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办到的一切，最多不过利用那把扫帚。我可以把它塞进铁栏杆，抵住荷兰人的胸脯，在那儿等着。每逢他快要发作到极点的时候，他常常会开始前后晃荡。我可以随着他的晃荡，用扫帚来拦着他，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许会很可怕地向前一栽。到了他真向前栽的时候，我可以用扫帚挡住他，让他栽得轻一点。不过，尽管我这样做，他还是一直摔得不轻，他的脸还是会经常在石头地面上摔破。一旦他栽到地上，抽搐地扭动起来，我就会往他身上泼一桶水。我不知道冷水究竟适宜不适宜，不过这是伊雷县监狱里的成规。从来没有谁对他用过别的办法。他反正躺在耶儿，湿琳淋地，过上一个多钟头，就会又爬到他的铺上去。我知道，最好不要跑去找看守帮忙，本来嘛，一个疯病发作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隔壁的牢房里住着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因为在巴尔纳姆马戏班的剩菜桶里捞东西吃给判了六十天的人，至少，照他自己说的就是这样。他是个脑子被折磨得很惨的家伙，不过，起初他倒也很安稳．很和气。他犯案的事实的确跟他说的一样。当时，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马戏场，倒为饿了，就到剩菜桶里捞了点马戏演员不要的面包剩菜。他常常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那真是呱呱叫的面包，不过，就是看不见肉。”后来，一个警察当场看见了他，把他逮住，他才到了这儿。
有一次，我拿着一根细的硬铁丝，从他的牢房旁边走过。他向我讨得很急，我只好把铁丝从铁栏杆当中递给他。他马上不用工具，单凭指头，把它折成好几小段，然后把它们弯成了半打挺合用的安全别针。他是利用石头地面把针头磨尖的。从此以后，我就做了一阵别针的生意。我供给他原料，贩卖成品，实际的工作全由他来干。作为工资，我经常多给他几份面包，有时，还偶尔给他一块肉，或者一根有骨髓的烧过汤的骨头。

最后，总算到了我刑满释放的那天。三头儿也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我替他搞到手的那个坐过短期牢的姑娘，正在监狱的墙外面等他。他们快快活活地一道走开了。我跟我的同住的伙伴也一道走了出去，接着又一道走到了巴法罗。我们不是要永远待在一起吗？那一天，我们在大街上一块讨小钱，把讨来的钱全用来买“一吓泼一吓泼”①的啤酒——我不知道这个字眼该怎么写，不过照字音拼来就是我写的这个样子，只要三分钱就可以买到“一吓泼”。我一直在等机会溜走。我从街上的一个流浪汉口里，设法打听到了一列货车开出去的时间。于是我就计算好了时间。时间到了，我跟我的同住的伙伴正在一个酒吧问里。我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冒白沫的啤酒。我本来想说声再会的。他一直对我很好。可是我不敢。我溜出酒吧间的后门，立刻跳过了篱笆。我溜得很快，几分钟之后，我已经登上一列货车，在西纽约到宾夕法尼亚的铁路上，一直奔向南方。

第六章 夜间过往的流浪汉
在我流浪的岁月里，我遇到过数以百计的流浪汉，见面时要么他们跟我打招呼，要么我跟他们打招呼，我总是和他们一起在车站的水箱旁边等火车，一块儿喝得烂醉，一块儿做肉烩菜，一块儿逛大街，一块儿挨门讨饭，一块儿扒火车，在一块儿混过一次后，各自分手，从此就再也不见面了。不过也有些流浪汉一次次出现，很让人吃惊。有的就像鬼魂一样，好像离得很近，却若隐若现，绝对见不着面。
有这么个流浪汉，就是上面所说的后一种，我搭火车横穿加拿大追踪了整整三千英里，也没有见上一面。他的绰号是“三角帆杰克”。我是在蒙特利尔头一回看到这个绰号的。那是用折叠刀刻下的一条船的顶层三角帆，刻得好极了。图下面刻着“三角帆杰克”，图上面刻着“西行94一10一15”。上面这行字说明他在1894年10月15日这天经过了蒙特利尔，要往西走。他比我先走一天。那时候我的绰号是“水手杰克”，我立刻把我的绰号刻在他的旁边，还刻上日期和去向，表示我也是向西去的。
接下来的一百英里路程中，我遇到了麻烦，走得很不顺利，八天之后才在渥太华以西三百英里开外发现了他的踪迹。找着了，就刻在一个水箱上，看上面的日期，我发现他也走得不顺利，只比我先走了两天。我号称“彗星”，又是“流浪王”，三角帆杰克也是；就凭我的声誉我也应该追上他。我“坐火车”日夜兼程，终于超过了他。可随后他又超过了我。有时他比我先走一两天的路程，有时我比他先走一两天的路程。要是碰巧抢到我前面，我从向西去的流浪汉们嘴里，偶尔也能听到有关他的片言只语。我还从他们那里听说，他对水手杰克产生了兴趣，还跟人打听我来着。

如果能走到一起的话，我们俩将成为一对难得的好朋友，我敢肯定。可是我俩注定走不到一起来。一过马尼托巴省，我就一直在他前面，可他走了艾伯塔那面。一个阴沉沉的早上，在紧挨踢马关东面的一个路段交界处，我听说头天晚上有人在踢马关和罗杰斯关之间见过他。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很蹊跷。我坐“侧门卧铺车”（闷罐车）走了一整夜，差点冻死，一到路段交界处就下来讨饭吃。空中弥漫着冰冷的雾气。我在圆形机车库里看见几个司炉，就跟他们要吃的。他们把饭桶里剩余的饭菜给了我，我还跟他们要了差不多有一夸脱上好的咖啡。我把咖啡热了热，坐下来正要吃，一列货车从西面进站了。我看见有个侧门开着，一个扒车的从里面爬下来，在雾气中一拐一拐地朝我走过来。他几乎冻僵了，嘴唇发紫。我赶紧把咖啡和吃的分给他一半，从他嘴里听说了点儿有关三角帆杰克的消息，也听说了点儿有关他本人的事。瞧啊，他和我来自同一个城市，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他是有名的“布帮”成员，我也偶尔加入过这个帮会。我们谈得很快，又过了半个钟头就把东西全吃光了。接着我要搭乘的那辆货车出站了，我赶紧跳了上去，跟踪三角帆杰克向西进发。
我在两个关口之间耽搁了时间，两天没吃东西，第三天步行了十一英里才弄到点吃的，可是我居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弗雷塞河超过了三角帆杰克。我搭了客车，所以节省了时间。不过他肯定也搭了客车，他运气比我好，手段也比我高，因为他在我前面赶到了米森。
米森是个交通枢纽，在温哥华东面四十英里以外。从这个交通枢纽可以向南穿过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抵达北太平洋。我不知道三角帆杰克会走哪条路，因为我以为他在我后面。至于我自己，还是向西走，去温哥华。但是他走掉了。他马不停蹄向西进发，转乘轮船继续周游世界去了。没说的，三角帆杰克，你不愧是流浪王，而你的同伴是“周游世界的风”。我向你致敬。你来无影去无踪，真是首屈一指。一星期后，我也上了船，是“攸马提拉号”轮船，我坐在船艏楼里沿海岸线向旧金山驶去。三角帆杰克和水手杰克哈哈！要是我俩在一起，那该多好。

德克萨斯罗亚尔，快活乔，打手康纳斯，烟草老兄，龙卷风老黑，试金石麦考尔等等，这一类自封的绰号里面包含了更多的想像力。也有人比较实际，就拿身体上的特征当绰号，比如：温哥华瘦子，底特律矮子，俄亥俄胖子，高个杰克，大块头吉姆，瘦小子乔，纽约眨巴眼，芝城大鼻子，断脊梁本，等等。
和上述绰号并驾齐驱的还有那些铁道崽，他们的绰号也是五花八门。譬如下面这些就是我在各处遇到的：莽小伙，瞎小伙，侏儒小伙，圣小伙，猛小伙，快手小伙，精明小伙，猴子小伙，衣阿华小伙，灯芯绒小伙，演说家小伙（谁知道这是什么来由)，傲慢小伙（此人傲慢无礼，绝对没错）。
十几年前，在新墨西哥州圣马西亚尔的一个水箱上，流浪汉刻下这么一个意见单：
①大街不错。
②警察不凶。
③机车库过夜不赖。
④往北去的火车不好。
⑤居民不好。
⑥饭店只对厨子好。
⑦铁路旅店只适于夜间干活。
第一条是说在大街要钱挺容易得手；第二条是说警察不找流浪汉的麻烦；第三条是说可以在圆形机车库里睡觉；第四条倒是有点含糊，可能是向北去的火车不好扒，也可能是火车上不好乞讨；第五条是说居民对乞丐不好；第六条说的是只有当过厨子的流浪汉才能从饭店里要到东西吃；第七条我看不大懂，不知道是说流浪汉在铁路旅店夜间好乞讨呢，还是说只有流浪汉里的厨子好乞讨，或者是说不管是不是厨子，凡是流浪汉都可以在夜间帮着铁路旅馆的厨子干点脏活，换点东西吃。

那是我在那些令人厌倦的日子里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走上高地，穿过数百英里的内华达沙漠，夜里搭乘横穿大陆火车赶时间，白天就坐闷罐车睡大觉。那是在年初，高地原野上天气很冷。平地上点缀着片片积雪，一座座山巅完全为白雪覆盖，夜里冷风从山上刮下，真是说不出的可怕。这地方实在叫人不敢流连。请记住，敬爱的读者，这个流浪汉就是在这样一片地方踽踽独行，没有栖身之所，身上一文不名，一路乞讨，夜里睡觉没有毛毯可盖。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才会感受到这种经历的滋味。
一天傍晚，我来到了奥格登火车站。尤宁一太平洋①线上的横穿大陆列车正向东开去，我一心想扒上这趟车。我在车头前面蛛网一样的铁轨间碰到一个人影，正在黑暗中没精打采地走着。就是那个瑞典人。我们俩紧紧握住手，仿佛两个失散多年的兄弟重逢一样，却又发觉我们彼此都戴着手套。“你这手套从哪儿搞来的？”我问他。“从火车驾驶室里拣的，”他答道，“你的呢？”“是一个司炉的，”我说，“他太大意了。”
① 美国东海岸至西海岸的横穿大陆铁路干线。尤宁是新泽西州一城市。译者
火车出站时，我们跳上了闷罐车，感觉冷极了。铁路爬上一条狭窄的山谷，两边是白雪覆盖的山峰，我们冻得直发抖，互相安慰，各自说了说自己是如何走完离诺和奥格登之间的漫漫长路的。我前一天夜里眼睛就闭了一两个钟头，可是在这节闷罐车上打瞌睡也不舒服。到了一个车站，我下来往车头走去。这趟车是“双头”（两个火车头），以便爬上山坡。
第一个车头是顶风开道的，我知道排障器上一定很冷；第=个车头有头一个车头挡风，所以我挑选了这个车头前的排障器。我一脚踏上去，发现已经让人占了。黑暗中，我能模模糊糊看出那是个小伙子，睡得很熟。挤一挤还能睡一个人，于是我把他推得蜷起来，在他旁边躺下。这一夜过得不错，司闸手没有找我们的麻烦，我们一躺下就睡着了。偶尔一粒烫煤渣或者剧烈的颠簸会把我弄醒，然后我就和那小伙子偎紧些，耳朵里响着车头的轰隆声和车轮的摩擦声，不觉又睡着了。

火车到了怀俄明州埃文斯顿市就再没往前走。一列出事的火车堵住了铁路。司机死了，已经抬走，他的死证明了这段铁路上有危险。有个流浪汉也被杀了，但是没人给他收尸。我和身边的小伙子聊起天来。他十三岁，从俄勒冈离家出走，要到东部去找他爷爷。他讲了在家遭受的虐待，听起来很真实。再说他也没必要对我撒谎，我不过是个没名没姓的扒火车的流浪汉。
这小伙子也真了不起。他拼命赶路，直嫌走得不快。段长决定让横穿大陆火车掉头往回开，拐上俄勒冈支线，再开过来，从出事的火车前头拐回尤宁一太平洋线。那小伙子爬上排障器，说他就待在车上。我和那个瑞典人可受不了这个。因为这就等于在车上坐完这寒冷的后半夜，却只能往前走上十几英里。我们说我们就在这儿等着铁路通车，等待的时候也能好好睡上一觉。
唉，在这大冷天里深更半夜闯进一个陌生城市找个地方睡觉可并不容易。瑞典人一个子儿也没有，我的全部财产就是两毛五分钱。我们跟几个小伙子打听到城里的啤酒五分钱一杯，而且酒馆通宵营业。这可真是好极了。两杯啤酒只花一毛钱，那儿还有火炉和椅子，我们可以在那儿睡到早晨。我们朝亮着灯光的酒馆走去，轻快地迈着脚步，把路上的积雪踩得吱吱响，迎面吹着一小股冷风。
哎呀，城里那几个小伙子的话我们听错了。全城只有一家酒馆啤酒卖五分钱，可我们来的不是那家酒馆。不过我们进的这家也不错。有个令人愉快的火炉，烧得呼呼作响，烤得人暖烘烘的；有舒适的藤条扶手椅，酒馆掌柜表情不大愉快，瞪眼盯着我们走进来。人不能长时间不论白天黑夜老穿一身衣服扒火车，总和油烟煤渣打交道，什么地方都能睡，同时又保持不错的“门面”。我们的门面肯定对我们不利。但是我们怕什么？我裤兜里装着钱。
“两杯啤酒。”我漫不经心地对掌柜的说，他倒酒的时候，我和瑞典人就往柜台上一靠，私下里渴望坐到火炉边的扶手椅里去。

掌柜的把两杯冒着泡沫的啤酒放到我俩面前，我得意地掏出了一毛钱。这下我可中了圈套啦。其实我只要一听说价钱搞错了，马上就会再掏出一毛钱来的，哪怕自己是这个陌生地方的陌生人，兜里只剩了五分钱，那也没关系。反正我是把酒钱付了。可是那个掌柜的根本不容分说，一看见我放在柜台上那一毛钱，立刻两手各抓起一只啤酒杯，一下子倒进了柜台后面的水槽里，一面恶狠狠地瞪着我们，说道：
“你们鼻子上长着疮，你们鼻子上长着疮，你们鼻子上长着疮，瞧！”
我鼻子上根本没什么疮，瑞典人也没有，我俩的鼻子都挺好。他那话的直接含义我俩都听不懂，但言外之意就跟写出来的一样清楚：他不喜欢我们的外貌，而且啤酒显然是一毛钱一杯。
我伸手又从兜里掏出一毛钱放在柜台上，满不在乎地说：“哦，我以为一杯五分钱呢。”
“你们的钱不能在这儿用。”他说，一边把柜台上的两毛钱推到我面前。
我很难过，只好把钱又装进兜里，我们难过地渴望着那诱人的火炉和扶手椅，难过地走出门，来到寒冷漆黑的外面。
但是就在我们出门之际，那掌柜的还瞪着眼冲我们大嚷：“你们鼻子上长着疮，瞧！”
从那以后，我在世界上周游了许多地方，到过不少陌生地方，见过不少陌生人，看过不少书，听过不少讲座；但是直到今天，尽管我长久冥思苦想，我还是琢磨不透怀俄明州埃文斯顿市的那个酒吧掌柜那句怪话的意思。我们的鼻子是好好的呀。
那天夜里我们睡在一家电灯照明工厂的锅炉上面。究竟是怎么找到这么个过夜的地方，我记不住了。我们一定是凭着直觉径直朝那地方走去的，就像马走到有水的地方，或者像信鸽往家飞一样。但是那是想起来并不舒服的一夜。在我们前面，已经有十几个流浪汉睡在那锅炉上了，那上面热得人受不了。那个烧锅炉的又不让我们下来站在锅炉周围，真是雪上加霜。他要么让我们待在锅炉上面，要么让我们到外面雪地里去。

“你说你要睡觉，见你的鬼，那就睡你的吧。”他对我说，这时我烤得受不了，刚从上面下来，到了锅炉房。
“水，”我喘着气说'一边擦着眼睛上的汗水，“水。”
他朝黑洞洞的门外指了指，说没问题，那儿有条河。我就出去找那条河去了。在黑暗中找来找去也没找着，只好作罢，已经浑身发冷，简直要冻僵了，又回到了锅炉顶上。暖和过来以后，我渴得更厉害了。周围的流浪汉们长吁短叹，喘气呻吟，哼哼呀呀，辗转反侧，翻来滚去，难过得没办法。我们这群坠入地狱的灵魂，正在地狱的火架上惨遭烤灼，而那烧锅炉的就是撤旦的化身，另外给我们的惟一选择就是到外面冷地里挨冻。那个瑞典人狠狠地咒骂着人的流浪癖，因为他自己就是受这种癖好驱使才到处流浪，受这份活罪的。
“我回到芝加哥以后，”他终于作出了决定，"要找一份工作，一直干下去，直干到地狱冻结为止，然后我再出来流浪。”
这就是命运的嘲讽，第=天，出事的那列火车清理掉之后，瑞典人和我离开埃文斯顿市，搭乘的是一列叫做“橘柑专列”的火车，坐在冰柜里。这列货车装满了水果，是从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开出来的。当然，因为天冷，冰柜里没装冰块，但这并不意味着车厢里面有多暖和。我们从车厢顶上的盖口钻进里面的冰柜，冰柜是用马口铁做的，在这寒冷刺骨的天气，挨在这铁皮上很不好受。我们躺在柜里，冷得浑身发抖。尽管牙齿直打战，我们还是讨论了一番，决定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待在这冰柜里，直到走出这片荒凉的高原地带，进入密西西比河谷。

但是我们必须吃东西，所以决定到了下一个铁路段，出去找点吃的，然后赶紧回到我们的冰柜里来。我们黄昏时分来到了格林里弗镇，可是还不到晚饭时间。饭前敲人家的后门是最不合时宜的，但是火车一进车场，我们就鼓起勇气爬下侧梯，朝居民住宅跑去。我们立即分头行动，约好在冰柜里见。开头我的运气不好，后来总算要到一些吃的，往衬衫里一装，拔脚就去赶火车。这时那列货车已经开动了，而且开得很快，我们约好在里面碰头的那节冰柜车已经开过去了，我在离它六节车皮的地方跳上了侧梯，赶紧爬上车顶，跳进了一个冰柜。
但是一个司闸手从列车尾部的公务车上瞧见了我。火车走了几英里后来到了下一站，就是罗克斯普林斯，只见那个司闸手从我那个冰柜口探进头来说道："滚出来，你这狗崽子！滚出来！"虽然我被他抓住脚拖了出来，倒也没受伤，走路还没问题。可是橘柑专列和那个瑞典人撇下我继续往前走了。
开始下雪了，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天黑下来以后，我在车场四下搜寻，找了一节冷藏车厢。我爬了进去，不过只是进了车厢，并没有钻进冰柜。我把沉重的车厢门关上，门边有一圈橡胶，所以关得很严实，车厢壁很厚。外面的冷气钻不进来，不过里面和外面是一样的冷。如何提高温度真成了问题。可是什么也难不倒一个行家里手。我从衣兜里掏出三四份报纸来，放在车厢板上点着火，一次烧一张。烟升到了上面，热一点都跑不掉，于是我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度过了一个十分惬意的夜晚。睡得香极了，整夜一次也没醒。
第.一天早上雪还在下。我下车去找吃的，结果误了一趟东去的货车。紧接着又先后扒上了两列货车，都被甩掉了。一下午连一趟东去的火车都没见着。雪越下越大，但是到了傍晚，我终于上了横穿大陆火车的第一节闷罐车。我从一侧跳上闷罐车的当儿，有个人从另一侧跳了上来。就是在俄勒冈离家出走的那个孩子。

在一个暴风雪夜待在一列风驰电掣的火车第一节闷罐车厢上，跟夏日野游完全是两回事。刺骨的冷风穿过你的身体抽打在车厢前头，再反弹回来。刚到第一站，天就完全黑下来了。我来到车头和司炉聊了几句，提出帮他铲煤，一直铲到他跑车路段的终点，即是罗林斯，他接受了我的提议。于是我就顶着大雪在煤水车上干起活来，用大铁锤砸碎煤块，铲到司机室他的跟前。不过我这活儿用不着一直干，所以隔一会就能到司机室里暖和暖和。
“我说，”我第一次歇下来的时候对司炉说道，“头一节闷罐车上有个小孩，他冻得够呛。”
尤宁一太平洋线上火车头司机室都很宽大，我们就把那孩子安排在司炉的高座位前面一个暖和的角落里，转眼间，那孩子就睡着了。午夜时分，我们抵达罗林斯。这时雪下得更大了。车头要进圆形机车库，另换一个车头。火车停下来了，我一跳下车头，不料正好扑进了一个穿着大衣的壮汉怀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当下就问他是谁。他立刻告诉我他是当地的警官。我一听就泄了气，听任他提问，只管回答问题。
他开始描述起那个孩子来，就是还睡在司机室里那个。我脑子立刻飞快地转了一下。显然，那家人在追踪这孩子，这位警官收到了从俄勒冈发来的电报指示。不错，我见过那孩子。我是在奥格登遇见他的，和警官掌握的日期一致。但是那孩子还在后面的什么地方，我这么解释道，因为那天夜里横穿大陆火车开出罗克斯普林的时候，他被甩掉了。这么解释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默默祷告着，那孩子可千万别醒过来，走出司机室，揭穿我的谎话。
警官撇开我，要去盘问司闸手，离开前他对我说：
“伙计，这座城里没你待的地方，懂吗？你就搭这趟车离开，别玩花招。要是车走了以后叫我抓住你……”
我向他保证说，到这儿来并不是我的愿望，只是因为火车停在这里。我很快就会从他这座倒霉的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他去盘问司闸手的时候，我立即跳进司机室。孩子已经醒来，正在揉眼睛。我把消息告了他，劝他待在车头上进机车库。长话短说吧，这孩子和我搭乘同一列横穿大陆火车离开那里，先扒在排障器上，我教他到第一站就去求司炉让他坐在车头上。至于我自己，倒是被甩了下去。新上来的司炉是个年轻人，办事很认真，不肯违反铁路公司的规定，在机车上容留流浪汉，所以他拒绝了我帮他铲煤的建议。我希望那孩子能打动他，因为在那种暴风雪天气在排障器上待一夜，会要了他的命。
说来也怪，到今天我已经记不住我是怎么在罗林斯被甩掉的了。我只记得自己目送着火车远去，转眼间就被暴风雪吞噬。还记得我朝一个酒馆走去，想暖暖身子。这里又明亮又暖和，敞着门，菲罗牌、轮盘赌、骰子赌和扑克牌都在热闹地进行着。有几个疯狂的牛仔要玩个通宵，我跟他们混熟了，刚喝了杯他们给我买的酒，冷不丁感到有只沉重的手搭在了我肩膀上。我回头一看，不禁叹了口气。是那个警官。
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我带到外面雪地里。
“车场有趟柑橘专列。”他说。
“天冷得要命。”我说。
“那趟车十分钟后开。”他说。
就说了这么多，没有讨论的余地。当那趟柑橘专列出站的时候，我已经待在车上的冰柜里了。我觉得到了早上我的脚会冻僵，在快到拉勒米的最后二十英里时，我站在盖口处踱着脚。雪大极了，司闸手看不见我，就是看见，我也不在乎。
我兜里的两毛五让我在拉勒米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早饭，然后立刻就上了一列横穿大陆火车的闷罐行李车，这趟车要爬过落基山顶上的一个关口。扒车的不能在白天扒闷罐行李车，但是在这种暴风雪天气，行经落基山顶上，我看司闸手们不敢过来撵我。他们的确没有撵我。每到一站他们就到前面来看看我冻僵了没有。

到了落基山顶的埃姆芒纽蒙——我忘了那地方的高度——司闸手最后一次到前面来看我。
“嘿，伙计，”他说，"瞧那列货车，开到了岔道上好让我们过去，你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它在旁边的一条铁轨上，仅隔六英尺。在这种暴风雪天，要再远上几英尺，我就看不见它了。
“凯利的后续部队在一节车皮里，他们在车厢里垫了两英尺厚的稻草，人又多，把车皮里弄得挺暖和。”
他的劝告不错，我听从了，不过也做好了准备，万一是这司闸手玩的一个骗局，那我就乘横穿大陆火车出站的时候，扒上闷罐车。果然不错，我找到了那节车皮——这是一节冷藏车，背风的车厢门敞开着，以便通风。我爬上去进了车厢，刚迈了一步就踩了一个人的腿，下一步又踩了一个人的胳膊。光线很暗，我勉强能看出来的就是些纠缠在一起的胳膊、腿和身体。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片乱麻似地东倒西歪的人堆。他们全都躺在稻草上，前后左右挨挨挤挤都是人。八十四名结实健壮的流浪汉伸展肢体躺下来，占的地方可真不小。被我踩住的人很生气。他们的身体在我脚下一下子就弓了起来，好像海浪一样，而且会立刻不自觉地朝我这儿动一动。稻草上没有一点儿空，我简直找不到可以立足的地方，于是我每走一步就踩着人。人们越来越气愤了，我也越走越快了。我猛地停住脚步一屁股坐了下来。不巧正坐在一个人脑袋上。他勃然大怒，手足并用爬了起来，我赶紧跳了起来，可是跳上去毕竟还得落下来呀，结果我又坐在了另一个人的头上。
在我的记忆里，那以后发生的事非常模糊，实在记不清了。仿佛是进了一个打谷机，我像个皮球一样在车厢里被踢来踢去。那八十四个流浪汉把我筛过来筛过去，弄得我精疲力尽，后来仿佛出现了奇迹似的，我找到了一块可以栖身的稻草，终于被接纳，挤进了人堆。那天其余的时光，我们坐车一直行驶在暴风雪中，为了打发时间，大家一致决定每人讲一个故事。按照规定，每个故事都必须好听，另外还必须是谁也没有听过的故事。谁要不能按规定讲出故事来，就罚他尝尝“打谷机”的滋味。结果人人都过了关，无一失败。我想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丰富多彩的故事会。这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四名流浪汉——连我八十五名，每个人都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当然必须这样，因为要么是个精彩的故事，要么就进“打谷机”。

那天傍晚，我们抵达了夏延。暴风雪已经猛烈到了顶点，尽管大家这天吃过早饭后到这会儿再没吃过别的东西，可是谁也不愿意出去找吃的。在暴风雪中，大伙儿在车厢里待了一夜，第=天来到了景色宜人的内布拉斯加平原，火车依旧向前行驶。我们把暴风雪和山脉撇在了后面。明媚的阳光普照在一片笑逐颜开的大地上。我们二十四个钟头没吃东西了，而这货车要到中午时分才能抵达一个城镇，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地方叫做格兰德艾兰。
我们每人凑了点钱，给那个城镇当局发了封电报，电文说的是有八十五名健康而饥饿的流浪汉将于中午时分抵达该城，最好为他们准备一餐饭。格兰德艾兰当局有两个选择，或者给我们饭吃，或者把我们投进监狱。即使把我们投进监狱，也得给我们饭吃，所以他们很明智地决定，还是给顿饭吃划算。
货车中午进入格兰德艾兰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车厢顶上，耷拉着腿晒太阳。全城的警察倾巢出动，都加入了接待团。他们让我们分组列队走向好几家旅馆和饭店，在那儿已经为我们备好了午饭。我们已经有三十六个钟头没吃东西了，所以不用说也知道该怎么做。吃过饭，又监督我们走回火车站。警察考虑得很周到，迫使货车等候我们。我们八十五个人排列在铁轨旁边，火车缓缓出站，我们蜂拥而上，扒上侧梯。我们“逮住”了火车。
那天晚上我们没吃上晚饭至少这个“团伙”里的人没吃上，但是我吃上了。就在晚饭时间，火车开出了一个小镇子，我正和另外三个流浪汉玩彼得牌戏，只见有个人爬进了车厢。那人衬衫里鼓鼓囊囊，令人怀疑。他手上拿着一个一品脱的杯子，里面冒着热气。我闻到一股咖啡味，就把我的牌交给一个旁观的流浪汉，借口走开了。然后在大家妒忌的目光跟踪下，我来到车厢另一头，和爬进来的人坐在一起，和他分享咖啡和鼓鼓囊囊地装在衬衫里的吃的东西。他就是那个瑞典人。

晚上十点时分，我们到了奥马哈。
“咱们震一震这帮人吧。”瑞典人对我说。
“没问题。”我说。
货车在奥马哈进站时，我们准备这么做。但是奥马哈的人们也做好了准备。瑞典人和我扒在侧梯上，打算跳车，可是货车没停。再说铁轨两边站着长长两列警察，他们制服上的铜扣和铜星在电灯光下闪闪发亮。瑞典人和我心里都清楚，要是我们跳下去落在他们手里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扒在侧梯上没动，火车驶过密苏里河，来到康瑟尔布拉夫斯。
几英里之外，凯利“将军”带着两千流浪大军驻扎在昌陶卡公园。我们跟随的这帮人是凯利将军的殿后部队，在康瑟尔布拉夫斯下车后，直奔大营。夜里天冷下来，暴风卷着雨水劈头盖脸而来，把我们浇成了落汤鸡，浑身发冷。大批警察监护着我们，把我们朝大营驱赶。瑞典人和我找了个机会开溜了。
这时大雨如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掌，我俩像一对瞎蝙蝠一样，摸索着寻找栖身之地。凭着本能的指引，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家酒吧——不是开门营业的酒吧，也不是夜里关门歇业的酒吧，甚至也不是个有固定地址的酒吧，而是个用木料搭起来的底下有轱辘的流动酒吧。门上了锁。风雨交加，抽打着我们。我们顾不上犹豫，砸开门就进去了。
我曾经在不少极糟糕的地方过夜，在地狱般的大城市露宿街头，在水洼里打呼噜，在雪地上铺两条毯子睡觉，精神的温度降到了零下七十四度（跟零下一百零六度的冰雪比起来倒也没什么）；可是我想在这儿说，我从来没有像那天夜里在康瑟尔布拉夫和瑞典人在那个流动酒吧里过夜一样，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度过如此悲惨的一夜。首先，这个棚屋那么高，仿佛在半空里一样，地板上满是窟窿，冷风嗖嗖直往进吹。再说，酒吧空空如也，没有火辣辣的酒水能让我们暖暖身子，忘掉眼前的悲惨处境。我们没有毛毯，就穿着里里外外湿透了的衣服，打算和衣入睡。我躺在柜台底下，瑞典人躺在桌子底下。地板上的窟窿缝隙太多，到处漏风，弄得我们无法入睡，半小时后，我爬到了柜台顶上。不一会儿，瑞典人爬到了桌子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