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明史讲义——孟森

四年正月，燕王由馆陶渡河，徇徐州，平安军来蹑，击败之，又败铁铉军。四月，再与平安战，先败后胜，遂禽[擒]平安，置淮安不顾，直趋扬州。天子遣庆成郡主至军中，许割地以和，不听。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叛附于燕，遂自瓜州渡。盛庸以海艘迎战，败绩。既下镇江，遂次龙潭，天子复遣大臣议割地，诸王继至，皆不听。至金川门，谷王橞、李景隆等开门迎降，都城遂陷。下令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己巳，即皇帝位，迁兴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园，仍称懿文太子，大诛奸党，夷其族。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

第三节 靖难后杀戮之惨
成祖以篡得位，既即位矣，明之臣子，究以其为太祖之子，攘夺乃帝王家事，未必于建文逊位之后，定欲为建文报仇，非讨而诛之不可也。故使事定之后，即廓然大赦，许诸忠为能报国，悉不与究，未必有大患也。即不能然，杀其人亦可成其志，而实则杜诸忠之或有号召，犹之可也；诛其族属，并及童幼，已难言矣；又辱其妻女，给配教坊、浣衣局、象奴及习匠、功臣家，此于彼之帝位有何损益？又其所戮诸人，若方孝孺之遍戮其朋友门生，谓之十族，其九族以内之亲则皆尽矣；又若景清之既磔既族，又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因欲纵其暴，故用奸佞，以为人所不忍为，斩刈既尽，又诛其人。今举以上数事于左。欲考其详，有《明史》列传一四一至一四三共三卷，并其旁见各传，如廖镛、廖铭之死，附见于其祖《永忠传》之类，《纪事本末》有《壬午殉难》专篇，可覆阅也。

《方孝孺传》：“六月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云云。时年四十六。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葬聚宝门外山上（《廖永忠传》：“镛、铭收葬甫毕，亦见收论死，弟钺及从父指挥佥事升俱戍边。”）。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

十族之说，《本传》不载。史馆诸人务为成祖开脱，朱彝尊且以《尚书》九族，孔安国及马、郑解为自高祖下至玄孙，不及异姓，轻于秦法之三族，谓十族之说非实。《三编质实》引：《逊国臣传》云：“孝孺投笔哭骂，上怒斥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后系狱，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彦法等、妻族郑原吉等，示且胁之，执不从。上怒甚，乃收朋友门生廖镛等为十族，诛之，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充军坐死者复千余人。”《臣林外纪》云：“成祖曰：‘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乃大收其朋友门生，凡刑七日。”《纪事本末》云：“文皇大声曰：‘汝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旧史例议以廖镛等逮论在孝孺死后。朱彝尊以孔安国及马、郑解九族，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不及异姓，则反轻于秦之三族，谓十族之说非实。按夏侯、欧阳解，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据异姓有服（马、郑见《尧典释文》，孔即《伪传》，夏侯、欧阳见《疏》所引）。成祖并非经生，一时激怒，不同议礼，何暇辨九族之当从何家言乎？”又按朱彝尊《明诗综诗话》：“长陵靖难，受祸者莫惨于正学先生，坐方党死者相传八百七十三人；其次黄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若胡大理（胡闰）之死，《郡志》称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坐累死者数千人；茅大芳妻毙于狱，有‘与狗吃’之旨，载《奉天刑赏录》云云。然则当日或加三为四，或加九为十，传闻异词不足辨，而一时门生朋友滥及无辜，则亦不能为之讳也。”

《景清传》：“建文初，为北平参议，燕王与语，言论明晰，大称赏。再迁御史大夫。燕师入，诸臣死者甚众，清素预密谋，且约孝孺等同殉国，至是诣阙自归，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绯怀刃入。先是，日者奏：‘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独着绯，命搜之，得所藏刀，诘责，清奋起曰：‘欲为故主报仇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古云：“罪不及孥。”成祖仇一人，乃抄札及其乡里，此亦与籍高翔之产，既分给他人，而又加其产之税，曰“令世世骂翔”，其意相同，殆欲景清之乡里皆憾清耶？《高翔传》：“建文时戮力兵事，成祖闻其名，与闰同召（胡闰亦与齐、黄辈昼夜画军事，京师陷，召闰，不屈，与子传道俱死，幼子传庆戍边，四岁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长识大义，日以爨灰污面。洪熙初，赦还乡，贫甚誓不嫁，见者竞遗以钱帛，曰：“此忠臣女也。”），欲用之，翔丧服入见，语不逊，族之，发其先冢，亲党悉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骂翔也。’”

《奸臣陈瑛传》：“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佥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预此数者，勿问。’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属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又云：“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一时臣工多效其所为，如纪纲、马麟、丁珏、秦政学、赵纬、李芳，皆以倾险闻。”
《瑛传》归恶于瑛，若言成祖犹不欲若是，而瑛迫而为之者。此亦过则归臣之意。若非帝之本指[旨]，瑛何所利而若是？再证以《佞幸纪纲传》，纲以典诏狱，值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觇帝旨而深文诬诋，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至无所不为，卒以谋不轨乃磔于市。盖其先纵之为暴，不如此不快，亦可知矣。

第四节 靖难以后明运之隆替
此当分对外、对内两方观之。又仁、宣两朝，蒙业而治，为明代极盛之时，承成祖之所得而其功未坠，沿成祖之所失而其弊亦未形，即并入此一节叙述之。
一、对外
成祖以马上得天下，既篡大位，遂移其武力以对外，凡五征漠北，皆亲历行阵，假使建文承袭祖业，必不能有此。此明一代之侈言国威者无不归功于永乐之世也。今摄其要略述于下：

安南，自古本中国地，古称交趾，《山海经》有交胫国，其时不过谓南方有此人种，非有封建而使之立一国也，南荒不入版图之地而已。至秦统一中国，遍设郡县，安南遂为秦之象郡，汉初为南越赵佗所属。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为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始有安南之名，然已为羁縻地，与腹内郡县有别。历五代至宋，皆为土酋世有，而臣服于中国。宋初封为交趾郡王，待遇更高。南宋孝宗时封安南国王，盖为称国之始，历元至明。洪武元年，以开国遣使宣谕，二年来贡请封。时安南王为陈氏，名日煃，明往封之使至，日煃已卒，当嗣者再奏请封，既而国中篡弑相寻，数传之后，至建文元年，其国相黎季犛弑数主，卒取陈氏而代之，并称帝改元。永乐元年，奉表称己为陈氏之甥，国人乐推，权理国事，明就封之，而其旧臣裴伯耆来奏季犛父子弑逆，并由老挝宣慰司送其前王裔陈天平至。四年，命送天平归国，季犛迎候于境上，诱至险隘处，地名芹站，袭杀天平并明送使薛，护送之军将黄中等败还，乃大发兵讨之。总兵官征夷将军朱能道卒，即命副将军张辅代之，大破黎氏，尽擒其父子，时在五年五月。既克安南，访陈氏后，国人言已为黎贼杀尽，乃夷为郡县，设都布按三司，分全国为十五府，曰：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谅山、新平、演州、又安、顺化，分辖三十六州，一同八十一县。又直隶州五，曰：太原、宣化、嘉兴、归化、广威，分辖二十九县，要害之地，咸设卫所（府与直隶州之名，各书互有出入，盖初设以后，互有升降，所据先后不同，此从《明史·安南传》）。得地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象马牛米粟船艘军器各巨万。六月癸卯，命张辅访交趾人才，礼遣赴京，除黎氏一切苛政，放免刑人，居官者仍旧，与新除者参治。又诏访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下及书算兵法、技艺术数，悉以礼敦送，至京录用，先后奏举九千余人。既设布按二司，又命行部尚书黄福并掌布按二司事，建设军民大小卫门四百七十二。逾年，安南复有反者，人思陈氏，颇相煽动，黄福请益兵，黔国公沐晟往，败绩，再命张辅往，诛叛首简定。辅在安南自永乐六年至八年，召还，余贼未平，留沐晟镇之，安南陈季扩仍与官军累战，互有胜负。朝廷招降季扩等，各授以文武官职，不赴任，掠如故。九年正月，命张辅再出师，迭破贼，直至十二年八月，陈季扩伏诛，安南始平。辅留镇安南，以前转饷久在安南之大理寺卿陈洽，加兵部尚书，替理军务，辅三擒伪王，福有威惠，交人怀之。十五年冬，辅召还。十六年，黎利复反，时代辅镇安南者为李彬，而以中官马骐监其军，责贡物于安南，安南人苦之，叛者四起，以黎利为最剧，骐又掣官吏办贼之肘，颇有良吏遇害者，骐又诬黄福有异志，成祖虽不以罪福，而以久劳召福还，代以陈洽。洪熙宣德间，官军累失利，将帅不睦，各拥兵自卫，洽争之不得。宣德元年十一月，官军大败，洽奋马突阵死。宣宗先尝议弃安南，仍使自为一国，廷臣或赞或否，至是复议之。乃使黄福访求陈氏后，黎利复连败官军，又遣人奉表称陈氏有后名暠，乞加封，上问群臣，张辅以为不可许，蹇义、夏原吉亦言不宜隳成功，而杨士奇、杨荣主罢兵息民，遂复安南国。

元帝于洪武三年殁于应昌，《明史》书崩，谥之曰顺帝。其实，元尚以帝制自居，国中自有谥号，明修《元史》不载，清修《明史》亦未补著耳。《日下旧闻考》据朝鲜史称，元帝北奔后，谓之北元，其有大事，亦颁诏高丽（时尚未改称朝鲜）。顺帝之谥曰惠宗，其子爱猷识里达腊嗣，改元宣光。是年克应昌，元嗣主遁归和林，获其子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以招元嗣主。时王保保方拥众谋恢复，招之不得，数用兵亦不能深入，北兵亦屡来攻。七年秋，太祖以嗣主未有子，遣崇礼北归以谕之，亦无效。十一年，嗣主卒，国人谥曰昭宗。买的里八剌改名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永乐六年，成祖以书谕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有云：“高皇帝子元氏子孙加意抚恤，来归者辄令北还，如遣脱古思归为可汗，此南北人所具知也，云云。”故知即为买的里八剌），改元天元，仍时扰塞上。二十年，克海西，纳哈出降。二十一年，北伐，闻脱古思在近塞捕鱼儿海（即应昌），袭之，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官属甚众。脱古思偕长子天保奴遁还和林，未至，为其下也速迭儿所弑，并杀天保奴，此后谥号遂不传于世。又五传皆被弑，但知最后之世名坤帖木儿，为部人鬼力赤所篡，乃去帝号称可汗，去国号称鞑靼。至永乐六年，鞑靼知院阿鲁台以鬼力赤非元裔，杀之，迎元后本雅失里立为可汗（成祖谕本雅失里书：“自元运既讫，顺帝后凡六传，至坤帖木儿，未闻一人善终者。”）。成祖以书谕令降，不从。七年，复遣使往，被杀，乃命淇国公邱福等征之，大败，五将军皆没。明年，帝亲征，时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君臣已各自为部，连战均败之。师还，阿鲁台遂来贡。越二年，本雅失里为瓦剌（蒙古别部在河套者）马哈木所杀，立答里巴为汗。阿鲁台请内附，乞为故主复仇，帝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十二年，帝征瓦剌，大败其众，马哈木遁。自是阿鲁台去瓦剌之逼，数年生聚，畜牧蕃盛，渐骄蹇，时来窥塞。二十年春，大入兴和（即张家口），诏亲征，阿鲁台遁，焚其辎重，收其牲畜而还。归途并讨兀良哈，以其助逆，捕斩甚众，兀良哈降。明年，复亲征阿鲁台，出塞后，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部落溃散，遂班师。明年，二十二年，阿鲁台犯大同、开平，复议亲征，四月发京师，阿鲁台遁，深入，不见敌，穷搜无所得，各军以粮不继引还，是为五度阴山矣。六月甲子，班师，七月辛卯，崩于榆木川。其后，宣宗宣德三年，复亲征兀良哈，斩获凯旋。至英宗正统十四年，王振复挟帝亲征瓦剌也先，遂有土木之变。

成祖劳于军旅如此。然明之边患，太祖之防边深意，则由成祖坏之。当时唯以元后为大敌，视东北诸部蔑如也。最大之失，因欲篡夺，而惧国内之军不尽为用，既劫宁王，乃起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饵之以利，使为己尽力，遂转战得大位，即弃大宁以畀三卫，而开平、兴和势孤，久之俱不能不弃。太祖时分封诸子，使以全力开辟东北者凡有六王，燕王在北平，谷王在宣府，宁王在大宁，辽王在广宁，韩王在开原，沈王在沈阳。成祖以燕藩起兵，以后唯恐强藩在边，兵力难制，尽徙五王于内地，以北平为京师而己填之。韩、沈本尚未之国，韩改平凉，沈改潞州，宁为靖难兵所劫而南，辽、谷皆以燕叛自归京师。谷王后以开金川门纳燕师，成祖德之；辽王则以为贰己，待遇颇有厚薄。但各徙封，辽由建文时已徙荆州，遂仍之；谷改长沙；宁改南昌。东北无防、边境内缩，宣府、大同亦失势，乃欲尽力招降女直[真]，多设卫所。冀与兀良哈三卫并为一区，而别设奴儿干都司以控制之，又用中官亦失哈主其事。亦失哈之劳师远出，《明史》又以其为经略女直[真]，为清室所讳言，遂不见于《明史》。至清末由吉林将军委员探黑龙江北之路，乃于伯利之永宁寺发现亦失哈两次碑记，颇载规画奴儿干都司之事。日本人以为大好史实，证明明代东北疆域之广，绝非如清世记载所云，并疑亦失哈尚是元之内监，颇侈其功绩。其实不然，亦失哈盖海西女直[真]人，成祖用以招致女直[真]，遂历次帅[率]师以往，直至宣德、正统年间，为老于东事之人，遂久为辽东镇守太监，土木变时，尚镇辽东。其设都司之事，久已无成，兵出海西，颇为女直[真]所袭杀。宣德之末，乃决罢其远征，只于开原之三万卫寄一奴儿干都司空名而已。东北无重镇，建州既强，遂移明祚。亦失哈事迹略见于宦官《王振传》中。英宗被执以后，女直[真]蠢动，朝廷虑亦失哈同与为变，乃召还京，距元亡已八十余年，亦失哈尚以辽东镇守太监被召。其所以屡至极边者，自是明廷之威力；所以无成，正缘宦官无远识。明列帝不能用贤将帅图此事，其时总辽东兵者巫凯、曹义，相继数十年，尚为名将，而开边之事偏任宦官，遂终罢弃进取之策。日本人疑为元代宦者及震其远略，皆以意[臆]度之之说，《明实录》可考其详，即《明史》亦尚有《王振传》可据也。

二、对内
成祖之不隳明业，在能遵太祖整饬吏治之意。自永乐以来，历洪熙、宣德三朝皆未之改，故能固结民心，后世虽有祸败，根本不遽摇撼。当太祖时，重赏重罚，一闻守令有不贤，立予逮问，至则核其实；若以守官被谤，立予升擢，反跻显秩。故亲民之官，不患公道之不彰，不以权贵为惮，天下多强项之吏，略已见前。永乐以降，所用公卿，其历外任时，率多循良之绩，其专以爱民勤政著者，若周新等一《传》二十余人，皆有异政，此尚不在《循吏传》中，盖又为循良之特殊者。至《循吏》一《传》，有目者三十人，附《传》者至多。《吴履传》附二十五人，《高斗南传》附十三人，以上皆太祖时。《史诚祖传》附四人、《谢子襄传》附二人、《贝秉彝传》附五人，以上皆永乐时。《李信圭传》附二十人，皆洪熙、宣德至正统时。皆秩满以民意奏留者。此类官亦有作伪，宣宗时发觉两人，罪之。自后部民奏留，必下所司核实。《李骥传》附五人，历洪、永、洪、宣时，同以宣德五年为奉特敕之郡守。《赵豫传》附七人，历永乐至正统时。《范希正传》附七人，皆宣德、正统时。盖全传百二十人，宣德以前六十余年间得百人以上，正统至嘉靖百三十余年间得十余人，隆、万五十余年间仅两人，天、崇两朝则无一人，吏治之日降可知矣。宣德以前，尚多不入《循吏传》之循吏，正统以后，公卿有吏绩者亦极少，嘉靖以后，则更不足言。正统初，三杨当国，多循宣德之旧政，故其以前之待贤长吏，直以国脉民生相倚任，选择郡守，由廷臣公举，赐特敕遣行，后世之任命督抚无此隆重也。治有善状，秩满九年，升秩加俸，而使再任，久者任一地至三十余年，其联一任至十八年，联两任至二十七年者尤多。尤奇者，永乐中，高斗南知云南新兴州，衰老乞归，荐子吏科给事中恂自代，成祖许之。知州得举后任，且即其子，子又已为谏官，不必得知州而荐之，竟荷帝允，盛世士大夫之风，岂以后所能想见？久任责成，政治一定之轨，世愈衰而愈不可见。以贿用人者，利其数易以取盈；以请托用人者，不得不数易以应当道。情贿所用之人，原不足使之久任，但不久任亦不过使虎狼更迭为暴，此监司方面之责，实朝廷之意向为之也。大僚不能慎选有司，而使之久任以成化，在明初有道之君固有以处之矣。万历间亦有爱民之官，不忍矿税之殃民，往往挺身与阉人相抗，为民请命。阉以挠矿挠税入告，无不朝请夕逮，一系狱至数十年，宰相台谏论谏之章数十上，永予不报，至其为阉所迫，未入狱而已发愤自尽者累累也。此其人不得以善政入《循吏传》，乃反见于诸凶阉陈增、梁永、高淮、陈奉等传中，令读史者毛戴发竖、叹息痛恨而已。视洪、永、洪、宣之朝如在天上，此成祖内政之美，而家法贻之数朝者也。

然内政之败坏，其弊亦自成祖而起。盖篡弑之为大恶，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靖难兵起，久而无成，因建文驭宦官极严，而叛而私以虚实报燕，遂敢于不顾中原，直趋京邑。篡弑既成，挟太祖之余烈以号召天下，莫敢不服，以此德阉，一意重用，尽坏太祖成宪。
《明史·宦官传序》：“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率]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十八年，置东厂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几何哉！”
既篡大位，不知国君含垢之义，诸忠斥责，激成奇惨极酷之举，复太祖永废不用之锦衣卫、镇抚司狱，用纪纲为锦衣，寄耳目，一时被残杀者犹有数，遂为明一代屠戮忠良之特制，与东厂并用事，谓之厂卫，则流祸远矣。
《明史·刑法志》：“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佞幸纪纲传》于屠戮建文朝忠臣之外，又言：“诬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纲论死，辄将至家，洗沐好饮食之，阳为言，见上必请赦若罪，诱取金帛且尽，忽刑于市。数使家人伪为诏下诸方盐场，勒盐四百余万，还复称诏夺官船二十，牛车四百辆，载入私第，弗予直。构陷大贾数百家，罄其赀乃已。诈取交趾使珍奇。夺吏民田宅。籍故晋王、吴王，干没金宝无算，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优童奏乐，奉觞呼万岁，器物僭乘舆。欲买一女道士为妾，都督薛禄先得之，遇禄大内，挝其首脑裂几死。恚都指挥哑失帖木不避道，诬以冒赏事捶杀之。腐良家子数百人充左右。诏选妃嫔，试可令暂出待年，纲私纳其尤者。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赀尚富，其子文度蒲伏[匍匐]见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纲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挟纲势，什五而中分之。纲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万计。端午，帝射柳，纲属镇抚庞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噪，以觇众意。’瑛如其言，无敢纠者，纲喜曰：‘是无能难我矣。’遂谋不轨。十四年七月，内侍仇纲者发其罪，命给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状，即日磔纲于市，家属无少长皆戍边，列状颁示天下。”
成祖不过以己由篡得国，将以威胁天下，遂假小人以非常之威，其不法为后来锦衣卫官尚有不逮，而诏狱既设，遂以意杀人，不由法司问拟，法律为虚设，此皆成祖之作俑也。

第五节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成祖入金川门，建文宫中火起，永乐间修《实录》，以为帝已焚死。明代无人信之，所传建文行遁之书，不知凡几。而清修《明史》时，史馆中忽以建文焚死为定论，王鸿绪《史稿》创此说，而《史本纪》较作疑词。盖当时馆中分两派，主修建文后纪者为邵远平，多数不谓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钱谦益、李清之说。驳正《致身录》之伪作乃朱彝尊，世以为主建文焚死者为彝尊，其实彝尊特纠《致身录》之伪，其撰《建文本纪》独加以疑词，不与《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论，就即《明史》及《明实录》等文证之。
《明史·建文纪》：“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纪》据《曝书亭集》，彝尊自言为所撰之稿。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既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狯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
至进《史稿》之王鸿绪，则不作疑词，且全书之首，冠以《史例议》一册，专论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证其焚死，且若深有憾于建文，论其逊国之名，亦为有忝，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何足言逊？鸿绪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逊国之说，燕王所乐称，若不言逊国，则将谓帝本不逊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谓帝以罪伏诛乎？故鸿绪希时旨太过，转成纰缪。乃钱氏大昕作《万斯同传》，竟采此论入万先生传，谓先生之论如是，而后建文不出亡之论乃定。此钱氏误以《史稿》出万氏手，而以《史例议》为万氏所著也。其实《史稿》亦经鸿绪以意窜定，并非万氏原文，鸿绪进《史稿》时，亦未言及万氏，但直认为己之所作。至《史例议》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岁在庚子，亡友朱竹坨仲孙稼翁携《竹垞文稿》见贻”云云。此语岂万氏所出，而可认《史例议》为万氏之说耶？此钱氏之疏也。故谓《建文本纪》为断定焚死，已非真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