铭，抗常遇春，《铭传》附《道同传》：“遇春师过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殴击，一市尽哗，铭笞而遣之。卒诉令骂将军，遇春诘之，曰：‘卒王师，民亦王民也，民殴且死，卒不当笞耶？铭虽愚，何至詈将军；将军大贤，奈何私一卒挠国法？’遇春意解，为责军士以谢。后大将军徐达至，军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将军者，毋犯也。’开平、中山固非朱亮祖比。然明初县令多能为民保障，触忤贵官，未尝非恃朝廷之能执法也。合之胡大海子以犯禁酒令而被手刃，驸马欧阳伦以私贩累有司供役而伏诛，足以见例矣。太祖之驭吏，复就《史》中揭一事言之，《杨靖传》附严德珉事云：“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左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戍南丹。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御史问：‘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御史大惊，揖起之。次日往谒，则担囊徙矣。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读此可以想见峻法之为用矣。民权不张之国，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即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钤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岂谓对民众而用法外之刑哉？

三、纳谏与拒谏
《纪事本末》叙明祖开国规模，大约明祖能识大计，不待人言，早有定见，逮言者适与之合，有翕然水乳之合。此类事极多，《明史列传》类叙颇有法，如陈遇等《传》以纯儒高识，导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为帝所敬礼，言无不用，而不敢强以官。荐遇者秦从龙，帝止闻从龙名，从龙居镇江，帝遣徐达攻镇江，即属亟访从龙。达访得之，帝即遣从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绮造庐敦聘。从龙来荐遇，又发聘书，引伊、吕、诸葛为喻，尊遇至此。遇来，遂留参密议；从龙亦事无大小，悉与其谋，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二人始终敬礼，其所敷陈，无文字可见，但知为不嗜杀人及薄敛任贤等大指[旨]而已，盖亦非敢以严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贤。从龙死在太祖未即大位以前，常与世子亲至其家，尊礼无匹；遇死于洪武十七年，太祖屡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尝敢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罪相坐。盖其有益于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计，其品驾乎刘基、宋濂等之上。唯刘基、宋濂、叶琛、章溢诸人，则原本儒术，而文武干济，亦有实见之事功。宋濂始终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与军事，然刘基之倾倒于濂，在元代即视为天下之才，唯濂与己。盖当时之第一流，实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儒者，视事功乃其末节，太祖皆得而用之，开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才固不同矣。史传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数卷中皆见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绝非马上治天下之气度。至以综核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图治，其后或不得善终，则皆偏重于才，而德不足以称之。若陈修、杨思义等《传》附见多人，如开济即以奸狡弃市，此亦可以见太祖之尊贤用才，轻重自有分际也。

以上所谓纳其言而不待以谏名者，至其以谏自名，太祖之能纳，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举一事为例。《明史·周观政传》：“观政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
案：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以御史监奉天门，立法之意，自是令其防止邪僻，观政竟肯奉职，可见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宫禁深远。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交刑部或诛戮之，则声息可达，若既听其言，而又从宫中亲出以谢过。今试观三殿之后，复隔乾清宫门，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宫，其出宫已甚远，若近代帝王起居，更远在离宫别馆，乾清且为纵迹罕到之地。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矣。
又《欧阳韶传》：“荐授监察御史，有诏曰：‘命两御史侍班。’韶尝侍直，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促]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

以上为帝纳谏之一例。若其任性戮谏臣，则亦有之。如《叶伯巨传》，伯巨以训导应星变求言诏，为明初一大文字，全文载本传，所言深以分封诸王土地太侈，恐为将来尾大不掉之祸。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迨燕王以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有先见。又《李仕鲁》《陈汶辉传》：“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唯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帝不听。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怪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汶辉亦“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又《王朴传》：“性鲠[耿]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以上可见帝之纳谏奇，拒谏亦奇，其臣之敢谏死谏尤奇。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责难之心，不望其君为尧舜不止，至以言触祸，乃若分内事也。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四、除弊与流弊
明代之弊，无过于信用宦官。《宦官传》序：“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中，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纪事本末》：英宗正统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太监王振益无所惮。洪武中，太祖鉴前代宦官之失，置铁牌，高三尺，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在宫门内，宣德时尚存，振盗去之）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尝用杜安道为御用监，安道，外臣也，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然无他宠异，后迁出为光禄寺卿。有赵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马；其后以市马出者，又有司礼监庆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窃。”
《明史·职官志·宦官》：“太祖尝谓侍臣曰：‘朕观《周礼》，阉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有内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终其身不召。因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宫监文移往来。’然二十五年，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
《明通鉴》：“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禁宦官预政典兵，上谓侍臣曰：‘史传所书汉唐宦官之祸，亦人主宠爱自致之耳。《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此辈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预政，不典兵，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此出《纪事本末》而稍节其文）又“四年闰二月，命吏部定内监等官品秩，自监正令五品以下至从七品有差。上谓侍臣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阍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吾防之极严，犯法者必斥去之，霜履坚冰之意也。’”（此纯出《纪事本末》）

明之阉祸，古所未有，然太祖之防阉，则较前代为甚。《明史》以赵成、聂庆童之奉使市马，为内臣衔命之始，似亦以作俑微归其咎，此缘后来为祸之烈，不得不深求之耳。观太祖以杜安道为御用监，则宫中给使本不必定用阉人，惜当时未有人能提废阉之议，不若清一代之士大夫，尚有陶模其人，竟请革除阉制也。古用肉刑，受腐刑者守宫，乃为刑人开利用之路，故亦谓之宫刑。后世既废肉刑，即应并废阉宦，迁延不改，其患遂至滔天。明历世患阉，要不得不谓由太祖之作俑，其变迁自见后。
其次为锦衣卫镇抚司狱。《史·刑法志》：“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司马彪《续汉书》：“武帝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历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乃天子自将之名，至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皆决焉。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又《职官志·锦衣卫》：“洪武十五年，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其属有御椅等七员，皆正六品。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十七年，改锦衣卫指挥使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
此锦衣卫设诏狱一事，不能不谓太祖实倡其始。设自十五年，至二十年而罢，二十六年，又申禁内外狱毋上锦衣卫，此在太祖已为不远而复矣。其后复设于永乐中，以一镇抚为未足，又分北镇抚司专掌刑狱，更以卫狱为未足，又倚宦官立东厂，后更有西厂，校尉与缇骑，更迭旁午，荼毒忠正，惨不忍言，盖拾太祖已废之迹也。

又其次为廷杖，《刑法志》：“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挂误，许以俸赎，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事已见上），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夏祥乃薛祥之误，列传《薛祥传》：“八年，授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营谨身殿，有司列中匠为上匠，帝怒其罔，命弃市。祥在侧，争曰：‘奏对不实竟杀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复徐奏曰：‘腐，废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为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称第一。为胡惟庸所恶，坐营建扰民，谪知嘉兴府。惟庸诛，复召为工部尚书，帝曰：‘谗臣害汝，何不言？’对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礼，然卒犯之，为后世作则。朱亮祖诬死道同，犹为有罪；薛祥则端直长厚，坐累杖死。天下哀之，非其罪可知。祥争腐刑，在改行省制之前一年，即在洪武八年，时明律未大定，有此主张，尚不足怪。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清则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第二章 靖难
靖难之名，为成祖篡国时所自命。成祖名棣，原封燕王，为太祖第四子，母妃。太祖立嗣，以嫡以长，自为吴王，即立长子标为世子，既登帝位，即立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薨，谥曰懿文太子。是年九月，立太子第二子允炆为皇太孙。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辛卯，太孙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棣举兵反，称其师曰靖难。累战至四年六月乙丑，都城陷，帝遁去，棣入即帝位，尽反建文朝政，并年号而去之，谓其时曰革除。于是，太祖开国之法度颇有变易，分别纪之，以见成祖于篡弑之恶外，在明一代之功过为何若。至仁、宣两朝，承成祖之业，未有蹉跌，合为一时代述之。
第一节 建文朝事之得失
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实记载，已为永乐时毁灭无遗，设有丝毫不可示人之失德，必为其时诋毁之口实，攻之不遗余力矣。然观成祖所以毁建文，不过以削夺宗藩一事为举兵之名。既篡大位，于建文朝事一切革除，初不问其当否，其临朝公言建文时政之不善者唯有变乱官制云尔。削夺宗藩，未始非帝之失策，更改官制，亦多非当务之急，然皆无罪状可言，成祖以为罪则罪之，既篡以后，谁与抗辩？然帝之善政美德，史中竟尚有存留，盖虽欲毁灭之而事实有不能也。
帝为兴宗孝康皇帝子，兴宗即懿文太子标。帝即位后，追尊为帝，靖难后，复废为懿文太子。《兴宗本传》：“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盖出天性。《明通鉴》于蓝玉之狱，文末叙云：“初玉征纳克楚（即纳哈出）归，言于皇太子：‘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太子殊无意，而语啧啧闻于燕王，不数月而玉祸作。”此亦见太子大度，而燕王之不能为少主臣，由来久矣。

尹守衡《史窃·蓝玉传论》云：“世传蓝玉初欲结知燕王，北征还至北平，献王名马，王不受，玉惭谢。归见太子，太子妃，开平王女也，因说太子曰：‘殿下试观皇上，于诸子中最爱者为谁？’太子曰：‘鸤鸠之爱，焉有轩轾？’玉顿首曰：‘臣望燕王英武，得人心，威名日盛，皇上所钟爱。又闻术者言：“燕地有天子气。”臣幸托肺腑，愿殿下自爱！’嗟夫！幸太子孝友，不入其言耳，不然，建成之难，当先自玉发之。”此为《明鉴》之所本。但尹氏为明臣，尊成祖，此作罪状蓝玉语。
太子多盛德，具见《本传》。帝立建文为太孙，盖以太子第二子，而其兄幼殇，以伦序当立也。《太祖实录》，在建文时修成者，亦已革除作废，成祖又将建文年间政治文字焚毁，使后人即欲搜考而不可得。焚毁事见《王艮传》，所焚必不止一次，此可推见。
《王艮传》：“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进士，对策第一。貌寝，易以胡靖，即胡广也，艮次之，又次李贯。三人皆同里，并授修撰，如洪武中故事，设立史馆居之，预修《太祖实录》及类要、时政记诸书，一时大著作皆综理之。数上书言时务。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酖[鸩]死矣。缙驰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贯亦迎附。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遍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官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独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矣！’”

《明纪》《明通鉴》于此事，皆云帝有疾视朝晏，昌隆疏谏，左右请以疾谕之，帝曰：“直谏难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过。”所谓有疾，未知确否，如果拒谏，即非疾亦可言疾；既纳谏，即真疾亦不必言疾。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言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旋赦还，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史窃》：“革除元年，礼部左侍郎陈性善上书言事，上悉允行；群臣酌议，复有不便者更之。性善入朝，叩头言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顾问，臣僭陈上听，许臣必行，今又更之，所谓为法自戾，无以信于天下矣。高皇帝临御三十一年，未尝听人一言，犯颜者戮无赦，陛下受言而不终，反不如高皇帝不受之为愈矣。’上曰：‘皇祖天禀神智，群臣莫及，然每人言有理，则亦从之，非愎谏也。朕性愚昧，暗于治理，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敢不受谏。卿言为法自戾，深中朕过，非卿忠谠，朕何以得闻过失？赏绢百匹，以旌直臣。’”
《明史·陈性善传》：“一日帝退朝，独留性善，赐坐，问治天下要道，手书以进。性善尽所言，悉从之，已，为有司所格。性善进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顾问，既僭尘圣听，许臣必行，未几辍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为动容。”以此证《史窃》之说，其事为必有，且互见帝之虚衷。唯《史窃》有高皇帝未尝听人一言之语，恐无是理，盖语气轻重间失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