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下见过这样的一群人,从公鸡打鸣起就摸着黑出了门,夜幕低垂时又摸着黑回了家。岁月留下的痕迹残酷地刻在她们的脸上、手上,慢慢地,脸上就生了皱纹,手上就生了厚茧,但她们却依旧笑地平和,一如从前的模样,从来都朴实又勤劳,隐匿在藏风纳蕴的山脚下,汗水由天明流到黑夜,浸湿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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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附着爬上云端的太阳挤破厚厚的云层,虚打在睡梦中的人间,轻轻摸过挂好了红灯笼的平屋顶,洒到一旁早醒着的鸡舍、牛棚里。泥土被夜雨润湿成了深棕色,和家禽的排泄物混到了一起,臭烘烘的,像是潮湿的酸蹩加了些鸡和牛身上难掩的臊味,要是叫那些回了乡过春节的城里姑娘们闻见,定要捂着鼻子吐上几回。
平屋的红砖头上了年纪,破损的地方泛着灰白,不时还游走着安了家的蚂蚁。大体上还是很安静的,除了东边那间宽敞点的房子里传来了如雷的鼾声,时不时还带着咂巴嘴的声音。对面相对小一些的房间突然缓缓开了门,虽然它尽量在慢了,可门轴上生的锈摩擦着还是发出了“吱吖——”的噪音,很快又被对面传来的鼾声掩盖了下去。
要过年了,一切都忙了起来。
杨婆像往常一样披散着有些毛躁的头发,拖着壮实的身子一瘸一拐走了出来。她乌黑的头发与她面上的皱纹并不相配,总有人问她,怎么六七十岁还有这么一头黑亮黑亮的头发,她总眯起眼笑,眼角的皱纹叠在了一起,大声回答:“嘿!还不是我吃黑芝麻。”至于她那跛了的脚,则是因为还年轻时背着半岁大的孩子又是上山砍笋又是下田种菜的,日子久了就损了根骨,任她四个儿女找多少的好大夫都难以让她的腿脚再轻便如从前。杨婆有四个儿女,三个姐姐都去城里了,她们是杨婆顶骄傲的人,独独被惯坏了的弟弟阿彬留在了乡里,成日就知道蹲在门口打游戏。出去务工人人都不要他,谁要个连大学都上不成的乡巴佬呢?更何况不思进取,性子又偏激。偏生这样一个吃住全靠爸妈的儿子,没有靠谱的收入,肚子上的肉能囤个五六圈,比孕妇十月的肚子还大,却娶了个能生的老婆,结婚不过六七年竟生了四个孩子。这下好了,陈公和杨婆本身就只有那点养老金,省得紧,能不多花就不多花,杨婆靠着每月初上镇赶集去赚点补贴家用,陈公倒还宽裕些,早些年趁着土地卖得便宜盖了几栋楼,月月能收上水电费。二老连女儿们给的钱都得好好放在房间里的木疙瘩里,一年到头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上几件,就为了能养上这好吃懒做的儿子,为了每年过大年时能给女儿外孙们包几个红利是,如今还要替儿子养上这四个胖娃娃。
晨光没能钻入屋内,杨婆颤颤巍巍地扶着蹭着泥土的墙摁了灯的开关。条状的白炽灯绽出了刺眼的白光,照亮了整个平屋。她先是去了厨房,灶台一旁放着一个红色的桶,桶身零碎挂着几片菜叶子,里边全是昨夜没吃完的饭菜。杨婆趁着烧水的空隙草草刷牙,双手湿了湿水往脸上随意抹一抹,洗漱完毕。她戴上花边袖套和胶手套,缓缓弯腰,把滚烫的沸水倒入那桶里,拿着长柄勺搅拌几下,拎起桶就出了门。
鸡舍并不远,和平屋旁的牛棚菜地紧紧挨着。杨婆得先喂了鸡,再去菜地里摘些草叶去喂牛。她拎着沉沉的桶,一步一步地挪动,双手攥着铁环吃力地连脸都在使劲,皱纹就像在她的脸颊上打着架,扭在了一起。
她今日的活很重,女儿们回家,总得杀三只公鸡叫他们带回城里的家去。媳妇儿一个人带两个吃奶娃娃实在有些吃力,她还得去帮手。过年要备好的红烛和鞭炮,给外孙的零嘴,要包的饺子,要揉的面团……真是天造孽的,麻将都打不了。她是个爱操心的,事事都揽到身上做,又成天在怨自己是个糙命,干尽了粗活。
等杨婆喂好牛浇完菜,周遭都已经热闹起来了。隔壁的王婆拎着一袋子的糖心芝麻馅的炸饺子走到门前,看着回来的杨婆白着嗓喊道:“今日开不开台?”杨婆挥了挥摘下的袖套和手套,拐着腿连连摇头:“娃子等我回去带哩!”
太阳爬上平屋的屋顶,直直把热气吐在人们的头顶上。温度一下蹿高了,人人都把早上裹紧的羽绒服脱了下来。石灰铺的地面被灼地滚烫,若不穿鞋袜站上去,保准要烫得跳脚。
平屋也醒了过来,大女儿家的姑娘妙若回了乡,慢吞吞地从房里蹭出来,眼睛都快贴上手机的屏幕。阿彬的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在小厅里上蹿下跳,声音响得隔壁阿婆路过都得偷偷瞟上一眼,看看是不是这两兄弟又打了起来。最晚出来的是打了一晚鼾的阿彬。昨夜出去和他那帮子的狐朋狗友喝酒,醉得不成样子,哈喇子顺着嘴角流到下巴,最后津湿了衣领,左右两个人合力把他搀着,他这身躯倒差点让这两个兄弟摔个狗啃泥。凌晨一两点回的家,他一会骂一会笑,醉话说完又在平屋里唱歌,嘹亮的歌声吵得所有人睡不着觉。最后还是杨婆从屋里走了出来,骂骂咧咧地把儿子扶回房。